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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
过去三十多年，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增长比国际贸易还快，波动也更大。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年全球FDI流量（按流入量计算）相当于全球GDP的0.5%。12之后，FDI流量的增长速度就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1997年，全球FDI流量已等于全球GDP的1.5%。随后再一次加速，1998—2002年间，全球FDI流量平均高达全球GDP的2.7%，只不过波动很大。13
FDI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是资金流，还能直接影响东道（接收）国［host (receiving) country］的生产能力。
FDI影响接收国的生产能力
跟其他资本流入形式不同，FDI不是纯粹的金融投资。根据定义，FDI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司运营，因此它会带来新的管理实践，有时还会带来新技术，从而影响FDI接收国的生产能力。FDI分两种：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设立子公司，叫“绿地FDI”（greenfield FDI，也叫创建投资），例如1997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哥斯达黎加设立子公司；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接管现有公司，这种叫“褐地FDI”（brownfield FDI，也叫跨国并购投资），例如2002年美国通用汽车买下韩国的大宇汽车。
FDI的影响不限于收到FDI的企业。FDI还间接影响了受资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当投资国与接收国的生产能力差距巨大时。间接影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示范效应”。本国生产者观察跨国公司在该国的子公司，向他们学习新做法、新理念。二是通过供应链。当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时，会制定比本地竞争对手高的质量和交付管理标准。当地供应商如果成为该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客户，就必须提升自身生产能力。三是靠从跨国公司跳槽或创业的员工。他们能够教其他人如何使用新技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生产过程。FDI这些间接的正面影响，被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
FDI正面影响的证据相当弱
尽管FDI有这些潜在的正面影响，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关于FDI对接收国有益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是混合的。14
一个原因是以上谈到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入品很少在当地采购，大部分靠进口，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像飞地（enclaves）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带来的好处就不存在了。至于说靠跨国公司员工传播新技术，当地也得有相关产业的企业（竞争对手或供应商）才行。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如果跨国公司本来就只是想利用接收国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建立长期的生产基地，那靠员工跳槽或创业来传播新技术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接收国不见得受益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FDI除了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有些跨国公司选择不在某些国家赚钱
2012年，有媒体披露，星巴克、谷歌等大跨国公司在英国、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好多年几乎没交企业所得税，引起公愤。不是因为他们欠税没交，而是因为他们没赚什么钱，几乎不用交什么税。但如果这些公司盈利能力这么差，怎么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大、最知名（但不一定最受大众喜爱）的企业呢？
这些跨国公司通过让自己位于第三国的子公司向英国子公司超收（即收费超过市场价格）服务费用，来抬高英国子公司的成本，这样其账面利润就很少，要交的税也就很少。第三国子公司因此获利颇丰，但他们通常都设在企业所得税率低的国家，比如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甚至设在避税天堂（tax havens），如百慕大、巴哈马，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外资来设立“皮包公司”（paper companies），收的企业所得税极低，甚至根本不收。15
转移定价的老把戏
利用不同国家的税率差异，跨国公司指使子公司抬高或降低彼此间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定价有时高得离谱，有时低得离谱），使得获利最多的都是那些设在最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基督教援助”（Christian Aid）是一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慈善机构，它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列出定价太低的出口产品，比如0.4美元/条的中国制电视天线、40美元/个的玻利维亚制火箭发射器、528美元/辆的美制推土机；同时还列出定价太高的进口产品，比如5485美元/条的德制锯条、4896美元/把的日制镊子和1089美元/把的法制扳手。16星巴克和谷歌的做法跟这些例子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转移定价，唯一不同的是，星巴克和谷歌涉及的主要是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比如品牌授权费、专利使用费、贷款利息以及企业内部咨询（比如咖啡品鉴、店面设计）等。
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相当于是免费享用了那些由税收承担的生产性公共投入，比如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实际上在接受东道国的补贴。
FDI对东道国的其他潜在负面影响
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只是FDI众多可能的负面影响之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个负面影响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会在信贷市场上“挤掉”当地企业，不管同不同行业。如果说这还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子公司更高效，那银行放款给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有时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水平一般，就因为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比当地企业更容易拿到贷款。银行认为这些公司背后有母公司撑腰，而母公司的信用评级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可以比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子公司占着当地的信贷市场，就意味着很多贷款被用于低效用途了。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产生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子公司虽然可能只是母公司的一小部分，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已经是占据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这些子公司可以利用这种地位从消费者手中获得超额利润，造成社会损失（见第11章）。
此外，跨国企业钱多，又有母国做政治靠山，因此能够改变东道国的政策，而这种改变往往只对跨国公司有利，而不是东道国。改变的手段包括游说和贿赂，比如2013年，葛兰素史克等多家跨国药企就被曝出行贿丑闻。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香蕉共和国。
