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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为主角：经济决策的现实
有些经济学家更关注现实的经济决策，而不是理想的经济决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赫伯特·西蒙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们发现，个人主义观从19世纪末就过时了。从那时候起，从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内部决策结构很复杂的大型组织，比如企业、政府、工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
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是企业，不是个人
今天，最重要的生产者是大企业，员工多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覆盖几十个国家。全球最大的200个企业，产出就占全球总产出的10%左右。据估计，国际制成品贸易中有30%—50%其实是公司内贸易（intra-firm trade），也就是同一家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或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将自己的投入与产出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1比如，丰田在泰国春武里的发动机厂，将自己的产品“卖”给丰田在日本或者巴基斯坦的装配厂。这种可能算是泰国出口到日本和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交易。这种贸易的产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日本丰田总部说了算。
企业做决策不像个人
从法律上来说，大企业的决策我们应该都能追踪到特定的个人，比如CEO（首席执行官）或者董事长。但不管这些人的权力有多大，他们为公司做决策的方式还是跟个人为自己做决策的不一样。企业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企业决策的源头是股东。通常我们说股东“拥有”公司，这个作为简单描述可以，但严格来说，不正确。股东拥有公司的股份（或股票），使得他们有一定的权利参与公司管理。但股东对公司的拥有，跟我对我的电脑和筷子的拥有还是不一样。接下来，我会解释两种股份——优先股（preferred shares）和普通股（ordinary shares），讲完你就会更明白了。
优先股的股东享有股息（dividends）分配的优先权。所谓股息，就是派发给股东，而不是留给公司的那部分利润。但这个配息优先权是以牺牲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权为代价的。这些决策包括公司高管的任命与其薪酬的制定，是否跟别的公司合并，收购别人或被别人收购。对这些事情有投票权的股份叫普通股。说是“普通”股东，其实在决策权上一点都不普通，他们通过投票做出集体决策。通常是一股一票，但在一些国家，某些股份享有较大的投票权，比如在瑞典，有些股份是一股等于一千票。
谁是股东？
现在几乎没有像以前由单一资本家拥有多数股权的大公司了。但保时捷-皮耶希家族是个例外，这个家族拥有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超过50%的股份。
不过还是有很多巨型企业有一个控股股东（dominant shareholder），这个股东拥有的股份多到足以决定公司的未来，也就是拥有控股权（controlling stake），通常至少要拥有总有表决权股数的20%。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拥有脸书（Facebook）28%的股份，就是控股股东。瑞典的瓦伦堡（Wallenberg）家族则拥有萨博（Saab）汽车公司40%、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30%、爱立信（Ericsson）公司20%的股份，是这些大企业的控股股东。
大多数大公司并没有单一控股股东。他们的股权非常分散，以至于没有单一股东能有效控制公司决策。比如，截至2012年3月，丰田汽车的第一大股东——日本信托服务银行，也只拥有丰田股份的10%多一点；第二和第三大股东则各拥有6%左右。即使一致行动，三大股东加起来也不到四分之一的票数。
两权分离
股权分散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即使没有股权，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这种情况被称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简称两权分离。这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代理人（职业经理人）在经营企业时的商业行为，可能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而不是委托人（股东）的利益。也就是说，职业经理人可能会最大化营业额而不是利润，或者助长公司的官僚作风，因为他们的威望跟公司的体量（通常由营业额衡量）和员工人数正相关。这正是1987年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男主角戈登·盖柯所抨击的。有一幕，他批评他正要收购的公司居然至少有33个副总裁，而且这些副总裁都不知道在干吗。
许多亲市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玛（Eugene Fama），都认为委托代理问题即使无法消除，也可以通过将经理人的利益往股东利益这边靠来减少或减轻。他们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让企业并购变得更简单（呼唤更多像戈登·盖柯这样的人出现），这样股东如果对经理人不满意，就能轻松换掉他。第二种是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中很大一部分以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形式支付，这样，他们就会从股东角度考虑问题了。这种思想叫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这个词由1981年新任通用电气CEO和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提出后，立马席卷英美企业界，后来又传播到全世界。
工人和政府也影响企业决策
工人和政府对企业决策也有重要影响，只是在英美不常见而已。
工人在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或瑞典，除了通过工会活动，还可以选出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来影响公司决策。尤其是在德国，德国大企业实施劳资共决制（co-determination system），有两层董事会，分别是“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就像其他国家的董事会一样，负责做出最重要的决策，比如并购或者关闭工厂，但必须得到监事会批准。虽然监事会主席是理事会任命的，而且有决定票，但监事会里面有一半的票数在工人代表手里。
