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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正如前面两章指出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化，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增长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到19世纪后期现代增长全面展开。不过，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先觉的中国人在19世纪后期从中世纪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唤时，影响他们、并被他们奉为典范的，显然只能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的道路。
4.1.1 早期增长模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中国人是在西方国家刚刚从早期经济增长转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时期形成自己的工业化思想的。因此，把中国变为像当时的西方列强那样的工业国，就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发展目标。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平民百姓按照身份和职业，被划分为士、农、工、商，统治者的政策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实行“强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1]。19世纪末，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冲击下，已经有些先觉的人开始突破“强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传统教条，寻求富强之道[2]。但直到中国的北洋舰队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维新派才提出把发展工商业作为实现富强的主要手段。震惊于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强势，在工商两业之中，又把发展工业当作强国的根本。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3]。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康有为也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主张“成大工厂以兴实业”，要求把中国“定为工国”[4]。虽然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要变中国为工业国的思想却得到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时代的限制，维新派所谓“定为工国”的工业化，只是指西方国家在早期增长阶段进行的狭义工业化，也就是实现资源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使机器大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在西方各国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以后，我国有些学者在讨论工业化问题时的眼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工业。例如，我国学者张培刚在他194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就已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5]。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认识大体上仍旧局限在狭义工业化的范围之内。
1949年以后，一方面，由于同西方学术界的隔绝，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于五六十年代以后有了突破性进展的现代发展经济学知之甚少，甚至全无了解；另一方面，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全盘接受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工业化观念。这种观念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把生产活动局限地定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工农业范围之内，而把服务业活动排除在外并定义为“非生产劳动”的观念，长时期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例如，由于接受了苏联观念，中国部门领导一直把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标志界定为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重工业产值又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由于这是我国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苏联的这一套“工业化”观念在我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致直到最近的工业化问题讨论中，还有论者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对工业化作出这样的界定：“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即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以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的比率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则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6]
4.1.2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
从政治路线的层面说，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表述取得政权以后的经济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规定为国家目标。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以后，中国全面接受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写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8]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中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这份文件还根据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9]
当时人们根据斯大林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的说法[10]，认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以上，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化要实现的基本任务。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五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当时预计，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就可以实现国家上述发展工业和重工业的任务，以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几年的执行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特别是1955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掀起社会主义高潮”的政治运动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倾向。这次“冒进”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职工工资总额增长过快和农业贷款增长过快等三个方面。针对存在的“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提出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在1956年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方针[11]。但是在毛泽东1957年批判“反冒进”和1958年提出“大跃进”的要求以后，又进一步对钢、煤等重工业提出了奇高的增长指标，发动了“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12]。“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以为只要“钢铁元帅升帐”，就能带来“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加速实现工业化。1956年在“反冒进”的气氛下，薄一波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三、四”经验法则。他认为，根据前几年的实践经验，在以后若干年内，中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以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为宜，这“既可以保证我国工业建设有较高速度的发展，又可以保证我国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13]。可是“大跃进”一来，这些比例关系完全被突破了。1958~1960年的平均积累率高达39.1%；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5%下降为34%。这场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见表4.1）。
表4.1 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资料来源：丸山伸郎（1988）：《中国工业化与产业技术进步》，高志前、梁策、王志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页，表2-7。
林毅夫、蔡昉、李周把中国当时采取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叫做“赶超战略”。他们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对由这种战略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低经济绩效和福利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4]。他们指出，在1953~1978年间，中国在高积累（平均积累率为29.5%）下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高达年均8.2%（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6.0%）的高增长（见表4.2）。
表4.2 1953~1978年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林毅夫等（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第69页。
但是，在几十年“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也没有改变自己在低收入国家中的位次；相反，与原来起点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指出，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的大型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15]根据钱纳里和塞尔奎因（Moshe Syrquin）的“常态模型”（normal pattern）来比照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份考察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从需求方面看的最大特点，是积累比重过高（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在低收入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也高得多（见图4.1）。
图4.1 中国：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结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1984）：《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附件五，《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从生产结构方面看，考察报告指出：中国与众不同的需求格局使得它的生产格局也与众不同。由于需要生产大量投资货物，因此与积累比例高相对应，制造业的比例比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高得多，而与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相类似。与此对比，农业在总生产中的比例，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相类似，这是因为需要把有限的资源中相当大一部分用来养活人口。尽管中国的制造业比例很大，但基础设施（电力、运输、建筑）所占比例却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似（见图4.2、图4.3）。
图4.2 中国：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4.1，第14页。
图4.3 中国：1982年劳动力总量的部门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4.1，第17页。
根据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常态模型”，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扭曲。中国的产业结构扭曲，首先表现为服务业严重落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包括商业）在产值和就业中所占比例非常小。1980~1981年度服务部门产值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21.6%[16]，这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40%），也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35%）（见图4.2）。
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指出，重点放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不应意味着忽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因为这两个部门对提高工农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虽然要比较世界各国的经济效率是很困难的，但是现有的资料还是相当有力地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比较低。能源等中间投入的耗费很高。报告认为，中间投入耗费和高积累率看来是造成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偏高的两项重要原因。资源配置结构偏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上激励机制的阙如，使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低下，人民也没有从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实惠。实际上，在1957~1978年的20年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甚微，农民生活几乎没有改善[17]。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农业、农村和农民受到严重损害，轻工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也一直没有改变。
专栏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和其他19、20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先进中国人一样，认为富强之道在于发展工业。在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根据苏联经验，确定了“以工业化为基础、首先建立重工业”的经济方针。
对于这一方针，在我国国内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梁漱溟在1953年9月11日政协常委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上，就对这一方针提出了质疑。他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18]
梁漱溟的言论，当即受到毛泽东严厉尖刻的批驳，被指为“用笔杆子杀人”，“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此，其他与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同的工业化思想也都受到批判[19]。
接着，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证重点发展工业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性。他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设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当时考虑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这一“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基本任务，则被规定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不过1956年“小跃进”对国民经济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给了人们以教训，使毛泽东也感到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偏颇。这使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他还在1958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郑重提出，需要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不过，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没有进行到底。相反，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并给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提出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高指标。1964年，他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主张“农轻重次序要颠倒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决定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地区以“备战”为目标的基础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建设。这样，他在1956年萌芽的想法就完全翻转过来了。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