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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外延（粗放）增长道路，中国是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的。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作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加强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1年在“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又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20]。
4.2.1 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经济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
首先，以往受到破坏的农业有所发展，发展滞后的轻工业也有所加强。这样，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严重短缺、农民极度贫困的问题有了很大缓解；消费类工业品不仅扭转了长期存在的供应短缺，随后还开始出现部分品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次，服务业发展较快。在逐步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后，以消费性服务为主的服务行业如商业、餐饮、旅馆业等增长迅速，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行业如外贸、运输、金融业等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21.6%提高到1985年的28.5%。
但是，这两次调整都仅仅针对传统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结果进行，并没有涉及产生这些消极后果的本源。而且，第二次调整开始不久，一位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主管就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提出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一种否定“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基本原理”的“偏向”，必须“纠偏”[21]。这样，虽然经过两次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过了不久，一切又回到了原状。
由于以上原因，15年以后，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2]的要求。
4.2.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除
通观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中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存在重大的不足。主要的问题是，过多注重于改变这种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所造成的高耗费、低效率等方面的结果，而没有着重于消除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于作为传统工业化道路基础的思维定式和制度安排，更没有能够作系统的清理。
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留在我国当前经济中的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虽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1995年起已经从只核算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改变为把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核算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但是，把GDP的高增长和“物质生产领域”产值增长速度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国家目标，以及把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等老习惯和老做法并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决策的干预权力。虽然我国已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发挥得很不够，土地、矿藏、贷款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或者受党政领导决策的影响。这就使各级政府官员有了运用这种动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来实现自己“政绩”目标的可能。
第三，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包括营建“改变城市面貌”的“形象工程”和“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绩工程”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值税（VAT）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各级政府努力运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力量营建产值大、税收多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业的重大项目。
第四，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下，国家为了鼓励缺乏效率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造成高资源和资本投入、低效率企业的盈利假象[23]。目前，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情况依然存在。土地、矿藏、淡水、能源、资金、劳动、外汇等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主管机关往往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名义下，给这些生产要素规定偏低的价格[24]，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了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迈尔斯（Norman Myers）和肯特（Jennifer Ken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见表4.3）。
表4.3 能源定价反映全部成本之后对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注：*：以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与汇率为基础计算。
**：补贴能够提高消费者盈余增加额与厂商的盈余增加额的总和。消费者盈余的定义是：消费者对单位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厂商盈余的定义是：厂商出售单位商品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其愿意接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与厂商的盈余增加的总和小于转移支付的数额（补贴额），就意味着补贴政策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取消补贴将提高经济效率。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和N. Myers and J. Kent（2001）：Perverse Subsidies：How Tax Dollars Can Undercu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补贴的谬误：纳税人的金钱是怎样损害环境和经济的》），Island Press；转引自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陈光炎（2004）：《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圳与中国——在2004深圳发展论坛的演讲》打印稿，2004年10月22日。
由于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和继续发生作用，那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维持高增长的做法就很容易自动死灰复燃。
我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作为主线。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一口号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所谓产业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乃是经济效率提高最基本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正是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症结所在。问题在于，何谓“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向什么方向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者，通过自由市场上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它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在资源的自由交换中使其流向可以获得最高效率的地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则是反映行政官员的意志和要求。如前面所说，在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还远未完成、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配置权力的条件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由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配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许多地方便不顾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工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使本地经济实现“重型化”或“重化工业化”。于是在世纪之交很快形成了大规模投资、“铺摊子、上项目”的全国性热潮。
主流媒体为我们描绘了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维持20年的高增长，中国的经济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既是中国经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结构变革，也将因此而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这是用和平方式重塑中国与世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这个过程至少延续15~20年。过程之中，中国经济出现10%以上幅度的高速增长将毫不奇怪；过程结束之时，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首位亦在预料之中。”[25]不少地区也纷纷宣布，本地区已经“开始进入以重型化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本地区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本地区“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作为支撑，本省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重化工业难以回避”。[26]各地热衷于赶上“重化工业化”这趟车，过去产业结构较“轻”的地区或较“重”的地区都没有例外：经济结构原来较“轻”的地区认为，“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这一阶段”，“我省必须改变过于‘轻型化’的产业结构，以重型化为方向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原来结构较“重”的地区则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对我省长期以来一直偏重的工业结构，以及国有经济偏高的所有制结构，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性机遇”。[27]就像一篇报道所说的，“事实上，自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28]就这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被诠释成了“走重化工业道路”、“重型化道路”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