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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人们常常把我们生活的或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时代[54]，因为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T）或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简称ICT）的快速发展和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55]。本节即简要介绍现代ICT快速变革及其广泛渗透和改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我们从信息通信技术的三次创新浪潮开始，随后介绍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中扩散所带来的影响，最后讨论为什么信息技术革命有时被称为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3.3.1 信息技术创新的三次浪潮
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科学基础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发明二进位制的时期。但是作为一场产业革命，人们通常把它的起始点定在1958年得克萨斯仪器公司（TI）开发出集成电路之时。从那时到现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一直极为活跃，其中涉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非常之多，整个过程相当复杂。为简便起见，我们以代表性的创新为主要标志，将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浪潮划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其中前一个阶段的创新领域通常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活跃。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时期信息通信技术的突破可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为代表。自从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发出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以后，计算机的性能一直快速提升，计算成本迅速下降，其核心器件由原来的真空管发展到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1965年，当时还是一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Fairchild）电子工程师的摩尔（Gordon E. Moore）[56]在《电子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将每年翻一番。后来，他虽然对翻番所需要的时间修正为18个月，但这个被称为摩尔定律的法则成为半导体产业研究开发路线图（roadmap）的基准，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一直大体上有效。表3.9是英特尔（Intel）公司开发的有代表性的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
表3.9 从中央处理器（CPU）看“摩尔定律”的作用
资料来源：INTEL公司网站。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技术进步，目前一条主流的大规模芯片生产线生产的芯片上电路线的宽度仅为0.09微米，涉及数百道工序，再也不可能如当初那样由小公司来生产了。这个产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密，大体可以分为设计开发、芯片生产和封装测试三个大的行业。在集成电路生产规模化的关键时期，日本和韩国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国家通过大规模投资，成功进入这一行业，至今还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台湾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代工（OEM）形式加入这一行业，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
在这一时期，赫赫有名的硅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一片20世纪50年代还盛产大樱桃的地区诞生，成为世界IT产业之都。
专栏3.3 硅谷为什么成为创新者栖息地？
硅谷是指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纵深约100公里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这里本来以农业为主，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盛产樱桃。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中心。
在20世纪60~90年代，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几乎都和硅谷有关：集成电路（国民半导体、英特尔、AMD）、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惠普、太阳微系统）、三维图像（硅谷图文）、数据库软件（甲骨文），还有网络计算器（3Com、思科），都是由在硅谷诞生成长的公司领军的。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
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作为一个成功的高技术企业聚集地区的优势在于它有一种使创业精神转换为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1）成熟、有利企业发展的游戏规则；（2）各种知识的高度集中、互相交叉；（3）高质量、流动性很强的专业人士队伍；（4）注重结果的奖励机制；（5）对承担相对较高风险给予奖励并且容忍、理解失败；（6）开放的商业环境；（7）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界的良性互动；（8）企业、政府、非赢利机构之间的合作；（9）高质量的生活环境；（10）非常专业化的商业服务配套环境。正因环境条件适宜，高技术创业公司（startups）得以在这块栖息地上迅速繁衍和茁壮成长。
