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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的确,我们可以量化幸福。比如通过让人们对自己的幸福打分,最高10分,最低1分,然后得出平均的幸福分数,比如A国6.3分,B国7.8分。但这样的数据甚至都没有前面讨论的人均收入160美元或85 380美元的一半客观。而就连后者,也不是完全客观的。
适应性偏好和虚假意识:为什么不能完全信赖人们对自身幸福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身幸福的判断是否可信,也存在争议。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他们会重新诠释自身的境况,让它们看起来更可以忍受。“酸葡萄心理”(sour grape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心理断定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一开始想的那么好。
许多人受压迫、剥削、歧视,却还是说自己很快乐(而且不是说谎)。许多人甚至反对那些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改革。比如,在20世纪初,很多欧洲妇女都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一些人甚至还助长不公和残暴,就像《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中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演的黑奴一样,帮助白人压迫其他黑奴。
这些人认为自己快乐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用专业的术语说就是“内化”——压迫者与歧视者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些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
黑客帝国和幸福研究的局限
1999年的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对幸福研究中的虚假意识刻画得最到位。片中墨菲斯(Morpheus)就没法接受虚假意识下的幸福生活。其他人像塞弗(Cypher),则宁愿生活在虚假意识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进行危险又辛苦的反抗。谁敢说塞弗的选择就一定是错的?而墨菲斯有什么权利把别人“拯救”出来受苦?
虚假意识是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难题。对于一个不公和残暴的社会,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很幸福就对其表示赞赏。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很快乐的受压迫的妇女和无家可归的饥民,谁又有权利告诉他们不应该快乐呢?谁有权利告诉他们“真相”而让他们感到痛苦呢?这种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用“主观”的幸福调查来衡量生活水平是不可靠的。
幸福研究有客观的吗?
鉴于主观的幸福测量方法有很多不足,现在的大多数幸福研究,都是客观方法(比如收入水平、人均寿命)和主观评估的结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在2011年发布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就是一个很好(又相当全面)的例子。这个指数纳入了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判断,以及其他十种更客观(虽然不是完全客观)的指标,这些指标的范围从收入、就业,到社群生活、工作生活平衡(而且每一个指标还不止一种组成要素)。
纳入更多要素的幸福指数虽然在概念上更合理,但它的数据结果却更站不住脚。因为加进越来越多的生活面向的同时,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要素难以量化(有的甚至不可能量化)。OECD美好生活指数中的公民参与和社群生活质量就是。此外,要素一多,权重的分配就越难。有趣的是,OCED也意识到了这个困难,它在其网页上让受调查者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不同要素的权重,编制符合自己的幸福指数。
真实数据
幸福指数不管是我完全主观还是结合了客观指标,本身并不是非常有意义。你没法比较不同类型的幸福指数。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追踪个别国家在某一指数上幸福水平的变化,或者根据某个指数对各国排名次,只不过这个要更不可靠一些。
不同指数有不同的要素。这导致同个国家在不同指数中的排名差异很大。但一些国家,比如丹麦等北欧国家、澳大利亚和哥斯达黎加,在许多(比别国要多)指数上的排名都很靠前。而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和菲律宾,则往往在主观因素权重较大的指数中排名要好一些,大概是这两国国民的“虚假意识”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