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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
一句话总结：没人知道得足够多，因此，不要对任何人进行干预。
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系林立
并不是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鼓吹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不全是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在支持自由市场上，甚至比大多数新古典学派还要强烈。
奥地利学派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于19世纪末创立，并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发扬光大，影响了奥地利之外的其他地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计算争论”（Calculation Debate），是它跟马克思主义学派针对中央计划可行性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国际关注。14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影响极大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书中强烈警告世人：政府干预有损害个人基本自由的危险。
今日，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中的自由市场派（今天此派占大多数）同属放任主义阵营，他们的政策建议也相类似，只是奥地利学派更极端。然而，在方法论上，奥地利学派跟新古典学派很不一样。两派结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需求，而不是理论上的契合。
复杂性与有限理性：捍卫自由市场
奥地利学派虽然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但跟新古典学派不同，它并不把个体当作原子式的理性人。它认为人类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它认为，行为之所以可能符合理性，是因为人类出于自愿或下意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社会规范——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挡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习俗和传统”。比如，我们通过假定大多数人会遵守道德准则，才能够将我们的精力用于计算某个潜在的市场交易的成本收益，而不用去计算被骗的几率。
奥地利学派也认为，世界高度复杂和不确定。正如学派成员在“计算争论”中指出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运行一个复杂经济体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使是无所不能的、能从任何人身上要到任何它想要的信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当局。只有通过竞争性市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让大量经济参与者以分散且不断改变的计划去应对不可预测、复杂多变的世界，才能调和彼此，和谐共存。
因此，奥地利学派学者说，自由市场之所以是最好的经济系统，不是因为新古典学派主张的人类具有完全理性且知道一切（或至少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而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很理性，世界上“不可知的”（unknowable）也很多。这个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新古典更贴近真实。在新古典学派的假设中，人类理性水平高得离谱，世界的“可知度”也非常不现实。
自发秩序vs.建构秩序：奥地利学派的局限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靠深思熟虑（deliberately）创造秩序的能力有限，因此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资本主义也充满人类刻意“建构的”秩序（constructed order），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知识产权法，这些在19世纪后期之前都不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往往产生不同的经济表现。这些制度很大程度是刻意建构的，而不是自发秩序。15
此外，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建构（而不是自发）秩序。它基于有意设计的规则和法规，其中有禁止，有遏制，也有鼓励。这一点可以从市场边界的变迁看得更清楚。我们在第2章讲过，由于刻意的政策决策，市场边界不断重划。这点奥地利学派要么没理解，要么就是拒绝接受。曾经，奴隶、童工和一些毒品等都是可以在市场合法交易的，如今已经被法律禁止。同时，许多之前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东西，如今因为政策变得可以交易。另外，16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将原来由社区集体所有、无法买卖的牧地——所谓的“公地”变成私有土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碳排放许可交易市场也是由政府建构。16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其实是严重曲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奥地利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过于极端了。他们认为，政府只需要提供法律和秩序，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超出这个范围的干预都会让社会失去平衡，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被表述得最清晰。然而，它在理论上不太能够令人信服，也没被历史证实过。在市场和政府如何搭配上，不仅国与国之间差异巨大，一国之内的不同市场差异也巨大。在美国，巧克力棒就比小学教育更具市场导向。在卫生保健领域，韩国就比英国要更依赖市场解决方案，但在供水或铁路运输方面则相反。如果真有“滑坡”（slippery slope），就不会有这些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