斯坦福大学对硅谷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强大的研究力量，大学允许教师作为咨询顾问参与到产业界，担任企业的董事，甚至短期离职（如果符合学校利益的话），还鼓励创业，其工业园区当年以象
征性的1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但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也不参加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其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大学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校友和成功企业家对学校的捐赠，学校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并不“经商”。
硅谷的业绩引起各国的关注，并希望建立自己的“硅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硅”字命名，如爱尔兰的“硅沼”、苏格兰的“硅峡”、英格兰的“硅泽”、越南的“硅滩”、以色列的“硅壑”，等等。但目前仅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少数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共同特点是与硅谷联系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是硅谷的延伸。
根据李钟文等主编（2001）：《硅谷优势——创新者和创业者的栖息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萨克森宁（1994）：《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两部著作编写。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事件是个人计算机的商业化与软件成为相对独立于硬件的产业。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技术的进步，计算机进入家庭的技术难关在70年代中期以后渐次攻克。在微软公司（Microsoft）1981年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个人计算机开发操作系统之后，相对独立于硬件的软件产业开始迅猛发展，并与个人计算机的快速普及相互呼应。虽然8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上的很多进展与软件相关，但相对集成电路的创新速度，软件的优势似乎主要体现在多样化方面，它自身的流程化标准化操作要晚得多，直到世纪末才被普遍采用，这已经是20年后的事了。目前，在需求调查、框架设计、任务分解等高端领域，发达国家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劳动密集型的编写代码（coding）、测试等低端环节，则越来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从中大为获益，成为世界重要的软件出口（主要是软件服务和软件代工）国家。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浪潮可以互联网的商业化和数码化的多媒体技术为代表。90年代初互联网在技术上实现了数码化，同时开始摆脱了非赢利性应用的束缚，迅速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扩展。与其互补的图形界面、万维网、浏览器和非对称密码技术也很快商业化，层出不穷的电子商务模式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多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几个大型产业，如电视、摄影和电影复制品（如DVD）行业向数码化经济转型。射频标签技术（RFID）的引入更进一步扩展了互联网的功能[57]，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服务环节卷入到网络化和数码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政府在上世纪最后几年，先后推出了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美国政府也发布了几份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报告。
专栏3.4 21世纪初部分国家的信息化战略
信息化是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过程。近十多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制定实施了信息化战略，以加快这一转型。这些战略把未来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线与无线网络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ubiquitous）网络和数字化消费产品可以使信息通信技术与国民生活实现无缝结合。这种认识背后的技术基础在于，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已经趋于成熟，无线技术（如Wi-Fi、WiMAX及射频标签）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下分别简要介绍欧盟、英国、日本和韩国这个方面的情况。
2000年3月，欧盟15国领导人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确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即“里斯本战略”，要使欧盟在2010年前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为实现里斯本战略的目标，欧盟把信息社会政策看作使欧洲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手段，因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驾驭这一转型是“中枢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为此，欧盟在2000年制定和实施了“电子欧洲—2002”，推动“服务所有人的信息社会”建设。从列出的11个关键性领域行动清单看，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价格低廉、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接入；二是投资于人和技能；三是刺激使用互联网。到2002年底，“电子欧洲—2002”开列的65个目标中的绝大多数提前完成，互联网的家庭渗透率翻了一番，电信监管框架和电子商务法律框架到位，网络接入价格下降，几乎所有的公司和学校都联网了。
