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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伯爵（Earl Macartney）出使中国。马戛尔尼要说服乾隆皇帝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各地经商，而不只是在当时唯一开放的口岸广东（广州）。当时，由于英国人刚刚喜欢上喝茶，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当时英方认为，只要跟中方的贸易更自由，逆差就会缩小。
这次出使完全失败了。马戛尔尼带着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回去了。信中说，天朝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跟英国增加贸易。乾隆皇帝还提醒英王，中国允许欧洲各国在广东贸易只是“加恩体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乾隆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
由于连说服中方多进口些英国工业产品都说服不了，英国就加大印度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这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清政府见势不妙，于1799年禁止鸦片贸易。但这并不管用，因此，到了1838年，道光皇帝（乾隆皇帝的孙子）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随后的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战胜国英国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让中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包括鸦片。从那以后的一百年，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入侵和内乱之苦，受尽屈辱。
李嘉图挑战清王朝和亚当·斯密：相对优势vs.绝对优势
清朝最后还是被迫实行自由贸易，很不光彩。后人取笑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认为他观念落后，不懂得贸易的好处。然而，乾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其实跟当时欧洲经济学主流是一致的，这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理论叫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如果一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潜在的贸易伙伴便宜，那么它就无须跟对方贸易。是啊，这不就是常识吗！既然自己生产的比对方都便宜，何必要跟对方贸易呢？
大卫·李嘉图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参见第4章）。根据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即便它生产的所有东西的成本都比对方低，就像18世纪末跟英国相比的中国一样——至少在乾隆眼中是这样。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贸易伙伴低的国家，只需要选择所有产品中成本优势最大的那个[1]，然后专注于生产那种产品。同理，如果一国生产什么都比别人差劲，它可以选择专注于其中最不差劲的领域。[2]任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都能从中获益。
比较优势的逻辑没问题，但假设有问题
虽然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初就提出了，但它提供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的强有力论据。贸易自由化就是减少政府对贸易的限制。
这个理论的逻辑无懈可击，前提是我们得接受它背后的假设。一旦我们质疑那些假设，该理论的适用性就很有限了。让我们检视一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简称HOS）版的比较优势理论背后的两个关键假设。2
HOS假设所有国家生产能力相等，从结构上就把幼稚产业保护排除在外
HOS最重要的假设，是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相等，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的技术。3根据这个假设，一国专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仅仅是因为生产该产品所需的技术碰巧符合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relative factor endowment）——指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在这个假设下，一国不可能出现技术困难的情况（回顾一下第4章讲过的宝马汽车与危地马拉的例子）。
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假设，事先就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排除在外。幼稚产业保护是所有保护主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对经济发展有利。今日所有富国都曾经保护过自己的幼稚产业。
HOS对贸易自由化过于乐观，因为它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被无成本改造并用于任何产业
根据HOS理论，自由贸易不仅对已经实施的国家有益，对那些即将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也是有利无害。举个例子。钢材关税降低，进口钢材变便宜，钢材消费者就会立即获益，比如那些使用钢板的汽车制造商和买车的最终消费者。的确，短期来看，这损害了国内钢铁行业的生产者：资本家亏钱，工人丢饭碗。但他们的情况会很快好转，甚至因此获益，因为，劳资双方都可以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行业，比如芯片生产或投资银行，这些行业如今更赚钱，处于扩张中。扩张意味着它能够吸收来自之前钢铁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由于这些行业生产力较高，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收益和更高的工资。最终每个人都受益。
然而，实际情况是某个产业失去保护，该产业的大部分资本家和工人会一直受损。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往往会固定其物理特征。很少有能在各行业之间流动的“通用”机器或具备“通用技能”的劳动力。炼钢厂破产后，它的高炉是没法靠改造就能用来制造芯片的，最后多半是当作废铁卖掉。再说说工人。钢铁工人不可能经过再培训就能进入半导体行业，进入投行就更不可能了（回忆一下第10章的《罗杰和我》《光猪六壮士》例子）。
HOS模型之所以如此肯定贸易自由化，是因为它假设所有资本和劳动力都是一样的（经济学术语叫“同质的”），因而可以被轻易调配到其他活动上。这个假设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完全的要素流动性”（perfect factor mobility）。4
即使补偿也没法掩盖许多人受损的事实
有些经济学家虽承认贸易自由化会产生输家，但还是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可以采用“补偿原理”（见第4章）。他们认为，因为贸易自由化可以让整个经济变好，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输家可以得到完全的补偿，而赢家在补偿输家后，剩下的收入仍然比以前高。
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现实中往往没有补偿。在富国，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失业保险和基本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美国除外），但这最多也只能算部分补偿。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福利国家制度非常薄弱，福利分布不均，因此往往没有补偿，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
