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5.2 出口导向政策导致的问题
但是，正如东亚实行这种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那样，中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10多年以后，也渐渐显现出问题。从微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鼓励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巩固了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打工打成了专业户”）；从宏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低估本币币值，为了压制汇率升值，不得不由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高能货币，形成资产泡沫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
5.2.1 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持续支持了粗放增长模式
从微观经济方面说，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固然使需求不再受本国收入的限制，但却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而出口以外的部门则可能长期维持在欠发达的层次上（见本书专栏5.1）。
中国面临的处境正是如此。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其典型模式是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出口企业依靠国外进口的设备和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进口中间投入品后，在本地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以后，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其他贸易。加工贸易自1996年首次超过一般贸易额以来，一直是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不仅如此，加工贸易还构成了贸易顺差的主体；加工贸易顺差持续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5年及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额占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39.82%和106.43%，2007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95.06%。[6]
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只是在中国组装，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是Made in China而非Made by China。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代工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而且，由于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而这种出口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增加出口的困难。
《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举出一家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Logitech International）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在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该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占20%），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占37.5%），罗技的零配件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和安捷伦（Agilent Technologies）拿走14美元（占35%），剩下的3美元（占7.5%）归中国，而这3美元还要用来支付苏州4000名职工的工资以及能源、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苏州工厂内4000名中国员工的收入总额。《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可以说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7]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8]
显然，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资源瓶颈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收紧的情况下，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还是利大于弊的。而当条件发生了变化，所谓“刘易斯拐点”[9]已经或者将要出现，本国技术力量已经成长起来的时候，这种状况就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5.2.2 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持续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从宏观经济方面说，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相配合的出口导向政策虽然在20世纪后期对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期，它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出现外部经济失衡的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造成了巨额贸易盈余，使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并形成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如果这时候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或称自由化），盈余国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是，采取这种办法必然对出口企业形成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巨大压力；而原有利益格局的惰性，往往使汇率改革政策不能及时推出。为了保持本币的低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形成三种可能的局面：一是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形成“资产泡沫”；二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货膨胀（inflation）；还有一种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出现了哪种情况，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
东亚采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普遍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汇率改革和改造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导致货币超发，进而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在外部冲击下泡沫破灭而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以日本为例，它在1949年执行“道奇计划”时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实行日元贬值，配合其他抑制进口、奖励出口的政策，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际收支盈余的大量增加和外汇储备的大量累积。这又势必会带来本币升值压力的提高。面对这种压力，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自由化），以释放压力，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中央银行强介入，收购外汇以保持汇率稳定。选择前一种方法可能引起的问题是本币升值有可能导致出口的困难增加，因此阻力很大；采取后一种办法则不能避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缩小、货币的过量供应和泡沫经济的形成。日本20世纪70和80年代曾长期拒绝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虽然1985年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政府在深入分析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以后，也于1986年决定采用放松行政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的作用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克服由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造成的“内外两方面的不平衡”，但是这种调整并不顺利。为了抑制日元升值的速度，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频繁入市干预，收购美元，结果由于货币超发促成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猛升，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终致酿成1990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和此后十几年的衰退。