随后，欧盟延续制定了“电子欧洲—2005”，将该计划延伸到2010年，中期目标是到2005年，欧洲在廉价的宽带接入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提供现代的在线公共服务和动态的电子商务环境。但从实施情况看，虽然宽带网络接入率大幅提升，但并没有转变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加率。其中原因，2004年的“电子欧洲—2005”中期评估报告有所分析。报告认为，“电子欧洲”计划应获得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目标，为此目标，需要将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的动力，ICT应当更贴近公民的需求和期望，确保公民“更便捷地”参与到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去，需要强调改进服务，需要将少数的个案成功快速转化为大范围的成功。
英国过去的努力已经使英国在数字电视领域和宽带市场方面在西方七国集团中成为一个领先国家，但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一是利用ICT使公共服务现代化，使公共服务个性化、高效率和快速回应；二是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技术的前沿；三是让互联网使人人受益。该国信息化战略是使英国转型为国民感到舒适的数字化国家。为此目标，政府规划了七个行动计划：（1）利用数字化使学习转型；（2）为地方机构建立“数字化挑战奖”，奖励在公平或是卓越方面表现突出的地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3）使英国成为使用互联网最安全的地方；（4）制定公共服务转型战略；（5）制定管制战略；（6）方便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接入网络；（7）为新颖的宽带内容创造适宜的环境；（8）2008年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评估。
日本政府2000年通过了《IT基本法》，作为信息化政策的基本根据，随后由首相府的IT战略本部提出了《E-Japan战略》，战略目标是2005年实现3000万家庭宽带上网和1000万家庭实现超宽带上网。
E-Japan战略目标在2003年提前完成后，日本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推进宽带平台的实际使用上，于该年7月制定了“E-Japan战略II”，目标是“在2006年以及2006年以后日本将继续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CT国家”，该计划选出了医疗、饮食、生活、中小企业金融、知识、就业和行政服务等七个领域为战略重点，并在同年设立评价调查会，请民间人士对IT战略提供建议。该计划将在2005年结束。
2004年8月公布的以发展泛在网络社会（U-Japan）为中心主轴的《平成17年度政策纲要》是确定今后方针的基础。U-Japan目标是到2010年把日本建成一个“利用ICT实现随时、随地、任何物体、任何人（anytime，anywhere，anydevice，anyone）均可连接的泛在（ubiquitous）网络社会”。按照U-Japan政策，2010年所有国民可无缝使用有线上网和无线上网的高速或超高速网络。由于无线上网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并导致频率资源短缺，因此要从根本上高效推动频率开放战略。
韩国金融危机后，韩国把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转向信息化，由总统主持“信息化战略会议”，先后出台“信息化促进法”、“信息化促进计划框架”、“韩国21世纪信息化计划”。通过不到10年的大力推动，韩国进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IT强国行列。2002年4月政府出台了第三个信息化基础设施计划（2002～2006），即E-Korea计划，总目标是将韩国建成全球IT领先者，借此为每一个韩国人创造一个终生学习的机会和上网的环境，促进政府利用在线办公提高办公效率和质量，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能力，并加大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
鉴于宽带和移动通信网络趋于成熟，以及无线技术（如无线射频标签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2004年韩国也与日本一样，提出了“U-Korea促进战略”，将未来的网络世界看作是有线与无线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网络的建设和数字化消费产品使技术更为人性化，并与生活紧密结合。按照“U-Korea促进战略”，到2007年，韩国将建设成一个泛在的信息社会，使国民能够通过任意的信息设备接入网络从而实现人所称道的“e生活”，并成为东北亚的信息技术枢纽。
根据E-Europe 2005（europa.eu.int/informationsociety/eeurope/indexen.htm）；Shiro Uesugi（2005）：From E-Japan to U-Japan：Japan's ICT Policy Movements（apseg.anu.edu.au/pdf/apsegseminar/ap05suesugi.pdf）等资料编写。
在创新基础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使ICT部门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表3.10为美国商务部所定义的IT部门，欧洲对ICT部门的定义更为广泛。[58]
表3.10 美国商务部定义的IT产业
*来自计算机制造商的分支机构销售额中的批发和零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Digital Economy 2003，Box A-2.1，https：//www.esa.doc.gov.
同时，ICT部门的创新潜力依然巨大。从研发（R&D）情况看，这些部门的R&D投入明显高于其他领域。美国IT行业的R&D密度（R&D支出除以行业销售额）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而2001年全部公司R&D开支中，IT公司占据了31%（如表3.11所示）。这意味着IT部门的创新将继续活跃。
表3.11 美国的IT部门研究开发支出（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Digital Economy 2003，Table 1.6，https：//www.esa.doc.gov.
