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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学派
一句话总结：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不要干预他们，除非市场失灵。
新古典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兴起，其开创性工作由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和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做出，站稳脚跟则是靠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大约在马歇尔时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成功将学科名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改为“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转变表明，新古典学派想让它的分析可以成为纯科学，也就是不要涉及政治（和道德）等包含主观价值判断的维度。
需求因素、个体和交换：与古典学派的差异
新古典学派宣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人，同时又觉得自己跟古典学派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前面要加个“新”字。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处。
它强调需求（源自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价值评价）在决定产品价值上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家相信，产品的价值是由供给决定，也就是由它的生产成本决定。他们以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测算生产成本——这就是劳动价值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产品的价值（他们称之为价格）还取决于潜在消费者对它的价值评价。某种产品生产困难，并不意味着它就更有价值。马歇尔更进一步，他认为，短期来看，需求条件在决定价格上更重要，因为供给条件短期没法改变；但长期的话，供给条件更重要。在长期，如果某个商品的需求增加（减少），就有更多的投资进入（撤出），生产设备因此增加（减少），产量就会增加（减少），价格也就随之下降（上升）。
新古典学派把经济想象成理性且自私的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像古典学派一样，将经济看成是不同阶级的集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个体被设想为一个单向度的人——一部“享乐机器”（pleasure machine），这部机器最大化自己的快乐（效用，utility），最小化自己的痛苦（负效用，disutility），而且这种享乐（或者说效用）也往往是取狭义的物质定义。就像我在第5章要讲到的，这严重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5
新古典学派将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转向消费和交换。对古典学派来说，尤其是亚当·斯密，生产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斯密相当关注的是生产组织的演变如何改变经济。他有一套社会分阶发展的历史观，分阶段的依据就是看其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这种历史观后来被马克思继承下来）。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体系被看成一张交换的网，驱动交换的是“自主”（sovereign）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新古典学派几乎不讨论实际的生产过程如何组织和演变。
自利的个人和自我平衡的市场：与古典学派的相似之处
尽管有这些差异，古典学派有两大核心理念还是被新古典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第一个理念是经济参与者由自利（self-interest）驱动，但市场竞争可以确保他们的行动集合产生对社会有利的结果。另一个理念是，市场能够自我平衡。[8]因此，像古典学派一样，新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新古典学派更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因为市场有回归均衡状态的倾向。
由于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在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个重要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判断社会进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认为，如果我们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那么只有一部分人境况变好同时无人变差的社会变化，才能叫改进（improvement，也译为改善、优化）。我们不能再以“更伟大的利益”的名义去要求任何人做出牺牲。这被称为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它已经成为今日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判断任何社会改进的基础。6很不幸，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帕累托标准于是成了维持现状、顺其自然也就是自由放任的有效方法。这个标准让新古典学派倒向保守主义。
反自由市场革命：市场失灵论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两个理论发展，切断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自由市场的锁链。在那之后，我们不可能再把它们等同起来，虽然至今仍有一些人存在这种误解。
两大发展中，更基本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或者说市场失灵论（market failure approach）的诞生。这个理论是由剑桥大学教授阿瑟·庇古（Arthur Pigou）于1920年代提出。庇古认为，某些情况下，市场价格没法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比如，工厂可能会污染空气和水，但因为空气和水并没有市场价格，会被当作免费物品。但这样会导致污染的“过度生产”，环境被破坏，社会遭受损失。
问题就在于，有一些经济活动的影响（effects）没有在市场上标价，因此没有被经济决策考虑到，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理由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工厂收取污染税或进行管制（比如对超出污水排放额度部分进行罚款），促使工厂减少污染。同理，也有一些经济活动具有正外部性，比如企业的研发（R&D）。由于研发产生的新知识能够被其他人所用，研发创造的总价值超过企业利用它产生的收益。因此，政府应当补贴进行研发的企业或个人，这样他们才会做出更多研发，造福社会。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还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市场失灵，这个我会在第11章讨论。
另一个发展出现在1930年代，虽然只是对帕累托标准的小修正，但同样重要。这个理论发展叫补偿原理（compensation principle）：如果某个改变对受益者的总收益在补偿所有受害者的损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就算它有违帕累托标准（也就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改进。有了这个原理，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损害某些人利益的改变背书了，只要能够补偿所有损失，从而避免陷入帕累托标准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补偿很少兑现。[9]
反革命：自由市场论的复兴
经过这两个发展，按道理新古典学派没有理由再继续推崇自由市场政策了。的确，在20世纪30—70年代，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然而，当今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有自由市场倾向的占绝大多数。之所以会这样，更多的是因为80年代之后的政治转向，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识不到自由市场的局限。单看理论的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反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弹药”反而更充足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创立的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信息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交换中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7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否认市场可能失灵的理论，比如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或者金融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政府不应该干预。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行为人（economic agents）是理性的，因此市场结果是有效率的。与此同时，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论也有所发展，它认为，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就合理，因为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还要严重（更多讨论，参见第11章）。
新古典学派的优点：精确、用途广泛
新古典学派有一些独有的优点。它坚持将现象分解到个人层面，因此，其论述精确度高，逻辑也很清晰。同时，它的用途很广，能为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用。这世上几乎没有“右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派”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但却有许多“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非常“右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讲得夸张一点，只要你足够聪明，你能用新古典经济学为任何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或个人行为辩护。
新古典学派的缺点：脱离现实的个体、过于接受现状、忽视生产
新古典学派假设人是自私和理性的，这点受到许多批评。替战友挡子弹的士兵并不自私，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竟然相信金融永远繁荣的童话（直到2008年），他们一点也不理性。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反驳这个假设（更多内容请参见第5章）。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过于接受现状。在分析个人选择时，它将社会基本结构，也就是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视为既定事实。这样一来，它所见到的选择，就只是不改变社会基本结构的那些。比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包括“自由派”的克鲁格曼，都认为我们不该批评穷国的低薪工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工作，可能就没工作了。如果将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视为不变，那确实说的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结构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来替代那些低薪工作。我们可以制定新的劳动法保障工人权利，进行土地改革以减少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比如农村人口不外流），或者通过产业政策创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工人就不是在低薪和无工作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低薪和高薪之间做选择了。
新古典学派专注在交换和消费，忽视了生产，而后者是经济的一大组成部分——对许多学派来说，生产是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就贬损了新古典经济学一顿，说它只适合分析“在森林边缘拿胡桃交换草莓的孤独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