专栏5.2 台湾从奇迹到危机的经历
1954年，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和刘大中应邀访问台湾。他们建议台湾将经济发展模式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他们的建议被台湾当局采纳，从1958年4月起，台湾分两阶段将多重汇率简化为单一汇率（1963年9月完成），当年将新台币的基本汇率从15.55元兑1美元贬值到24.58元兑1美元。1960年进一步贬值到40元兑1美元，以后一直维持这一汇率到1973年2月。
在低汇率政策与其他出口导向政策的配合下，台湾出口大幅度增长。从1952年到1990年，台湾年均出口增长率达到14.3%，其中1964~1973年年均出口增长率高达25.1%。出口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在六七十年代，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10%左右。台湾经济发展的业绩先后引起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注意，并使后者在台湾之后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1971年起，台湾出口超过进口，出现贸易盈余，此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大增。1987年台湾当局拥有的外汇资产达到767亿美元，相当于23个月进口所需外汇，约为岛内资本形成总额的4.1倍。在这种情况下，新台币升值压力增加，台湾与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出口货物竞争力减弱，以至销售困难。在1972~1973年和1977~1978年都曾经因大规模顺差引起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1973年新台币升值5%，达到38元兑1美元。但是升值“太迟又太少”，于事无补。1973、1978和1979年物价指数分别上涨40%、13.5%和21.5%。
针对这种情况，蒋硕杰1981年起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持续的顺差和外汇储备积累是“令人不胜隐忧的因素”；中央银行大量卖出新台币、收购美元，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物价稳定是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条件，放弃物价稳定以加速经济增长是极端危险的做法；因而建议一方面开放进口，另一方面实现新台币升值，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减少低效率出口企业以偏高成本去换取外汇。
到了1984年9月，台湾当局正式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方针。然而这一方针意味着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因而有很大的阻力。到1985年底，新台币对美元仍然保持40∶1的低估状态。加之对新台币升值的预期促使大量资金流入，使台湾的外汇储备增加得更快。为了抑制新台币升值速度，台湾“中央银行”加速收购美元，释出巨额货币。从1985年末到1988年末，货币供应增加158.9%。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猛升形成泡沫经济。从1985年7月到1987年10月，股指从600多点升至4600多点。房地产价格也开始飙升。
虽然台湾汇率管制在1986年开闸以后出现所谓“太晚又太猛”的升值（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87年末升至28.55∶1），1989年末升至26.16∶1，给企业界造成很大的困难，然而已经无法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1989年台湾股指在6月创9000点新高，并在随后的几天内突破万点。1989~1990年房价收入比达到10以上，台北的房价收入比更是达到12以上。
和别的地方一样，泡沫总会破裂。在1990年1月台湾股市创出了12495点的最高位后，在海湾战争爆发消息的冲击下，股价直线下落，从1990年2月到10月，由12682点狂泻到2485点。同一时期，地产泡沫破裂，旗下有建筑公司的财团几乎无一不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务包袱，无数厂商因资产缩水而陷入财务困难，而银行也由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而陷入困境。
以资产泡沫的破裂为标志，台湾经济结束了高速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见下表）。所以，台湾大学前校长孙震痛定思痛道，“假定台湾政府于宣布自由化政策后认真实施，容许新台币顺应贸易情势自然升值，则升值预期不会出现，国际资金不会大量流入，货币供给不会大量增加，资产膨胀不会发生，产业界可以从容调整以适应汇率变动，让人民可以安享经济成长与升值所引起的经济福利增加，政府也可以垂拱而治，不必手忙脚乱。”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台湾的故事还在别的地方一次次地上演。
表 1951~1990年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Book 1990，台北，1991年，第23~24页。
根据杨培新、王家骥编（1989）：《台湾经济金融论文选》、孙震（2006）：《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等资料编写。
2003年秋季，围绕外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出现了广泛的争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明确地指出了长期保持固定汇率和国家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可能引致的危险，主张“尽快恢复汇率浮动、不要害怕人民币升值”[10]。出于对长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使出口企业躺在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上面，缺乏从事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的压力和动力的担心，我也认为余永定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11]。
遗憾的是，与当年台湾的情况相似，由于担心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中国迟迟未能恢复人民币的浮动。正像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12]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国家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同时，其货币政策不可能具有独立性。这样，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大量发钞以收购外汇。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6亿美元。为制止人民币升值而大量收购外汇，中央银行释出了巨额高能货币，这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2005年3月宣布制定汇率改革方案，到7月21日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次升值2%，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步上扬。2007年升值速度有所加快，到2008年7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6.8271元人民币。
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可以防止对经济、特别是出口企业产生过大冲击，但是，也导致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中央银行不得不频繁入市，加快用人民币收购美元等外汇资产的速度。央行收购外汇资产的数量，2006年达到每天6~7亿美元。以后中央银行的外汇收购进一步加速。2006年2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750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到2008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8088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西方7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的总和（见图5.6）。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是用大量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表现为“外汇占款”）购买来的；再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就转化为巨额的现实购买力。例如，为了收购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大约要释放12万亿高能货币，再乘以大约5倍的货币乘数，转化为60万亿以上的货币购买力。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俗称“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措施，但仍然形成巨额货币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这些超量供应的货币流到资产市场，即造成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飚升，形成资产泡沫；流到商品市场，则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