3.3.2 计算机生产率悖论：ICT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
持续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改进，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与直觉不一致的现象。与鲍莫尔提出服务业的“成本病”相类似，他们指出，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并没有带来生产率改进！1987年，也就是个人计算机在美国快速普及的时期，索洛惊讶地发现，“除了生产率统计，人们到处都能看得到电脑时代[59]”；这和人们所想的截然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计算机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Solow's paradox）。
对这一看来与常识相矛盾的现象，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大卫（Paul A. David）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用电动机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滞后于电力的发明来解释由时滞导致的ICT对生产率的影响。这是对有关索洛悖论的最为系统的理论解释。他指出，从重大的技术变革到能显著度量，需要很长的时间。1899年，美国家庭使用电灯的只有3%，电动机在工厂使用的发动机份额也只有5%，大约花费了20年的时间，电气化才达到50%的水平。他把这种通用目的技术在度量显示上的滞后主要归因于网络外部性。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当时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60]。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格利奇斯（Zvi Griliches，1930~1999）对索洛悖论的数据基础方面的解释。他指出，现有统计数据使生产率度量受到了相当的限制，比如服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诞生在一个相对忽视服务业的时代，何况服务业的度量经常使用的是投入数据而难以精确度量产出，这必然对结果有重大影响；另外，在质量改进等方面，如何反映技术进步，也是现有核算的一个重要限制[61]。
大致说来，到20世纪最后的几年，在改进数据来源和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ICT部门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索洛本人也在2000年表示这一悖论已经解决[62]。以美国为例，随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信息通信技术对美国经济效率改进起了重要作用的意见。其他发达国家在统计体系上尚不如美国完备，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也不如美国活跃，在生产率计量上消除这个悖论的时间稍晚一些，但结论是相似的[63]。
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率改进可以从ICT部门本身的快速发展和ICT在各个部门的快速普及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出说明。
表3.12显示了美国的IT部门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所谓的IT产业，大体与表3.10包括的范围一致。
表3.12 IT部门对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
*估计值基于人口普查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Digital Economy 200 3，Table 1.1，https：//www.esa.doc.gov.
至于IT应用部门的情况，从表3.13可以清楚地看出，IT密度高的部门的表现显著优于整个经济，当然也优于IT密度相对比较低的部门。其中的IT密度高的部门的定义，可见下节表3.15列出的部门。
表3.13 1989～2001年美国的GDP平均增长（%）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Digital Economy 2003，Table 4.1，https：//www.esa.doc.gov.
总之，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创新及其广泛应用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改进，但这一过程要比人们原来想象得更为复杂。信息技术革命最重要的进展来自信息的收集、存储、传输、处理方面。在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在生产率统计上不能明显显现。只是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与各个经济领域的技术相互结合时，它对经济整体效率改进的强大影响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猛发展固然有助于整个经济的效率改进，但这一过程相当复杂，并耗时甚久。这意味着它还具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
3.3.3 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经济学家在研究了美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之后发现，“在美国，信息技术革命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64]。把信息技术革命看作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这显然是和国内通常的习惯有距离的，我们更习惯把这次革命及其重大意义归结为一个“制造业的故事”。经济学把它叫做“服务业的故事”的根据是：
首先，从信息通信产业的兴起来看，它得益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前面两个潮流（与科学相关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服务业的兴起）的汇合。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硅谷为例，早期的政府采购、大学、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和期权市场、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属于服务部门。[65]
其次，就信息技术的供应而言，随着产业的成熟，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外包和直接投资在国外进行制造，其本土的信息产业则越来越向服务部门倾斜。其实，这也是世界信息产业的总体格局。根据《欧洲信息技术观察》（2004），2003年，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为25%，而软件、IT服务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达到了71%（见图3.6）。
图3.6 2003年世界ICT产业的构成
资料来源：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 2004，转引自石怀成主编，《世界信息产业概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5年，上册，第3～4页。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任何一种产品创新在工艺上相对成熟之后，发达国家就通过外包、直接投资等方式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本身则越来越集中于设计、研究开发和市场等方面，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个人计算机组装、软件等等，无一例外。在这个过程中，IT产业的国际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是完整和自足的，这个行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
第三，就ICT的使用而言，服务部门的IT投资最为密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计算，服务部门使用了近80%的计算机投资。如表3.14所示：
表3.14 美国经济中的计算机投资（%）
说明：本表中的计算机由标准产业分类中的OCAM（Office，Computing，Accounting Machinery，即办公、计算和会计器具）代表。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转引自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2004）：《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国际研究综述与启示》（打印稿），第51页，表5。
同时，美国商务部的分析排列出的IT资本密集使用部门大部分属于服务业。根据该部门的分析，总净资本等于IT设备（ITEQ）、非IT设备（Non-ITEQ）和建筑物的加总。如果某一行业平均ITEQ/FTE（人均使用IT设备）与总ITEQ/FTE相比大于1，就表明该部门的IT密集程度高于整个经济。结果表明，电报电话业IT投资密集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部门，看来，欧洲通常使用ICT的概念确实有其现实基础。
表3.15 美国经济部门应用信息技术（IT）密集度排列
注：国民经济分析局的标准产业分类（简称SIC）中的两位数产业定义过于宽泛和笼统，有时两位数行业中有的三位数和四位数的行业IT密集，而另外的三位数或四位数行业不是这样，所以对在两位数层次上的IT密度高和IT密度不高的行业都赋予了同样的两位数排列。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2003）：Digital Economy 2003，Appendix 4.B，https：//www.esa.doc.gov.
