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生产能力[2]的发展
赤道几内亚的增长比中国还要快得多，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赤道几内亚经济奇迹”，却总是听到“中国经济奇迹”呢？
国家大小是一个原因，小国的经济表现再好也可能被忽视。不过，大家不把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当回事，是因为它是靠资源发大财。在1996年发现大量石油资源之前，这个国家经济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没有石油，赤道几内亚会被打回原形，再次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无法生产石油以外的东西。2
然而，并不是所有依赖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矿产和农产品）的经济增长都像赤道几内亚。美国在19世纪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芬兰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了加强纸张纸板与木材的出口优势，它一直到20世纪都高度依赖伐木业。而矿产出口至今仍是澳大利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赤道几内亚跟上述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增长并不是靠生产能力的提升。美国是最佳的对照。319世纪末，美国不仅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而且在几乎所有跟商业相关的矿产上，产量都领先世界。但能够有这样的地位，靠的不只是丰富的矿藏，更多的是矿产勘探、开采、提炼和加工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可以这么说，在这些技术发展之前，也就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在任何矿产的生产上都不是世界领先的。相比之下，赤道几内亚除了石油就没有多少其他产品，甚至它连石油都没法自己生产——它的油田都是美国企业负责开采的。
赤道几内亚虽然是极端例子，但其经验正好说明了经济增长（产出或收入的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全世界普遍认可的定义。笔者对它的定义是：一个基于生产能力提升的经济增长过程。生产能力包括组织生产活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转变（transform）生产活动的能力。
生产能力低下，连产品的价值都无法确定
当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低下，只有自然资源或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像T恤这样的产品，这个经济体就不仅是收入低，而且会连自己产品未来会贬值多少也不能确定。
机器消灭整个职业的情况，在经济发展史上不断出现。这都不值得再讨论了，只要想想那些今天只作为人名出现的职业就好了，比如织布工（weavers，作人名译为韦弗斯）、铁匠（smiths，史密斯）、木轮匠（wheelwrights，惠尔赖特）等。
更重要的是，生产能力强的国家，甚至能发展出自然资源的替代品，这大大降低了那些靠出口自然资源赚外汇的国家的收入。19世纪中叶，德国和英国在有机合成化学方面出现重大突破，一些国家就因此收入大减。危地马拉过去是胭脂虫红的主要生产国，这种绯红染料被大量用于给教皇和欧洲皇室的长袍上色，危地马拉靠这个赚了很多钱，直到人工深茜红（alizarin crimson）被发明出来。硝石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智利的主要出口产品，但20世纪初哈伯-博施法（Haber–Bosch process）一出来，智利就陷入了多年的经济危机。
科技是经济发展之本
不久以前（不算太久），如果有人可以同时驾驭一千匹马，口袋能装几百本书，没有火焰也能产生高热，将数千升海水转为淡水，或用石头制造衣服，人们会说他是魔术师。即使是跟今天有些相同的20世纪初，大家也认为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但如今，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现在最快的跑车，引擎已超过1000马力；U盘和电子阅读器可以轻松存下几百本书，放进口袋；核电站就是无焰发热；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建了海水淡化工厂。大部分人没听说过的可能是最后一项技术，那是朝鲜的技术，他们从石灰石中提取制造维尼纶（vinalon，某种合成纤维）的原料。
所有这些“魔术般的”发展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人类一直在发明更好的技术，更准确地说是更好的机器和更好的化学过程（chemical processes）。自18世纪初英国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焦炭炼铁法和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纺织法发明以来，科技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不断地改变我们的世界。第3章已经讨论过一些，其中最重要的有蒸汽机、内燃机、电、有机化学、钢船、电报（有线和无线）、飞机、电脑、核裂变、半导体、光纤等。今天，基因工程、再生能源、新型材料（如石墨烯）、纳米科技等再一次改变了世界。
工业革命初期，新科技往往是由眼光独到的个人发明。因此，直到20世纪初，许多技术发明都是以发明者命名，比如凯伊飞梭、瓦特蒸汽机、哈伯-博施法，等等。
从19世纪末开始，科技越来越复杂，由个人发明的越来越少。企业开始成立研发部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积极投入创新研发，建立公共实验室（尤其是农业技术）或者补贴民间研发。
今天，科技发展已经是组织和集体努力的结果，可能在企业内也可能在企业外，但很少是来自个人的奇思妙想了。如今很少有新科技是以发明者的名字来命名，这也正说明了创新过程的集体化。
科技不是全部：工作组织的重要性
并不是所有生产能力的提升都来自狭义的科技发展——机器和化工。有许多也要归功于组织能力的改进，也就是管理技术的改进。
在19世纪早期，工厂生产率的提升，靠的是对工人工位的合理安排，即根据生产作业顺序，一个接一个这样排下去。于是，装配线（assembly line，又称为流水线）诞生了。19世纪末，装配线配上了传送带，变成了移动装配线（moving assembly line）。这样资本家如果想加快工作节奏，只要把传送带调快就好。