“香蕉共和国”[5]如今已成为美国服装公司GAP（盖璞）旗下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初，指的是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中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香蕉出口，经济和政治完全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UFC）[6]控制。1928年，那段历史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当时UFC香蕉园的工人罢工，美国政府以保护UFC利益为由，威胁要出动海军陆战队入侵镇压，哥伦比亚政府于是自己出军镇压，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几千人（未获证实）。这个事件被伟大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他的经典小说《百年孤独》中。据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都主动跟右派军人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推翻拉丁美洲左派政权。
长期来看，FDI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它使得东道国的生产能力更难提升。一旦允许跨国公司在国内设厂，国内的企业就很难生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富国，尤其是日本、韩国、芬兰等，都曾严格限制FDI，直到国内企业获得足够的全球竞争力才放开。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丰田曾试图把车出口到美国，结果失败了。17当时许多人都建议日本开放外资到日本建厂生产汽车，如果当时日本政府听取建议，以当时日本汽车行业的状况，本土汽车制造商早就被欧美跨国公司消灭或吞并。想想在1955年，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的产量就350万辆，而日本整个汽车行业一年就7万辆，怎么跟美国汽车抗衡？
FDI的好处要完全实现，需要适当的法规
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复杂。行业不同、国家特点不同，FDI的影响就不同，很难一概说好或坏。要评估FDI的利弊，还取决于你所采用的绩效标准（比如就业、出口、生产率、长期增长）和时间范围，因为FDI的好处往往来得快，而代价却会持续很久。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东道国想要最大化FDI的好处，只能靠适当的法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各国为此制定的法规非常多。许多国家规定了FDI能够进入哪些行业。他们要求跨国公司如果想在他们国家投资，必须有一个当地的投资伙伴（这叫合资公司要求）。他们规定合资公司中外资的持股上限，重要产业不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许多政府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给当地合资伙伴（技术转移要求）或培训当地员工。有些国家还要求跨国公司子公司必须在当地采购一定比例的投入品（当地成分要求）。18
在利用这类监管措施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做得尤为成功。这几个国家都允许甚至欢迎FDI进入某些行业，再利用这些措施确保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然而，富国通过WTO协定（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双边投资条约(BIT），将大量这类措施（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变为“非法”。有意思的是，这其中还包括日本，日本过去监管FDI最严格，现在反过来通过这些协定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准监管日本出去的FDI。19
虽然有像日本、中国这样的成功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棒”是管理FDI的唯一方法。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和爱尔兰，就使用“胡萝卜”来吸引FDI进入政府认为的对国家经济发展很重要的领域。20他们的“胡萝卜”包括对进入“优先”领域的FDI进行补贴、提供为外资定制的基础设施、为特定产业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真实数据
FDI流量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FDI开始快速增长，每年全球FDI流量约750亿美元（1983—1987年平均值）。而2008—2012年平均值已经是当时的20倍，达到15 19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2.8%。这些数据非常大，增长也非常快，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全球FDI约等于全球GDP的0.57%（1983—1987年全球GDP平均值为13.5万亿美元）。2008—2012全球FDI的绝对值虽然看起来很大，但也只相当于全球GDP的2.44%而已。
大部分FDI发生在富国之间，但最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过大”，主要是由于中国
大多数FDI发生在富国之间。20世纪80年代中（1983—1987），87%的FDI流入富国。21当时富国的GDP占全球的83%，这意味着流入富国的FDI占比只比“合理”占比多一点点。但到了2008—2012年，这个占比就降至66%了。但是，富国在2010年的GDP也只占全球GDP的70.8%了，也就是说，如今轮到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比“合理”占比多了，而且也是多一点点而已。
过去三十年，美国一直是FDI的最大接收国，1980—2010年间，其FDI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18.7%，随后依次是英国、中国、法国和德国。[7]若看绝对值，美国的确是最大的FDI接收国，但如果考虑到它的经济体量（这段时期，它创造了世界26.9%的GDP），美国拿到的就算少了。相比之下，如果考虑经济体量，英国、中国拿到的FDI就算多了。[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清单上没有日本。尽管这段时期日本GDP占全球GDP的12%，它获得的FDI却只占全球FDI的0.7%！这是因为它长期严厉监管FDI，近年才松绑。
到2007—2011年间，前十大FDI接收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比利时、中国香港、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和巴西。其中，美国、法国和巴西的FDI接收占比低于“合理”占比，其他经济体则高于“合理”占比。
作为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量中变得更重要了，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同样积极吸收FDI。1980—2010年间，接收FDI的前十大发展中国家占这一集团的75.7%，其GDP却只占集团GDP的71.4%。22其中数据差距最大的是中国。这个时期，中国吸收的FDI占发展中国家FDI总流入量的32.2%，而其GDP却只占发展中国家GDP总量的22.8%。
跨国并购占比上升，改变全球产业格局
在20世纪90年代头七年，褐地FDI（即跨国并购式的FDI）占全球FDI的31.5%。23但1998—2001年，全球出现跨国并购热潮，占比飙升到57.7%。随后几年（2002—2004）降到33.7%，2005—2008年又回升到44.7%。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占比跌到25.3%（2009—2012），是二十年来最低，但整体趋势是褐地FDI的升幅超过绿地FDI。
褐地投资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提出的“全球商业革命”密切相关。24过去二十年，跨国并购非常频繁，几乎所有产业都被少数几家巨头所控制。全球飞机产业被波音和空客两家瓜分，而在汽车行业，许多观察家认为，除了六大汽车公司（丰田、通用、大众、雷诺-日产、现代-起亚、福特），其他公司能否长期生存都要打个问号，其中可是包括了标致-雪铁龙、菲亚特-克莱斯勒以及本田这些大公司。
此外，通过诺兰所谓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也叫级联效应），许多上游供应商所在行业也变得集中化。比如，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如今三足鼎立，分别是劳斯莱斯（Rolls-Royce）、普拉特·惠特尼（Pratt & Whitney，简称普惠）和通用电气子公司费尔菲尔德（Fair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