既然没有补偿，引用“补偿原理”来为伤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比如贸易自由化）辩护，就相当于是要求一些人为“更伟大的利益”做出牺牲。这其实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讽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要求，却被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许多跟支持“补偿原理”的学者是同一拨人）批评。
国际贸易至关重要，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最好
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听到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往往会指责对方“反贸易”（anti-trade）。但问题是，批评自由贸易不等于反贸易。
除了比较优势理论所宣扬的专业化好处，国际贸易还有许多其他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市场因国际贸易而扩大，单位成本就更低，因为产量更大往往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这被称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这一点对小经济体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他们没法参与国际贸易，获得更大的市场，那么他们不管生产什么，成本都会很高。第二是增加竞争，迫使生产者提升效率——当然，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企业不要被技术先进的外国企业彻底消灭。第三个好处是有利创新，生产方能够通过贸易，接触到新的思想，比如新技术、新设计和新的管理方式。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发展经济，他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技术。理论上，他们能够自主研发这些技术，但现实中有多少新科技是落后经济体自主研发的呢？或许有一例：朝鲜的维尼纶。或许根本没有。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好好利用国外引进的科技，那就太傻了。形式可以是机器设备，或者技术许可（technology licensing），即向某项技术的专利权人购买使用该专利技术的许可，还可以是技术咨询。不过，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口技术，就必须通过出口赚到“硬通货”（hard currencies），也就是国际通用的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因为没人会接受这些国家自己的货币。因此，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贸易的好处无可争辩，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贸易就是最好的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自由贸易，可能会阻碍生产能力的发展。因此，“国际贸易很重要”跟“自由贸易是国际贸易最好的方式”是两回事。
真实数据
国际贸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中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初，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额（出口和进口的平均）占全球GDP的12%左右（1960—1964年的平均值）。后来，国际贸易的增长比全球GDP的增长快，如今这个比率已经是29%（2007—2011年的平均值）。5
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在其GDP中的占比都上升了，但彼此之间的贸易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
过去三十多年间，你如果收听或收看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印象：美国是唯一受到国际贸易负面冲击的国家，先是受日本货的冲击，现在是中国货。然而事实是，美国的进口总额只占美国GDP的17%（2007—2011年的平均值），而出口占13%。将这两个数据进行平均，可以得出美国的外贸依存度（trade dependence ratio）为15%，远低于29%这个世界平均值。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外贸依存度比美国还低的大型经济体只有一个——巴西，只有12%。有意思的是，日本是大众印象中典型的由贸易驱动型经济体，但其实它的外贸依存度跟美国一样低，只有15%。在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况下，大型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往往较低，因为他们的经济规模够大，支撑得起更多元的生产结构，从而让更多产业获得规模经济。
而另一端是以贸易为导向的小型经济体，比如中国香港（206%）和新加坡（198%）。这类经济体参与贸易不只是因为自己体量小，需要大量进口以满足自身需求，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专业从事国际贸易的，从境外进口商品再出口，也就是所谓的“转口贸易”（re-exporting）。
许多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鉴于国际贸易额占世界GDP的29%，如果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接近这个数值，我们就说其外贸依存度接近“平均值”。这类国家包括一些较大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一些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和中国。
而外贸依存度高出平均值一大截（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国家有很多。这类国家包括一些小型富国如荷兰、比利时，几个石油输出国如安哥拉、沙特，还有通过政策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
改变国际贸易结构：制成品贸易增长和被夸大的服务贸易增长
过去五十年，国际贸易结构有几个相当大的变化。
首先是服务贸易（services trade）的重要性提升。近些年媒体大肆报道新型的服务贸易，比如航空后台、软件、磁共振成像（MRI）读片服务，大多数人就形成服务贸易井喷式增长的印象。根据WTO的数据，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的确从1980—1982年的17%上升到90年代初的20%。然而，从那时起，服务贸易占比就一直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
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制成品贸易（manufacturing trade）的重要性提升。根据联合国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制成品贸易占商品贸易的40%—45%。6而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ComTrade数据库），这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就升到57%—60%，70年代达到61%—64%。780年代之后的数据来自WTO，虽然确切数字跟联合国的有出入，但还是延续同样的趋势。80年代初（1980—1982年平均），制成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7%。随后这个数据一直上升，到90年代末达到顶峰——78%。然后开始下降，2009—2011年的平均值是69%。8
这意味着，制成品贸易的重要性增加幅度，远远超过服务贸易。这同时又证明了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还没来，至少现在还没来（见第7章）。
国际贸易结构的第三个显著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成品贸易中的占比增长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9%，2009—2011年就已达28%。9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在1980年的制成品出口仅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0.8%，但到了2012年，占比已高达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