像汽车制造业这样的行业，基本上一条装配线就决定了工人该以什么速度做什么工作。但在这些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工作流程的改进，比如不同的机器如何摆放，不同的任务如何分配，零部件或半成品要放在哪里，等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事情企业都知道怎么做，但事实上，许多生产者都没做对，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福特主义或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兴起
除了让工作流程更有效率之外，资本家还想办法让工人也更有效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创新是泰勒主义（Taylorism）。其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程师，后来成为管理学大师。泰勒主张，生产流程应该切分成尽可能简单的任务，员工应该遵照科学分析得出的最有效的作业方式来完成工作。也正因为这样，这套方式也被称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20世纪初，在泰勒主义原则跟移动装配线结合之后，大规模生产系统（mass production system）诞生了。这套系统也经常被叫作“福特主义”（Fordism），因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第一个完善这套系统的人。很多人以为是他发明的，其实他只是在1908年将它运用到他的T型车工厂，并将整个系统做到极致。背后的理念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实现，比如使用标准零部件、专用机械设备和移动装配线。同时，这也使得工人更容易被替代和控制，因为作业操作一旦标准化，他们需要的相关技能就很少。
尽管工人因此更容易被替代了，但福特给他们的待遇还是很好，因为他意识到，除非人们有不错的收入，买得起他生产的“大量”（mass）汽车，从而形成“庞大”（mass）的市场，否则它的生产方法无用武之地。“二战”后，大规模生产系统在美国和欧洲被广泛使用，工资上涨带动市场扩张，产量也就跟着提高，然后厂房设备等固定成本被分摊到更大的产量上，最终生产率也就提高了。
大规模生产系统实在太有效率，连苏联都想采用。一开始，苏联内部对是否采用争论激烈，因为这套系统有明显的“反工人”（anti-worker）含意。它让工作变得过于简单、重复，摧毁了工作的内在价值。标准化的任务让监管工人变容易，而工作强度可以通过提高装配线的速度而轻易增加，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工人对其劳动过程的控制。但是这套系统的效率实在太高，苏联计划者最后还是决定采用。
精益生产系统：大规模生产系统的修正
大规模生产系统，从发明至今已经走过一个世纪，但至今仍然是生产系统的支柱。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有了升级版，叫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 system），由日本最先开发出来。
在精益生产方面最有名的实践者就是丰田汽车。零部件都是准时供应给生产，也就是采用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简称JIT），消除了库存成本。丰田跟供应商一起研究如何提升零部件的质量（所谓“零缺陷运动”），这大大降低了装配完成后的返工和微调——采用福特系统的工厂则饱受困扰。它使用的机器可以在不同产品型号间切换（比如能够快速切换模具），因此丰田系统能够生产的车型比福特系统多。
跟福特系统不同的是，丰田系统并没有将员工视为可替换的部件。它训练出来的员工，身上具备多种技能，在工作安排和小的技术改进上享有很大的主导权。在注重质量的产业上，日本的技术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关键就在于有这样的技术改进。
企业之外的生产能力同样重要
企业层面的技术和组织能力改进固然重要，但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的却不只这些。
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还包括非企业参与者在促进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上的能力。这样的非企业参与者包括：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等。他们提供生产投入：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光纤网络）、新技术思想和技术人才。
经济制度的效率是另一个因素。企业所有权、金融交易的制度决定了对机器设备、员工培训、研发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还有一些制度会影响经济参与者承担风险、接受改变的意愿，比如第3章提到的破产法和福利国家。鼓励社会生产协作的机构或制度也很重要，比如推动联合海外营销的行业协会，或者为小企业提供研发支持的政府研究机构等。
还有一些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参与者之间对话的效果。这些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比如扶贫行动小组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这些制度包括政府商业对话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政府与民间组织磋商、劳资谈判和产学合作等。
真实数据
没搞清楚是总量还是人均会导致偏见
看经济增长数据，一定要搞清楚是整体（overall，总量）增长率还是人均增长率。这听起来好像挺明显的，但如果没搞清楚，可能会对世界产生偏见。
如果你关注的是单一经济体的增长表现，而且又是一段相对短的时期，比如几个季度或几年，那么使用整体增长率还是个人增长率就没那么重要。但如果你是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在一段相对长的时期内增长表现，那么使用人均增长率就很重要了。2000—2010年，美国和德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是1.6%和1.0%。单看这个数据，你可能会觉得美国的表现比德国好。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和德国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9%和-0.1%。这意味着，在人均意义上，德国实际上表现更好，年增长率为1.1%，美国则为0.7%。4
为什么6%的增长是一个“奇迹”
理论上，经济增长率是没有上限的。但实践中，经济增长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18世纪末以前，不管在哪个地方，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都接近于0。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每年1%左右，“资本主义黄金年代”（1945—1973）则涨到3%，东亚各经济体在“奇迹”阶段的三四十年里，每年的增长率高达8%—10%。
