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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而在今天，即使在穷国也没什么工作需要工作这么长了。全球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5—55小时。即使是这样，除掉周末和带薪假期，大多数成年人醒着的时候也有一半时间在工作（如果算上通勤，就不止了）。
不叫的狗：经济学忽视的领域
尽管工作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在经济学中的角色却相对次要。只有工作短缺——即出现失业时，工作才经常被学界提到。这实在令人费解。
经济学家谈到工作，基本上只是把它当作赚钱手段。他们认为人们喜欢的是收入或休闲，而不是工作本身。在主流的新古典学派眼里，人们忍受工作带来的负效用，只是因为他们能从工作收入买到的消费品中获得效用。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人们只会工作到额外一单位工作的负效用刚好被新增收入（这单位工作带来的收入）的效用所抵消这个点，也就是到了这一点，人们不会再继续工作。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不仅仅是赚钱的手段。只要工作得足够久，工作上的人和事、学到的东西，都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甚至还会塑造自我。
工作与基本人权
对许多人来说，工作跟基本人权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工作等于基本人权受侵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量的人连最基本的“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都被剥夺，沦为奴隶，像商品一样被买卖。
西方在19世纪废除奴隶制后，改用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ers）。他们漂洋过海而来，有的来自印度，有的来自中国，有的甚至来自日本，总共约150万人。来自中国的契约劳工被称为苦力（collies）。有很多名人就是这些契约劳工的后代，比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V. S. Naipaul）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舞者张逸仙（Yat-sen Chang）华裔古巴人；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星维杰·辛格（Vijay Singh）是印度裔斐济人。
契约劳工不是奴隶，他们不归雇主所有。然而，契约劳工在契约期内（3—10年）没有换工作的自由，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工作条件也没有比自己取代的奴隶好多少，许多人还是住在以前奴隶住的地方。
但别以为这已经成为过去。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的工作是建立在基本人权受侵犯的基础上。如今可能没有合法奴隶了，但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forced labour）还经常听到。有的人是被贩卖，被强制做某些工作。有人可能一开始是自愿签约，后受到暴力威胁而不敢离职，这种在家政工作中最常见。还有的是欠雇主债离职不了，之所以有这笔债，是因为雇主代垫了招聘费、差旅费和食宿费，后转嫁给雇员时多收了。如今，有些跨国移民工人的工作条件几乎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契约劳工一样。
工作如何塑造我们
工作即使在没有侵犯基本人权的时候，也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乃至于塑造我们。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童工。[2]儿童从事成年人的工作，有碍身心发展。年纪轻轻就开始工作，可能会让他们的潜能没法充分发挥出来。
工作也塑造成人。亚当·斯密虽认为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但也指出分工太细可能会削弱工人的心智能力。卓别林1936年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就将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搞笑，又深刻。卓明林饰演一名流水线工人，动作简单又重复，而且受工厂压榨，手脚必须越来越快，终于精神崩溃。
在对人的塑造上，工作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个人如果喜欢他的工作，他往往也会有更大的自我实现感。跟在商店或者农地工作相比，工厂工作会让工人更有纪律和政治意识，这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一大帮人在一个封闭和秩序井然的空间里，彼此的工作步调一致，紧密相连。
工作影响身心智的健康
就算工作没有到塑造我们的程度，也大大影响我们的健康，不管是身体上、智力上还是心理上。
有的工作比较考验体力，危险程度较高，对健康的伤害也更大。工作太长人就更累，长年累月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有的工作如手工艺、艺术、设计、教学、研究等，由于有更多的创意和奇思妙想，因此能带来更多智力上的乐趣。
心理层面主要看的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工作本身跟身体和智力相关的性质。同样的工作，如果雇主给的休息时间更少、绩效压力更大、工作条件更差，雇员就会更不开心。
“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劳动标准vs.自由选择
既然工作极大影响了健康和幸福，那么我们制定的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安全、就业保障机制等的劳动标准，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类标准，尤其是以政府法规强制的那些。他们认为制定标准最好通过雇主制定的“员工行为守则”或通过跟工会签订的自愿协议。他们认为，不管工时多长，危险程度多高，只要心智正常的工作者自愿接受，我们就不应该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一份“恶劣的”工作，那就说明他赚取的工资足以弥补“恶劣的”工作条件带来的痛苦。这背后还真有判例支撑。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s. New York）的判决认定，纽约州政府制定的烘焙业10小时工时上限违宪，因为这“剥夺了烘焙师傅在工作时间选择上的自由”。1
这种说法本身合理。如果一个人自由做了某个选择，根据定义，这必定意味着这个人喜欢这个选择超过其他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个选择是在哪一种条件下做出的？这种条件合理吗？有没有可能改变？大部分工人愿意接受“恶劣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选项就是饿死。也许当时失业率非常高，他们没法找到其他工作。也许他们由于童年贫穷，身体发育不良或不识字，没法吸引到其他雇主。也有可能他们家乡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做什么都行。那么，这还算是“自由”选择吗？这些人难道不是被迫（为了有饭吃）做出选择吗？
天主教“解放神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Dom Hélder Câmara）有一句名言：“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也许我们偶尔应该像一名“共产党员”，质问穷人自愿从事“恶劣”工作背后的条件是否合理。[3]
真实数据
强迫劳动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12年全球大约有2100万强迫劳动人口，占全球33亿劳动人口的0.6%（或全球总人口的0.3%），0.6个百分点听起来很小，但实际上这0.6个百分点都是多出来的，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据ILO估计，强迫劳动比例最高的是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成员国（占人口的0.42%）和非洲（0.4%）。即使在富国，也有0.15%的人口在做强迫劳动。2
童工
据ILO估计，全球有1.23亿名童工，年龄在5岁到15岁之间，相当于全球劳动人口的3.7%。然而，这是从全球范围看的，如果单看某个国家，数据就非常惊人了。在许多贫穷国家，儿童有一半是童工。童工人口占儿童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几内亚比绍，达到57%，第二高是埃塞俄比亚（53%），后面依次是中非共和国、乍得、塞拉利昂和多哥（都在47%到48%）。其他童工占比高的国家大多在非洲，但也有一些在亚洲和拉美，比如柬埔寨（39%）、尼泊尔（34%）和秘鲁（34%）。
童工占比（童工人口占儿童人口的比重）显然跟贫困有关，但还没到由贫困决定的程度。2010年布隆迪的人均收入全球倒数第一，童工占比却只有19%，只是秘鲁的一半。而同一年，秘鲁的人均收入是4710美元，是布隆迪的近30倍。再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韩国虽然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却已经消除了12岁以下的童工问题，这靠的是强力推行小学义务教育。这些例子表明，贫穷不是童工普遍存在的借口，贫穷最多只是限制了削减童工的范围和速度而已。