第四，最为重要的，密集使用IT资本使服务业发生了深刻转型，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领先于其他部门。
根据崔普雷特和波斯沃斯对美国的54个行业（其中包括被列为服务部门的全部29个行业）的研究，服务业在1995年到2001年间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超过了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2.3%；排除数据不充分的两个行业，服务部门的27个行业中有24个实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这24个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又有17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比劳动生产率远为综合的指标，在这个方面的结果也是类似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77～1995年间每年增长0.3%，而在1995～2001年之间则为1.5%。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IT投资解释了IT对美国劳动生产率贡献的80%，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也有类似的结果。所以，服务行业不仅是ICT的第一大用户，其效率改进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正在于此。
表3.16 1995～2000年间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说明：表中的加速度是相对1977～1995年这一时段而言的。
资料来源：Bosworth and Triplett（2003）：“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eptember 1，2003，Table 3.
ICT导致服务业效率大幅提高是与服务业的转型同步进行的。信息技术的采用使服务业的劳动分工得以深化，这种趋势的标志之一就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基于IT的服务可以在分离的国家进行了，离岸（off-shore）服务贸易和基于网络的服务（IT-based services）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目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热点问题。这一转型的核心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趋同趋势，或者用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 1921~2010）和苏特（Luc Soete）的话说，“从根本上说，信息通信技术（ICT）使服务业更具贸易性并且更像制造业，使工业和服务业更加趋向一致”[66]。
其中，由于政府部门是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服务部门，使用IT技术也更加具有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和可问责性的潜力[67]，所以，自美国政府在1993年明确提出电子政府（E-government，国内通常译为“电子政务”）理念之后，它也快速发展并向世界扩散。目前，联合国和很多国际组织也定期发布报告，报道各国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在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及生产率方面的进展情况。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经济学家说“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实从理论的角度看，信息技术（IT）革命与服务部门关系特别密切并不奇怪。既然服务部门是一个受到信息成本极大约束的部门，而信息技术革命通过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使服务部门发生转型，并进而大大推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对于传统制造业乃至更为传统的采掘业也有着重大意义。
[1] 本节与范世涛合写。
[2] 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3] 如弗里曼（Chris Freeman）和苏特（Luc Soete）在他们著名的创新经济学教科书中说：“既然这种关系是相互作用的，那么人们通常喜欢用‘与科学相关的技术’这个词，而不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因为后者带有一种过于简化的、思路单向流动的含义。”参见弗里曼、苏特（1997）：《工业创新经济学》（第3版），华宏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4] 哈贝马斯（1970）：“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J. Har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pp.81~122.
[5] 于光远（2001）：《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http：//www.yuguangyuan.net/w17.htm。
[6] 这一概念如此风行，必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推究起来，一是因为科学传统的缺失，二是对近代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误解。
[7] 转引自司托克斯（Donald E. Strokes，1997）：《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8] Eric Ashby（1958）：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技术与学术》），London：Macmillan，1958，p.50，转引自司托克斯前引书，第29页。此段原文为：“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by hard heads and clever fingers. Men like Bramah and Maudslay，Arkwright and Crompton，the Darbys of Coalbrookdale and Neilson of Glasgow，had no systematic education in science or technology. Britain's industrial strength lay in its amateurs and self-made men：the craftsman-inventor，the mill-owner，the iron-master.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the Crystal Palace，that sparkling symbol of the supremacy of British technology，was designed by an amateur. In this rise of British industry,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layed no part whatever，and the Scottish universities only a very small part；indeed formal education of any sort was a negligible factor in its success.”