政府有时候作为企业股东，也参与企业管理决策。政府在私营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比人们想的要大。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浆生产商斯道拉·恩索集团（Stora Enso），有25%的股份由芬兰政府持有。德国第二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也有25%的股份在德国政府手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工人和政府的目标跟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不一样。工人想要让失业数量最小化，增加工作安全感和提升工作条件。政府必须考虑企业之外许多团体的利益，比如供应商、当地社区，甚至环境保护组织。最后，那些有员工和政府深入参与管理的公司，其行为就会跟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主导的企业不同。
大众汽车与现代企业决策的复杂性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下简称大众汽车）充分展示了现代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它的大股东是保时捷—皮耶希家族。从法律上讲，这个家族能够强行通过任何决策。但实际上大众汽车的决策并不是这样做出的。像其他德国大企业一样，大众汽车有两层董事会，其中工人代表的权力很大。而且，大众汽车有20%的股份为政府所有，更准确地说，是由下萨克森（Lower-Saxony）州政府所有。结果就是，大众汽车的决策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讨价还价程序，牵涉到股东、职业经理人、员工和普通民众（通过持股的政府发声）。
大众汽车的例子很极端，但有力说明了公司决策跟个人决策真的非常不一样。如果对这种公司决策过程的复杂没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是没法理解现代经济的。
合作社——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之外的另一种形式
有一些大企业是合作社（cooperative），由他们的使用者（消费者或储户）、员工或者独立小商家共同所有。
消费者合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的一个例子是瑞典第二大零售商Coop连锁超市。英国也有Coop，是英国第五大连锁超市。消费者合作社能够集中消费者的购买力，然后跟供应商谈更好的折扣，从而降低商品售价。当然，其他供应商像沃尔玛和高朋（Groupon），也能汇集消费者的购买力，去跟供应商谈折扣。但两者不同的是，合作社能够让给消费者更多的折扣，因为他们没有股东，也就不用股东分红。
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其实就是储户合作社。全球有近两亿人是信用合作社的成员。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中有一些其实就是信用合作社，比如荷兰合作银行（Netherlands' Rabobank，又称拉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France's Credit Agricole）。两者一开始都是农民的储蓄合作社。
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有两种：1. 工人合作社，由他们的员工所有；2. 生产者合作社，由独立生产者所有，这些生产者一致同意集中各自的资源，一起生产某些产品或服务。
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集团（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有近7万名员工合伙人，分布于旗下的一百多个合作社，每年的销售收入有190亿美元左右（2010年）。2其销售额和员工数，都在西班牙排第七。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另一家著名的工人合作社是英国的约翰—路易斯合伙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 of Britain），它拥有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和维特罗斯连锁超市（Waitrose supermarkets，英国第六大连锁超市）。它的规模和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差不多，有超过8万名合伙人，每年营业额在140亿美元左右（2011年）。
独立生产者有选择地在一起工作的合作社中，最常见的是奶农合作社。社员各自有自己的奶牛，但一起生产和销售生鲜乳和乳制品（黄油、奶酪等）。其中最出名的公司有：阿拉（Arla）乳品公司，一家由瑞典和丹麦的奶农组成的合作社，旗下的银宝（Lurpak）生产黄油，Lactofree生产无乳糖乳品；美国蓝多湖（Land O'Lake）公司，一家以美国明尼苏达州奶农为主的合作社；阿牟尔（Amul）乳业集团，一家印度奶农合作社。
一人一票：合作社的决策规则
既然是会员组织，合作社的决策采用的就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像一般大公司一样，采用一元（股）一票制。这种决策在股东所有的公司中是无法想象的。
蒙德拉贡联合集团的薪酬制度很出名，高管社员的工资，也只是工资最低的基层社员的3到9倍而已。确切的薪资比由每一位社员投票决定。相比之下，美国企业最高层经理人的所有薪资至少是员工平均工资（注意：不是最低工资）的300到400倍。[2]有些合作社还实行轮岗，让每个员工都具有公司各层级的工作经验。
许多工人不再像个人那样做决策
在现代经济体中，至少有一些工人不再作为个人在做经济决策。许多工人加入工会（trade unions, or labour unions），他们之间不再是彼此竞争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集体，去跟雇主谈判，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3
在一些国家，工会被认为是反生产的，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组织变迁。而另一些国家则把工会当成各行各业天生的合作伙伴。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Volvo），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收购了韩国三星的重工建筑设备分部。据说收购后，沃尔沃让三星的员工成立工会（三星一直都实行臭名昭著的“无工会”政策），因为如果没有工会可以磋商，瑞典的经理人都不知道怎么管理公司！
像合作社一样，工会也是会员组织，也通过会员一人一票制做决策。而这些企业往往又组成全国总工会，比如南非的工会大会（COSATU）、英国的劳工联合会议（TUC）。许多国家还不止一个国家层面的工会，往往按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划分。比如韩国就有两个总工会，法国则多达五个。
在一些国家，企业工会也会一起组成行业工会。其中最出名的有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美国汽车行业工会UAW。IG Metall的影响力已经超出金属相关行业了（包括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因为作为最强大的工会，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领其他工会的走向。
工会甚至能参与政治决策
在许多欧洲国家，比如瑞典、芬兰、挪威、冰岛、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瑞士，工会也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参与的决策不限于像工资、工作条件和培训这样明显跟劳动相关的领域，还涉及福利政策、通胀调控和产业重组。