穷国工时比富国长
在大多数富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左右（东亚富国则要长一些，日本是42小时，韩国44小时，新加坡46小时）3，是他们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时）的一半。
今日穷国工时确实没有处于同等收入时（18、19世纪）的富国长，却比今日富国的工时长很多。有些穷国的平均工时多达每周55小时，比如埃及（55—56小时）和秘鲁（53—54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时也算长的，比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拉圭、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
这些工作时间数据低估了我们被工作占有的时间（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区与上班地点距离远的国家，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偏远城镇，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来回可能就要花掉6个小时！另一方面，如今互联网已在商业应用上普及，许多白领下班后也要继续工作。
干旱或洪涝：工时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时间数据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数据都是平均值。在许多国家，有些人工作时间过长（ILO的定义是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有健康风险。其他人则处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time-related underemployment）状态，也就是即使他们想要全职，也只有兼职可做。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的工作处境。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处于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状态，也就是他们有工作，但对产出没啥贡献，主要是为了获得微薄收入而已。比如说在农村，一家人耕种一小块地；或者说在城市，有很多穷人在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工作——做点未登记的小生意（比如路边摊），而且多半是一个人。他们给自己“创造”工作，往往只是把乞讨变得不像是乞讨（后面会细讲）。这些人不算失业，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失业。
工时过长的劳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51%）和韩国（50%），泰国、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也都超过40%。占比最低的是俄罗斯（3%）、摩尔多瓦（5%）、挪威（5%）和荷兰（7%）。
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带薪休假和年工作时间
每周工时看不出人们工作量的全貌。有些国家的人们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们则享有几周带薪假期。在法国和德国，带薪假期可以长达五周（25个工作日）。因此，要对不同国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须看年工作时间（annual working hours，每年工作时间）。
只有OECD成员国才有年工作时间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2011年，年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是荷兰（1382小时）、德国（1406）、挪威（1421）和法国（1482）；年工作时间较长的有韩国（2090）、希腊（2039）、美国（1787）和意大利（1772）。OECD成员国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国。在这些国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时间超过了韩国；4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智利的年工作时间则为2047小时，介于韩国和希腊之间。
哪个国家的人最“懒”：工作时间的迷思与真相
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一些国家是勤奋还是懒惰的文化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墨西哥人在美国人眼里是“懒惰的拉丁美洲人”（lazy Latinos）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每年的工作时间却超过了“工蚁”韩国人。而在OECD成员国中年工作时间最长的12个国家，有5个就是拉美国家。因此，说拉丁美洲人懒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刻板印象。
欧债危机期间，希腊人饱受其他欧美国家媒体诋毁，说他们是勤劳的北方人（即南欧以北国家）身上懒惰的“寄生虫”，但希腊人的年工作时间实际上比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富国都长。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是德国人的1.4倍，荷兰人的1.5倍，而德国人和荷兰人一直被认为是工作狂。意大利人也被认为是“懒惰的地中海人”（lazy Mediterranean types），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却跟美国人一样长，是他们的德国人邻居的1.25倍。
为什么工作越努力越穷？
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误解，是因为信息严重过时。就以荷兰人为例。在很多人眼里，荷兰人至今还是勤劳节俭的清教徒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背后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过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荷兰的确是今日富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之一。然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以后则变得更快。如今，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懒”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年工作时间最短。
对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因此自动假定穷国的人民比较懒。5这些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下，这很少是他们的错。一国生产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制度，这些都是穷人没法提供的。因此，如果真要怪谁，也要怪希腊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富人和权贵。他们控制着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却没有为这些决定因素提供足够和优质的投入。
工作风险：工伤事故和工作无保障
在衡量工作质量上，智力面没有很好的指标，但身体、心理面有。
在工作质量的身体面，现成最好用的指标是工伤死亡率（rate of fatal injuries，一般采用每10万人死亡率）。如果看每10万人死亡率数据，澳大利亚、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工作环境最安全，每年每10万名劳动者中只有1—2人死于工伤。萨尔瓦多（中美洲）和印度对应的数据是3—40人；埃塞俄比亚（非洲）和土耳其则是20人左右。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往往拿不到这个数据，而在那些可以获得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中，每10万人死亡率大部分在10—15之间。
而在心理面，现成最好用的指标是跟工作保障（job security）相关的指标。6工作保障没有某个公认的测量方法，但最可靠的一种应该是入职未满六个月的劳动者占比，数据来自OECD为其成员国编的资料。根据OECD的这份数据，土耳其是工作最没保障的，入职未满六个月的劳动者占比高达26%；其次是韩国，占比24%；第三是墨西哥，21%。根据这个方法，希腊、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都是工作最有保障的国家（都在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