[9] 马克思、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页。
[1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3页。
[11] 德鲁克（1993）：《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9～31页。
[12] 《资本论》中译本把technology译为“工艺学”，参见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3页。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百科全书全名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于1751～1772年间以39卷本的形式面世。该书包括大量技术和工程内容，对法国技术的系统化产生重要影响。
[13]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3页。
[14]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3页。
[15]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3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8页。
[17]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6）：《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刘赛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88～289页。
[18] 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19]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6）：同前引书，第293页。译文根据英语原文译出，略有改动。
[20] 培根（1623）：《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1] 默顿指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具有独特的可发挥道德权威作用的规范体系，如果感到有人正在违背这些规范，人们就会特别援引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优先权的论战（这种论战总是异常激烈，而且参与者容易感情冲动）尽管可能会使争论的温度升高，但它们并非仅仅只是脾气暴躁的表现，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对被看作是违反了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见默顿（1973）：《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4页。
[22] 优先权指的是某项发现或发明是由谁最先作出的，人们对这项事实的认定和重视就成了发现者或发明者的一项权利。
[23] 参见Partha Dasgupta & Paul A. David（1994）：“Towards A New Economics of Science”（《迈向新科学经济学》），Research Policy，Vol.23，pp.487~521；Paula E.Stephan（1996）：“Economics of Science”（《科学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ⅩⅩⅩⅣ（Sept.），pp.1199~1235.
[24] 小李克特（Maurice N. Richter，Jr.）指出：“我们所谓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世界上所有科学家共同组织成的，他们在彼此之间维持着为促进科学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特有关系”。参见李克特（1972）：《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38～142页。
[25] 默顿（1973）：《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ⅩⅩⅩⅨ页。更完整的论述，见默顿（1938）：《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他有关清教伦理与科学发展的研究显然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的影响。
[26] Paul A. David（2001）：“From Keeping ‘Nature's Secrets’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pen Science’”（《从保守“自然的秘密”到“开放科学”的制度化》），Working Papers 01006，Stanford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Economics，pp.15~16.。
[27] 范世涛（2005）：《信息化、结构转变和发展政策》，载《比较》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71～74页。
[28] 蒋志培（2003）：《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博士论文)。
[29] 参见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2001）：《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黄少卿译，载《比较》第19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30] 莫韦里和罗森堡（1998）：《革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革新》，王宏宇、贺天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31] 诺斯和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2] 这四个特点的原文是：Wide scope for improvement and elaboration；Applicability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uses；Potential for use in a w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processes；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with existing or potential new technologies.见R.G. Lipsey，C. Bekar and K. Carlaw（1998）：“The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GPTs”（《通用目的技术变化的影响》），In E.Helpman，ed.：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8.
[33] 参见T.Bresnahan and M.Trajtenberg（1995）：“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Engines of Growth？”（《通用目的技术：增长的引擎？》），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65，pp.83~108.