总而言之，经验法则就是，人均产出增长率超过3%就很好了，高于6%就算“奇迹”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超过十年）高于10%的，就只有两种可能：发现资源宝藏或者从战后复苏。比如赤道几内亚是因为挖到石油，而过去十五六年波黑的高速增长则是因为波黑战争结束。
复合增长率的威力
我们使用的增长率是复合增长率（compound rates）或指数增长率（exponential rates）。它指的是每年（或每季，或其他时间单位）的新增产出会被计入下一年（或下一季，或其他时间单位）的原本产出上。一个1000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十年都增长10%的话，它的产出不是每年增加100亿美元、十年后成了2000亿美元的经济体。10%的增长率，意味着第一年总产出是1100亿美元，但第二年不是10%乘以1000亿了，而是乘以1100亿，最终总产出是1210亿美元。等到第十年结束，这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就是2590亿美元，不是2000亿美元。
复合增长率意味着，即便两个经济体的增长率看起来差距很小，但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他们的经济规模差距就会很大。如果某个国家每年增长3%，另一个每年增长6%，差距并不大。但是，倘若按照这样的增长率持续40年，增长较快那个的经济规模是原来的10.3倍，而较慢那个仅仅是原来的3.3倍。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两国国民未来将生活在舒适水平和机会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你想通过现在的增长率预测未来，有一个很管用的经验法则。如果你知道一国现在的增长率，想知道多久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会翻倍，那么你只要用70除以现在增长率的分子就好了。如果一国的增长率为1%，那么其产出翻倍需要70年；如果增长率为6%，那么经济规模翻一番就需要11年到12年（70/6）。
跟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无法用单一指标衡量
从第6章我们知道，即便是产出数据，也可能不是完全客观。但是，给定产出数据，我们可以直接计算其增长率。相比之下，没有单一数据能让我们衡量经济发展，即生产能力的增长。
很多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指数（名字不同），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这些指数运用数十种不同的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一国生产能力的多个面向。最常被纳入的指标有：生产结构（如高科技产业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基础设施（如人均宽带连接数），技能（如拥有大学学位的劳动力占比），创新活动（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或人均专利数）。
然而，由于这些指数由许多差别很大的要素构成，因此很难解读。因此，除非你是经济学家，要不然还是关注一些更简单的指标就好，下面我举两个。
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一国发展的关键指标
科技的应用，大都体现在机器和建筑（比如厂房、铁路等）上，这些都被称为固定资本。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专业术语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3]，一个经济体是无法很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的。因此，投资率（investment ratio，=GFCF/GDP）是衡量发展潜力的良好指标。确实，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是经济学中极少数没有争议的相关性之一。
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投资率为20%—22%。但具体到每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很大。中国在过去几年[4]的投资率曾达到45%。而在另一个极端，像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投资率在有些年份低至2%，在正常年份下也只有10%左右。
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在投资占GDP比重低于25%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奇迹”（人均年增长率超过6%）。要达到6%以上的增长率，投资至少要占GDP的30%。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投资率都超过3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增长“奇迹”，但这段时期中国的投资率都超过30%，在2000年之后更是超过40%。
这并不是说投资率越高就越好。根据定义，投资是为了在未来实现更高的消费，而牺牲今天的消费，也就是生活水准。因此，投资也可能过度，不过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度，要看你（投资者）认为未来收入跟现在收入相比高了多少（时间偏好）。不管怎样，投资率及其长期变化，是一国生产能力乃至其经济是否在发展的最佳单一指标。
研发数据对富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指标
另一个衡量一国（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是：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其长期变化。5这个指标也是简单又好用。
富国研发占GDP的比重要比穷国的高很多。OECD平均值为2.3%，许多国家都超过3%。[5]芬兰和韩国比重最高。过去几十年，这两个国家的研发占比剧增，但也都在高科技产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研发。印度尼西亚的研发占比是0.1%，哥伦比亚是0.2%，肯尼亚是0.5%。中国在2009年是1.5%，但呈快速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