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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经济学如何做得更好
保持知识多样性，鼓励“交叉授粉”
光认识到经济学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还不够。这种多元还必须保留，甚至发扬。不同的方法强调不同方面，提供不同观点。多了解一些学派，而不只是一两个，我们就能够对这个叫“经济”的复杂实体有更全面、更平衡的理解。就像生物种群的基因库越多样，它对冲击的承受能力就越强一样，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更多样，它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能力就比“单一的知识作物”强。实际上，这已经被事实验证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要不是主要国家政府马上就抛弃自由市场经济学，转而采用凯恩斯政策，我们可能要经历像1929年大萧条类似的崩溃。
保持多元还不够。我们不能只是让百花齐放，还要让它们交叉授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可以互相学习，丰富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
那些在知识上有明显关系的学派，其实早就“交叉授粉”过了。发展主义传统和熊彼特学派已相互交流过，并互相获益。后者靠前者的理论，理解了适合科技发展的大环境；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阐释了技术创新如何发生。在理解企业内部运作尤其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也一直在相互交流，只不过通常是以敌对的态度。凯恩斯学派、行为学派都强调心理因素，但直到最近才在新分支“行为金融学”发生值得注意的思想交叉授粉。
不过，交叉授粉也可以发生在人们眼中无法相容的几个学派之间。古典学派（右）、凯恩斯学派（中）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左）尽管在政治光谱上距离很远，但都将阶级视为社会的基础。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争得不可开交，但他们都认为，世界是复杂不确定的，因此我们的理性在处理这样一个世界时也就非常有限（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也都这样认为）。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和行为学派都认为人有很多层次，如果我们用制度学派的说法，它由本能、习惯、信仰和理性构成，虽然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可能会觉得其他两个学派的人都是令人反感的左派。
做好经济学，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
即使读者被我说服了，赞同经济学应该保持知识多元化，并鼓励交叉授粉，他们也可能会问：“那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只有极少的读者会成为职业经济学者，有机会保持或增加经济学的多样性。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别人决策的被动受害者，我们就必须知道经济学不同研究方法的一些思想。每一个影响我们生活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比如最低工资、外包、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养老金，等等，背后都有某种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这些理论要么激发了那些政策和行动，要么为那些当权者本就想做的事提供借口（且后者更常见）。
只有当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有很多种之后，才能在当权者向我们说“没有替代方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INA）时——撒切尔夫人有一次为其争议政策辩护时就是这么讲的——告诉当权者他说错了。当我们知道，敌对经济学派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时，如果有人将任何事都描述成非黑即白而让争论两极化，我们就能有效抵御他的论证。当我们知道，不同经济理论的观点之所以不同，部分是因为背后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不同，我们就有信心参与讨论真正的经济学——即政治争论（political argument），而不是对错分明的“科学”。只有当大众展现出对上述事情的认识，经济学家才不会以科学真理守护者的姿态吓唬一般民众。
由此可知，了解不同的经济学派，掌握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才能学会的深奥武功。它对学习经济学至关重要，并有助于让经济学更好地服务全人类。
延伸阅读
G. Argyrous and F. Stillwell. Reading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nandale, NSW: Pluto Press, 2003.
P. Deane.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 K. Galbraith. A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 Past as the Present. London: Penguin, 1989.
［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经济学统治世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英］杰弗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美］埃里克·S. 赖纳特.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意］荣卡格利亚. 西方经济思想史.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 “至尊戒，驭众戒”（The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是至尊戒铭文的第一句话，出自托尔金小说《魔戒：护戒使者》。至尊戒是托尔金小说《魔戒》中的物件，黑暗魔君索伦为了统治中洲自由民而打造的一枚主魔戒。至尊戒是统御戒指，通过它可以控制其他佩戴次级魔戒的人。——译注
[2] 实际上还不止九个，还有一些较小的学派，比如新李嘉图学派、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女权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如果将学派的分支也独立出来计算（如发展主义传统下面的不同分支），数量还要更多。——原注
[3] 他随即补充道：“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强调了我们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是环境的产物。——原注
[4] 也可译为“多数人的利益”“更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功利主义哲学概念。出自《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原话为“For the Greater Good”，是黑巫师格林德沃（Gellert Grindelwald）在1940年代巫师大战实行恐怖行动的借口，这句话被刻在用来关押其反对者的纽蒙迦监狱的入口上方。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他的所作所为，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只不过得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译注
[5] 斯密不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他注意到了人类的动机除了自利之外，还有同情、激情和对社会规范的遵循。这些动机是《国富论》的姊妹篇《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主要讨论的内容。——原注
[6] 因此，比较优势中的“比较”，是指一国之内不同产品间的比较。一国在生产某个产品上比另一国更有效率的那种可能，已经反映在“优势”二字上。更具体的解释，请看拙著《富国的伪善》第3章“我六岁的儿子应该参加工作”。——原注
[7] 该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他的学生贝蒂·俄林（Bertil Ohlin）创立，后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写出了20世纪最出名的经济学教材）完善。——原注
[8] 指市场仅靠自己就能够实现均衡状态。——译注
[9] 尽管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会损害美国汽车和纺织工人的利益，美国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支持签订。他们的理由是：通过协定新增的贸易总收益，足够补偿协议受害者的损失。但是很不幸，受害者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因此，签订NAFTA的结果不能算是帕累托改进。——原注
[10] 在俄国革命之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苏联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1886—1937）和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原注
[11] 有一些提法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靠中央计划。第二个或者“更高级的”阶段称为“纯粹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国家和政府会消失。本书讲的共产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那种。——原注
[12] 大部分人都被遗忘了，只有一些人还因为他们的政策被人记住，比如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他于1665年到1683年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有一些，比如亨利七世（Henry VII）和罗伯特·沃波尔，也被人记住了，但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原注
[13] 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早期领导者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都是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如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学习经济学的。——原注
[14] 前面的“新”字有争议。其实两者的差异，比古典学派与新古典新学派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原注
[15] 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主要人物（按字母排序）有：马里奥·西莫利（Mario Cimoli），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已经去世的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本特-奥克·伦德瓦尔（Bengt-Åke Lundvall），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原注
[16] 其他重要人物有：1. 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1862—1945），他的理论跟制度学派相似，在1920年代公开宣称自己是学派成员；2.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他是约翰·贝茨·克拉克的儿子，属于这个学派更年轻的人物。——原注
[17] 就像我在《关于资本主义，他们没告诉你的23件事》“第十六件事”那章对他的称呼一样，西蒙是最后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指全才）。他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人工智能（AI）和运筹学创始人之一。他写出了公共管理领域的经典著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ur，1947年出版），还是认知心理学的杰出学者。因此，他非常了解人类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原注
[18] 该词在西蒙的著作《人类活动中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中文版中译为“超凡理性”。——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