[34] 南亮进（1990）：《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景文学、夏占有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113~117页。
[35] 由于日本的后期工业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经济结构没有受到战时经济的影响，它的服务业超越工业成为占优势地位的产业较之英、美两国提前了。
[36] 参见“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2005）”：《“重化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8月29日。
[37] 金万堤（Kim Man-Je）原为韩国西江（Sogang）大学教授，1972～1982年任韩国政府主要思想库——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首任院长，1982～1986年任韩国副总理兼企划院长官。
[38] 感谢高世楫同志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39] 博尔格和李斯特（Suzanne Berger & Richard K.Lester，1997）：《由香港制造——香港制造业的过去·现在·未来》，侯世昌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图3.4见该书第32页，表式略有变动。
[40] 博尔格和李斯特（1997）：前引书，第34页。
[41] Dirk Pilat and Anita Wolf（2005）：“Mea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的度量》），OECD科学、技术和工业理事会工作论文，DSTI/Doc（2005）5。
[42] 见通用电气公司收入合并报表。
[43] 肖莹莹：《欧美市场处境艰难，通用汽车西方不亮东方亮》，载《经济参考报》，2005年4月11日。
[44] 著名的电脑制作商宏碁现在就被看作一家服务业企业。在服务业务带动下，2003年宏碁营业收入增长100%，在《天下》评比的台湾服务业500强中，从13名跃升到第4名（参见官振萱：《冷冷王振堂要烧热宏碁》，载《天下》第301期，2004年6月15日）。
[45] 见W.Baumol（1967）：“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es”（《非平衡成长的宏观经济学：对城市危机的剖析》），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7，No.3，pp.415~426。
[46] 见Z. Griliches（1994）：“Productivity，R&D，and the Data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1，pp.1~23。
[47] Barry P. Bosworth & Jack E. Triplett（2003）：“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服务业的生产率测算：“鲍莫尔病”已治愈》），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3(Sep.) 23~33.
[48]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可以把它叫做“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2页）的成本”。
[49] 道格拉斯·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8页。
[50] “微笑曲线”是施振荣在1992年的《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一书中提出的，用以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IT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产值结构的变化。他据此制定了宏碁超越代工（OEM）和自创品牌的新战略。参见施振荣（1992）：《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4年（第二版），第296～298页。
[51] 利丰研究中心编（2003）：《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52] 参见许善达（1985）：《论美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因素及给我们的启示》，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杂志，1985年第64期。
[53] 也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保持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原有定义。鉴于包括三次产业的广义工业概念与汉语习惯的狭义工业概念不一致，而广义的工业化概念也与国外学术界原有的工业化概念不一致，他们把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高度发展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者用一个含有贬义的说法“产业空洞化”（industrial hollow-out）来描述（参见范世涛前引文）。
[54] 对于这一新时代，还有不同的称呼，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等等。
[55] 欧洲通常使用ICT概念，以表现现在通信技术完全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而美国的文献则依然主要使用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一般说来，欧洲的ICT产业定义得比美国更为宽泛。
[56] 摩尔1968年7月与人一起创立了Intel公司，担任执行副董事长，于1975年出任董事长和CEO，1979年4月出任董事会主席和CEO，一直到1987年，才任专职董事会主席，目前为董事会名誉主席。
[57] 射频标签是一种含有物品惟一标识体系的编码的标签。这种惟一标识体系包括产品电子代码EPC、泛在识别号UCODE、车辆识别代码VIN、国际证券标识号ISIN，以及IPv6等等，目的是使用一种统一标准的电子产品代码，使产品在不同领域都能被辨识。
[58] 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的ICT部门大体相当于NAICS（The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的信息部门（the information sector）。
[59] “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参见Robert M. Solow（1987），“We'd Better Watch Out”，The New York Times·Book Review，July 12，1987，p.36。
[60] Paul A. David（1990）：“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m Productivity Paradox”（《电动机和电脑：对于现代生产力悖论的历史透视》），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No.2，pp.355～361.
[61] Zvi Griliches（1994）：“Productivity，R&D，and the Data Constraint”（《生产率、研究开发和数据限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1，pp.1~23.
[62] 参见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规划组（2004）：《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国际研究综述与启示》，打印稿，第189页。该报告是目前国内有关索洛悖论的最为完整的综述。
[63] 迄今为止，只有美国的数据能够基本满足IT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度量分析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目前还仅限于美国。
[64] 引文的英语原文是：As with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the IT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service industry story.参见Jack E.Triplett & Barry P. Bosworth（2004）：Productivity in the U.S. Services Sector：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美国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经济增长的新来源》），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4，p.2.
[65] 李钟文等主编（2001）：《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6] 弗里曼和苏特（1997）：《工业创新经济学》（第3版），华宏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
[67] 参见E.Talero & P.Gaudette（1995）：“Harnessing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为发展而利用信息》），Discussion Paper No.313，The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