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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
然而，也就是更早一点，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45—1973），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都非常低。当时的政府追求零失业率，有几次几乎可以说实现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瑞士日内瓦的城市人口20万，失业人数却不到10人。虽然黄金时代可能是特例，但这仍表明充分就业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于失业，没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失业的个人成本：经济困难，失去尊严和抑郁
如果你生活在西欧国家，即使失业了财务上可能还过得去，因为失业保险给的失业津贴（unemployment benefits）是失业前工资的60%—75%，还可以领两年。但这在全球只是例外。在美国，失业津贴顶多占失业前工资的30%—4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完全没有失业津贴。
失业也关乎一个人的尊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其1952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中，描述了一个完全没有体力劳动的世界，一切都由机器代劳。这些机器全都遵照指令单工作，就像自动钢琴遵照放入的打孔纸卷钢琴谱演奏，这也是书名的由来。书中的人衣食无忧，无所事事，但除了极少数工程师和管理者，全都闷闷不乐。他们不被社会需要，失去了为社会做贡献的那种尊严。
失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大，尤其是心理健康。经济困难外加尊严扫地，失业者容易抑郁，有的甚至想自杀。7
失业的社会成本：资源浪费、社会衰败和技能减弱
从社会整体看，失业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失业情况下，有人想找工作找不到，有些机器明明可以用却闲置了。
长期失业若集中在某一地区，可能导致社会衰败、城市倒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锈带”和英国北部工业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地区至今还没从中完全恢复过来。
如果一个人长期失业，掌握的技能会过时，自信心会减弱，未来的生产力也会降低。长期失业（比如说超过一年）会大大降低再就业的机会，因此，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就会陷入就业能力每况愈下、失业期限越来越长的恶性循环。
处在两份工作之间的人：摩擦性失业
失业至少有五种。第一种，“自然”发生的失业。在企业诞生、发展、萎缩、死亡的过程中，总有工作出现或消失。此外，劳动者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换工作，比如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或决定搬到另一个城镇住，原因可能是为了照顾父母或想跟新伴侣住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换工作是很自然的。
问题就在于，从上一份工作切换到新的工作不是瞬间就完成的。劳动者找新工作需要时间，企业找到合适的新员工也需要时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势必会有一段时间没工作。这叫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
有些技能不再被需要：技术性失业
有一种失业是由社会所需的劳动者与社会已有的劳动者不匹配导致的。这通常被称为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或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这种失业可以在一些电影中看到，比如迈克尔·摩尔（Mike Moore）1989年执导的纪录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片中描述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工厂关闭后的后果。还有1997年的喜剧《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讲述了英国谢菲尔德市六名钢铁工人下岗一段时间后，组成脱衣舞团重新出发的故事。
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这些工人可以学习“朝阳行业”的新技能，然后迁到这些新兴产业所在地区工作，比如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事电子产业，或者迁到英国伦敦投身投资银行业。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仅靠市场力量，这种平稳顺畅的工作转换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像北欧国家一样，政府在失业再培训和重新安家上有补助和制度支持（比如向要到异地开始新工作的人提供过桥贷款，好让他在旧房卖出前，就能在新工作地买房安家），也无法完全消除技术性失业。
政府和工会创造的失业：政治性失业
新古典学派信奉萨伊定律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如果不看短期，供求定理可以保证每个想找工作的人按现行工资率（即工资水平）找到工作。如果这时候还有人失业，那就是有人——政府或者工会——阻止失业者接受能让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
富国有些劳动者拒绝现行工资水平，选择失业，因为他们能靠政府发放的失业津贴过活。工会势力也使得工资水平没法再降低。有时，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定（如最低工资、解雇条件、遣散费要求）以及雇主为雇员分摊或代缴的各种税费（如社保费分摊部分），都让雇主的实际用人支出比雇员拿到手的工资多很多。这降低了雇主的用人激励，从而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这种失业由像政府或工会这样的“政治”实体干涉引起，因此被称为政治性失业（political unemployment）。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是让劳动力市场更有“弹性”，比如削弱工会势力，废除最低工资，并将对员工的解雇保护降到最低。
需求不足：周期性失业
我们在第4章讨论凯恩斯时提到，有一些非自愿失业是因为总需求不足，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期间出现的失业就是。这类失业被称为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碰到这种周期性失业，我们上面提到的供给面解决办法如降低工资或工人再培训都没有用。
解决周期性失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政府赤字支出和放松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刺激需求，直到私人部门恢复元气，开始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4]
资本主义需要失业：系统性失业
凯恩斯学派眼中的失业都有周期性，而许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效率工资”模型中）都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
这个观点源于一个明显但重要的观察：人不是机器，人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自然的，资本家会尽力让劳动者对自己的控制降到最低，比如让作业变得非常精细和可观察，或安装工人无法控制其速度的传送带。即便这样，工人对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依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资本家需要想方设法确定工人是否尽了全力或者说没有“偷懒”（shirk）[5]。