一些国家之所以有这种安排，是因为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非常高。像冰岛、芬兰和瑞典，70%的工人加入工会。对比一下你会更直观：在美国，这个比率只有11%左右。不过，加入工会的比率（被称为“工会密度”）并没有完全解释这些安排。比如，在意大利和英国，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意大利约为35%，英国约为25%）都比德国和荷兰（都低于20%）高，但意大利和英国工会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却要比德国和荷兰工会小很多。政治体制（比如政党与工会的亲疏关系）和政治文化（比如共识还是对抗）也很重要。
政府是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
在所有国家，只要不是无政府状态（写这本书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政府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没有之一。我们在第11章会详细讨论，现在先讲个大概。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最大的雇主，有些国家的政府雇员甚至占到全国就业人口的25%。[3]政府支出占全国总产出的10%到55%。一般来说，这个比率在富国往往较高。许多国家的政府拥有并运营国有企业（SOE）。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出一般占全国总产出的10%，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或地区（如中国台湾）甚至超过15%。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创造、关闭或管制市场，影响其他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对应的例子分别有：创造污染许可证交易市场，废除奴隶制，以及制定跟工时、工作条件相关的法律。
政府如何做决策：妥协，妥协（与游说）
政府决策程序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股权结构最复杂的大企业。这是因为它做的事情比一个企业多多了；而且跟企业相比，它必须顾及的经济参与者要多很多，这些参与者的目标差异也要大得多。
即使是一党专政国家，政府在做决策时，也没法像企业决策中的多数一样不顾少数利益。除非像柬埔寨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这样极端的例子，否则一党专政下也有派系，而且派系之间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民主国家，政府决策更复杂。理论上，多数党能够强加他们的意志到社会上。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在许多国家，议会多数党是由几个独立政党组成的联盟，因此各党派时常要有所妥协。如果大家看过丹麦电视剧《谋杀》（The Killing）、《权力的堡垒》（Borgen）就会理解这一点了。
就算政治家已从大体上做出政策决定，政策的具体细节也要由公务员或官僚起草和执行。这些人有自己的决策规则，跟企业一样按等级划分，而不是像议会一样共同审议。
各种各样的团体会游说政客和官僚选择特定的政策。一些团体的游说都只为单个目标，聚焦在特定的议题上，比如环境。在一些国家，工会也对政客有直接影响。不过，对政府决策影响最大的，还是大企业。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对企业游说没什么限制，企业对政策的影响非常大。美国政治评论员吉姆·海托华曾经说过：“企业不必游说政府了，他们就是政府。”这句话是有点夸张，但也没那么夸张。
有钱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IMF及其他
有些国家组织很重要——我该怎么说呢，他们很有钱。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性”多边银行，主要由富国政府所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4]从他们那里借钱，会比民营银行的利息低，偿还期也要更长。IMF则为陷入金融危机、无法从市场借到钱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短期贷款。
世界银行、IMF和其他类似的多边金融机构在放款时都要求贷款国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我们得承认，所有借款人借款时都会有附加条件，只不过世界银行和IMF的条件总是挨批评：那些条件对富国虽说很不错，但不见得对借款国有帮助。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实行一美元一票制。他们的股份大部分在富国手上，因此富国能够决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银行和IMF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因为世界银行和IMF最重要的决策需要获得85%的票数才能通过，而美国刚好拥有18%的股份（超过15%）。
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WTO和国际清算银行
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很大，因为他们有制定规则的权力。4比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它就负责制定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WTO）。
WTO为国际经济互动制定规则，这些互动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甚至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如专利和版权。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唯一采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组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理论上，发展中国家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然而很不幸，在实践中，WTO几乎不通过投票表决任何事。富国使用各种非正式影响（比如拿削减国外援助威胁不配合的穷国）避免了投票。
推广理念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
一些国际组织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是因为这些组织赋予某些理念以合理性。许多联合国下属机构或专门机构就属于这一类。
举几个例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提倡产业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国际劳工组织（ILO）则旨在促进工人权利。5
这些机构如何推广各自的理念呢？主要的方法有：举办论坛，让公众参与讨论各自领域的议题；向那些希望实施其理念的国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有时候他们也会发布宣言和公约，但各国要不要遵循则完全自愿，因此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过公约保护移民劳工（migrant worker）权利，只不过没有移民接收国家签署而已（你总不能让火鸡投票同意过圣诞节吧）。
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这些组织在理念推广上就远远没有IMF、世界银行和WTO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