图5.6 1994年以来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
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首先在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市场上反映出来。从本世纪初起，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而房租却不升反降。这表明房地产市场泡沫开始形成。2004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保持两年高位后，2007年继续大幅上扬（见图5.7）。一般来说，职工房价收入比超过6，也就是说，人们用6年多的全部收入才能买到一套住房，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可以看作进入房地产泡沫区间。沿海城市房价收入比在2007年更达到10上下，广州、北京、深圳的房价收入比都达到13以上，超过了台湾1990年地产泡沫顶峰时台北的房价收入比12。[13]
图5.7 1997~2006年房价和房价收入比的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冯燮刚：《中国安居之路：走出房地产迷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2006年春季，股票市场也开始上扬，年底上证综合指数收盘2675点，而2005年底该指数仅为1161点；2007年股市继续狂升，到当年10月16日竟达到6124点这一历史最高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股票价格水平提高了将近6倍，静态市盈率（P/E）高达72倍，如果考虑到当期盈利包括股票投资收益等不可重复的盈利，动态市盈率还要高出许多。这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在泡沫形成期间，投资者由于账面财富的增加而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然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股价愈是虚高，市场就愈是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
由于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要比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慢上一步。但到2007年，通货膨胀也显现出来。该年3月，CPI指数上涨超过3%，7月已经超越“温和通货膨胀”的上限，达到5.6%，此后一路上升，2008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实际利率早已经是负数。
图5.8 上证指数日线(2005年6月1日至2007年11月2日)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并存使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进退两难。一方面要对付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房地产和证券资产泡沫一下子破灭造成系统性风险，而宏观经济当局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却十分有限。例如，提高利率会使已经饱受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之苦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其效果却因为会引发更多逐利“热钱”的流入而大打折扣。信贷紧缩更容易使中小企业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和生产停顿的问题。2007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其冲击波逐步在国际金融市场蔓延，并影响实质性的生产部门。到2007年底，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歇业倒闭的情况。随着消费物价指数（CPI）和生产物价指数（PPI）的上扬，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控制粮食、成品油和电力价格的行政管制措施，使市场机制的自我平衡作用也难以发挥，经济沿着与政府期望的结构优化、节约能源、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相反的方向发展。
总之，由于以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剧。因此，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特别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遗憾的是，中国与其他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容易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结果外汇资产快速膨胀，并转化为货币的过量供应，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为了避免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1]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9~695页。
[2]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一种流行于16~18世纪西欧的社会思潮。它的主要主张是：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采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努力增加国家的外贸收支盈余，积累货币财富。基于这种思潮的经济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体制”（mercantile system）。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的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体制。
[3]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金融家、军官、政治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4]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5] 以上均见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0~251页。
[6] 张莉（2008）：《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构分析及影响评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网站。
[7] Andrew Higgins：“As China Surges，It Also Proves a Buttress to American Strength”（《中国的崛起加强了美国的霸权》），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1月30日。
[8] 转引自吴敬琏（2005）：《破解增长模式新课题》，载《文汇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
[9]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剩余劳动力模型，在工业化实现以前的二元经济中，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是无限供应的，因而即使在城市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机会的劳动者，工资也很难得到提高。然而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最终会使剩余劳动力枯竭，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工资也开始上升。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折点，被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拐点”。
[10] 余永定（2003）：《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1] 参见吴敬琏2006年7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的发言，《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7月31日。
[12] 所谓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是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等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实现两个，而不可能同时实现。
[1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2008）：《我国房地产泡沫研究及应对措施》，http：//house.china.com.cn/goufang/%E6%B3%A1%E6%B2%A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