要工人变得自律，不再偷懒，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工资抬高到市场价格以上。如果不这样，工人能轻松找到工资待遇一样的工作，他也就不怕被炒鱿鱼了。然而，当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做之后，总体工资就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导致一部分人失业。
根据这个推理，马克思称失业劳动者为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意思是说只要资本家觉得已雇劳动者（正规军）不好用，可以随时叫劳动后备军顶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他比凯恩斯更早提出“有效需求”理论）指出，充分就业跟资本主义不相容。我们可以称这种失业为系统性失业（systemic unemployment）。
五种失业共存，只是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占比不同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失业都真的存在，而且同时存在。只是有时候某一种占主导，换个时空背景变成另一种而已。
20世纪80年代，欧美的很多失业都是技术性失业，当时许多产业因为竞争不过东亚而衰落，就业机会大大减少。系统性失业，顾名思义，就是资本主义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45—1973）的西欧和日本，却几乎看不到。今天，许多国家由于需求不足，周期性失业严重，但在景气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这种失业就不显著。政治性失业的确存在，但其严重程度往往是被自由市场派夸大了。
谁能工作，谁想工作，谁真正在工作：失业的定义和测量
失业该如何测量呢？最简单易懂的方法也许是统计一国之内没在工作的人数。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不是这样定义失业和测量失业的。
年纪太大或太小，都无法工作。因此，计算失业时只需要考虑劳动年龄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各国都把儿童排除在劳动年龄人口之外，但他们对儿童的定义却可能不同。最常用的儿童年龄上限——即劳动年龄下限是15岁，但也有低至5岁的（印度和尼泊尔）。8有些国家把老人排除在外，也就是劳动年龄有上限，最常见的上限是64岁和74岁，但也有低至63岁，或高至79岁的。
在劳动年龄人口中，也不是每一个没工作的人都算失业。有些人并不想要工作，例如学生和那些不拿薪酬做家务或照顾老人小孩的人。一个人如果要被归类为失业，前提是必须有在“积极找工作”，也就是在最近——通常是最近四周，申请过有薪酬的工作。把那些没在积极找工作的人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剔除，就得到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只有那些没在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才被算作失业。[6]
所有国家都采用这种失业定义（顶多做了些小改动），但这种定义也并非没有严重问题。一是“在工作”（working，即就业）定义太宽泛，每周只要超过一小时工作有薪酬就算。二是在所有没工作的人中，只有那些积极找工作的人才能算失业，这就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discouraged workers）排除在失业数据之外。消极失业者指的是那些因找工作不断碰壁而放弃找工作的人，虽然他们内心仍想工作。9
真实数据
黄金时代后，富国失业率大幅上升
日本和西欧的失业率在“二战”前是3%—10%，到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就降到1%—2%。瑞士、西德和荷兰甚至还经常低于1%。美国那时候是3%—5%，在当时算高失业率国家。
黄金时代过后，除了少数富国如日本、瑞士、荷兰和挪威还保持着2%—4%的低失业率，其他富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5%—10%的失业率。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最富裕国家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其中，美国、英国和瑞典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较大：从6%上升到9%—10%。危机之后五年，失业率依然在7%—8%。有人甚至声称，如果算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和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人员，“真实”的失业率可以轻松飙升至15%。
欧元区“外围”国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失业情况非常严峻，甚至已经到灾难性的程度。希腊和西班牙在金融危机前的失业率是8%，危机重创后，失业率分别暴涨到28%和26%，青年（15—24岁）失业率更是超过55%！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很严重，失业率分别为18%和14%。
发展中国家很难定义失业：不充分就业和低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很难定义和测量。主要问题是这些国家许多人虽然按标准定义（每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超过一小时）算有工作，但实际上处在“不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工作期间有很多闲散时间（idle periods），或者说他们的产出很少，对经济产出没什么贡献。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地区，有50%到60%的人在务农。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是62%，南亚平均是51%。这些人大部分种的是自家的地，虽然产出很少，但这却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些人能不能算就业值得商榷，因为即使他们离开自家农地，对总产出的影响也非常小。
在农业部门之外，许多人有非自愿性工作时间过短（一周不足30小时）问题。他们属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据ILO估计，这部分人口的占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可高达15%—20%。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按全职时间换算成充分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可以轻松升高五六个百分点。
在穷国，许多人虽然工作时间够长，但做的也是非正式部门的边缘工作，对社会产出贡献微乎其微。这种工作他们得做，是因为不做就活不下去。这些工作中有一些可以说是凭空创造的。这些人有的去高档建筑门前帮人开门，有的卖没人想吃的口香糖，还有的在汽车等红绿灯时跑去擦车窗，希望有好心人会因此给点小费。这种人算就业还是失业，学界看法不一。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
在看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数据前，有一点必须铭记在心，那就是对这个数据的解读必须非常谨慎。
根据ILO的数据，在过去十年，失业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是南非，失业率经常超过25%，有时甚至超过30%。其次是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20%左右）。其他高失业率的发展中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和突尼斯（15%—20%）。
中高失业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哥伦比亚、牙买加、摩洛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10%—15%）。中低失业率的有巴西、萨尔瓦多、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5%—10%）。
失业率很低的也有，比如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