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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出口导向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按照粗放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对于这种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马克思曾经详细地分析过：资本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社会消费基金的相对萎缩，使失业人口增加，广大劳动者陷于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局面，进而形成经济危机。[1]
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也都遇到了这种市场需求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矛盾。日本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采用适度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国货币汇率低估等一系列政策来抑制进口和鼓励出口，尽量为国家“创汇”，创立了后来为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的出口导向战略。由于政府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2]的政策。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等东亚“四小虎”（国内多用“四小龙”）等也仿效日本的做法，并因取得了不凡的经济表现而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奇迹”。再后来，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5.1.1 从进口替代全面转向出口导向
中国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后，实际上就已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不过，当时中国采取的并不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而是东亚以外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的进口替代政策，它以高度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币高估为主要政策手段，目标在于以本国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取代进口品。
专栏5.1 出口导向战略
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可以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大类型。其中，内向型又可以分为低级形态的闭关自守型和高级形态的进口替代型两个子类；外向型则可以分为低级形态的出口导向型和高级形态的完全开放型两个子类。
表1 对外经济关系的分类
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战略和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ed）战略都是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采取的工业化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源于美国的汉密尔顿[3]和德国的李斯特[4]。进口替代的基本概念是：首先，根据历年进口数量，确定具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产品；然后，由本地生产者运用引进的技术或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生产替代进口品的产品；并通过本国货币的币值高估、设置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使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者有利可图。
在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市场先是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继而在二战期间因商业运输中断而发生严重萎缩，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踏上进口替代的道路。二战结束后，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也先后走上了进口替代的道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进口替代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战略。
但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例如，印度是一个严格执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但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四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它的人均GDP只比以前高出几个百分点。智利是另一个突出的实例。它在战后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经济在70年代初期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1973年9月军政府上台以后，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取消了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税率。经过10来年起伏不定的转轨期，智利从1983年开始出现了稳定的强劲增长，水果、葡萄酒、家具等制成品取代了单一的初级产品（铜）成为主要的出口品。1984~1994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4%，超过1952~197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3.8%）的68%，也大大超过了其他拉美国家。
为什么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程度低下，通常是由缺乏熟练劳动力、企业家、管理人才和社会组织方面的问题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贸易保护政策非但并不能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创造出竞争力，相反会使这些部门和企业效率下降。而且，进口替代战略还会因为给予少数受到保护的精英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的特权，而使二元经济以及收入分配不均和失业等问题加剧。这样，到80年代后期，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批评已经被广泛接受[5]。
和前述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相反，东亚一些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首先，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就采用适度的关税保护和进口限制以及本币低估的政策来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在这种战略的支持下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
出口导向战略是战后时期亚洲的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成功运用的战略。这种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相反，着眼点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限制进口和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赚取外汇。为了促进出口，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把鼓励国内生产的替代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政策激励转向刺激出口，以便在企业从国内销售中获得的利润减少的同时，能在国外市场销售其产品时获得更多的利润。为此，它们通常采取以下政策：
第一，维持一个使国内生产者在世界上出售其农产品、制成品和劳务时有利可图的汇率。为此，实行出口导向的国家往往采取政策手段，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
第二，对某些出口产品提供津贴，以诱使生产者在扩大出口能力方面进行投资。同时，用免税、出口退税、进口税返还、降低利率以及其他办法给予补助，帮助潜在的出口者克服进入世界市场的障碍。
第三，适度降低对某些有利的工业产品实行的高度保护性关税，同时避免对进口商品实行数量限制。因为这种战略要求国内的公司能按世界标准有效地生产，如果进行高额关税或配额制保护，企业出口就不如在国内销售自己的产品有利。
表2 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的优点和缺点
资料来源：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8~892页。
不过，出口导向战略也有它的消极方面。主要是在适度保护和本币低估的政策庇护下，出口企业由于没有受到市场竞争的充分压力，往往表现出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动力不足。而且，当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因为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而引致外部经济的失衡。所以，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实现进一步的市场化，往往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陷入长期萧条。
根据《中国改革三部曲》Ⅱ：《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8章“对外开放”的相关内容编写。
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效法“四小龙”，明确宣布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以便发挥我国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当然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静态比较优势，中国的腾飞不能仅仅靠发挥这样的比较优势。详见后面的论述。，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实现出口创汇。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开始从1美元换1.7元人民币的高汇率逐步贬值。1981年，为鼓励出口，对贸易外汇实行2.8元兑1美元结汇价。1984年，全部官方汇率贬值到2.8元兑1美元；1985年达到3.2元兑1美元，1986年是3.72元兑1美元，以后逐步下降到1990年的5.22元兑1美元。即使这样，人民币汇率总体上还是高估的。
在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的条件下，中国出口缓步增长（见图5.1）。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2%上升到1986年的10.4%。
图5.1 1979~1986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
在1986年下半年设立外汇调剂中心以后，中国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本币高估的官定汇率和一个本币低估的调剂市场汇率。在1993年末汇改前夕，前一汇率为1美元兑5.76元人民币，后一汇率为1美元兑8.6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双重政策。由于那些能够拿到进口配额和配套外汇的企业能够从汇差寻租（rent-seeking）得益，直到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中国在汇率制度上采用的还是向进口替代倾斜的政策。
不过无论如何，双重汇率加上其他奖励出口的措施（如地方外汇分成制），使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见图5.2）。到1993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GDP的16.1%。
图5.2 1986~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
在人民币整体高估的汇率制度下，中国在1979~1993年的15年里，贸易逆差的年份占了10年，而保持贸易顺差的年份，最高的差额也只是1990年不到87.5亿元。而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出口旺盛，而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国内对进口产品需求萎缩时，贸易逆差才出现下降或消除（见图5.3）。
图5.3 1979~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1994年）。
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1月1日。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分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两个步骤取消双重汇率制，实现汇率并轨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随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取消官定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通过介入市场、买卖外汇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1994年1月1日的汇率为8.72元合1美元，低于汇改前调剂市场的低端汇率，比高端的官定汇率5.76元贬值51%。在那时起直到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升值，达到1∶8.28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他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固定以稳定亚洲经济，中国采用了这一政策，并在平息东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机制实际上变成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到2005年7月21日进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开始浮动以前，一直维持在1∶8.27，上下虽略有浮动，但浮动的范围极为狭小。
5.1.2 出口导向政策支持了高速增长
1994年人民币深度贬值，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意味着中国全面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此后中国出口持续快速扩张（见图5.4），而且除1997年受到东亚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影响，国际收入盈余有所下降外，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双顺差的局面。特别是2001年11月中国正式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历时15年的谈判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了进口配额，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为降低；而且，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由15.3%降低至11.3%，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在维持低汇率的政策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更为典型和突出。2002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超常规快速扩张，“十五”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2004年以后，中国贸易顺差更是急剧扩大，从319.8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见图5.5）。
图5.4 1994年以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图5.5 1994年以来的中国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拥有数量大、素质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出口的快速扩张使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超过40%、甚至接近50%的情况下，没有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出现经济萧条，既有的增长方式得以延续十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