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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去工业化
理论上，我们能够通过增强任何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包括农业和服务业。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工业化，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制造业的发展。[6]爱因斯坦有句话说得好，他说：“理论上，理论和实践是一样的。但实践上，它们并不一样。”
机械化和化工过程让制造业的生产率更容易提升
要提高生产率，制造业要比其他经济活动比如农业和服务业更容易。制造活动受到自然的限制要少得多，而且在应用机械化和化工过程方面，比农业和服务业要容易多了。
农业生产率非常依赖物理环境，比如地块、气候和土壤。它也受时间限制。虽然克服这些自然限制的方法已经有许多，比如灌溉、选择育种甚至基因工程，但其生产率毕竟还是有上限。如果小麦种植业的生产率能够像过去250年间的制针业发展那么迅猛，那么早就有人发明能让小麦在6分钟内收成的技术了。然而事实是没有，今天小麦收成仍然还需6个月。
再看服务业。服务业有许多活动，就其本质，就完全不受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有时候生产率提高甚至会破坏产品本身。比如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如果生产率提高两倍，将一首27分钟的乐曲在9分钟内演奏完，那就破坏了作品本身。对于其他一些服务，表面上生产率提高了，实际上可能是靠牺牲产品品质换来的。英美在零售服务上生产率的增加，其实是靠降低服务质量换来的，比如店员减少、超市离家变远、交货时间拉长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近些年金融业生产率的提升，靠的就是产品质量的下降，比如金融产品过于复杂、风险太高，甚至有欺诈之嫌。
经济的“学习中心”
制造业向来是资本主义的“学习中心”。其他行业都要用到的资本品如机器和运输设备，都靠制造业供应，因此制造业生产能力一提升，就能扩散到其他行业，不管是生产消费品（如洗衣机或早餐麦片）的制造业，还是农业和服务业。
制造业的许多组织创新也可以转移到其他部门，尤其是服务业，从而提升他们的生产率。快餐店（如麦当劳）使用“工厂”技术，将烹饪分割成组装线的一系列作业。有的餐厅（如回转寿司）甚至用传送带递送食物。超市、服饰连锁或网络零售商等大型零售连锁店则采用了制造业的现代库存管理。
一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也借助制造业的组织知识，提高生产率。比如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它采用电脑控制喂养，提高了生产率。
后工业社会的兴起？
最近有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制造业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
在工业化早期，很多人都认为制造业会一直增长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这样。在产出和就业上，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占比都是一路上升。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出现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相应上升，不管在产出还是在就业上，都是如此。这激起了对后工业化社会的讨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我们在服务业上新增的需求，如餐饮、国外旅行，会多过新增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制造业产品需求的相对下降（产出和就业的占比下降），使得制造业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
20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后工业社会”的说法流行起来。许多人认为，现在重要的是生产知识的能力，而不是生产物品的能力；高附加值的知识型服务，比如金融和管理咨询，未来将会成为那些正在去工业化的富国的主导产业。而制造业——或者说传统实业（the“bricks and mortar”industry）[7]只能算二流的经济活动，应该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
最近连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被吸引，也参与到后工业经济的讨论中。他们开始相信，随着后工业经济的兴起，他们能或多或少地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通过发展服务业致富。他们向印度看齐。印度向国外提供软件、会计和解读医学扫描图像等服务，被看好会在未来成为“世界办公室”，跟“世界工厂”的中国走了不一样的路（“世界工厂”这个封号最开始指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去工业化不意味着生产更少的制造业产品
这套论述吸引了很多人，包括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但却很误导人。在就业方面，大部分富国的确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已经“去工业化”。这些国家的工厂劳动力占比的确在减少，增加的是商店和办公室的劳动力占比。在产出方面，大多数（但并非全部）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出占比都在下降。
但这不表示这些国家制造业产出的绝对值就下降了。占比明显下降，大部分是因为制造品相对于服务的价格降低了。这多亏了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只要想想电脑和手机的价格就好了。跟理发或去餐厅吃顿饭的价格相比，电脑和手机的价格一直在下降（而质量在上升）。如果考虑了相对价格的影响，不同部门的产出占比按照不变价格（constant prices）重新计算（指按期初价格计算随后各年的产出），就会发现，与按现行价格（current prices）计算的结果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大多数富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并没有下降得那么厉害，好几个国家甚至还上升了（我在后面会细讲）。
一部分去工业化是因为“视错觉”
去工业化的程度也被夸大了，部分是因为数据的会计确认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视错觉”（optical illusions）。许多服务过去往往发生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现在都外包（outsourced）给了外面的独立公司，比如伙食、保安、部分设计和工程活动。如果是外包到海外，就叫作离岸外包（off-shoring）。这就产生了服务业变得比实际情况要重要的错觉。这些服务在外包前后是一样的活动，只不过现在（外包后）是计入服务产出，而不是制造产出。
另外，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制造业产出占比下降，就申请改分类为服务企业，虽然他们明明还从事一些制造。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估计，1998—2006年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有10%是受到这种“重新分类的影响”。7
制造依然重要
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新纪元，制造不再创造许多价值，是严重误读历史。人类一直生活在知识经济的世界。让工业化国家变富裕的，一直是知识的质量，而不是生产成果的物理性质（也就是说，不管它们是有形商品还是无形服务）。通过羊毛纺织业的历史就能看清楚这一点：在18世纪以前，羊毛纺织一直都是最高的技术，现在却成最低技术了。法国有位工业部长曾经说过：“没有被判死刑的行业，只有过时的技术。”8最近，一些服务活动的生产率都经历了高增长，像金融和运输都是。于是许多人就认为，靠服务业就可以发展经济。像英国，它能够出口高价值服务，赚来的外汇就可以用来购买海外制造的商品。这种策略在一段时期内或许管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十年，英国尽快去工业化步伐非常快，但经济增长率还不错。不过这完全是当时金融繁荣的功劳。2008年金融危机警醒世人，服务业是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信念，只是幻觉而已。
此外，许多高生产率的服务是“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s，或称为生产者服务），比如工程、设计和管理咨询，这些服务的主要客户都是制造商。因此，一旦制造业根基变弱，这些服务的质量最终也会下降，这些国家要出口这些服务就会变得困难。
真实数据
农业依然出乎意料的重要
直到19世纪末，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支柱都是农业。9即使是现在那些富国，在几代人之前，都还有接近3/4的就业人口是农业人口。在1870年的瑞典，有72%的劳动力务农。1885年的日本则有73%。
农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和服务业低，它的产出占比很少超过总产出的50%，即使在大多数人都在务农的时期也是如此。1870年，丹麦农业占该国产出的50%，瑞典是47%。在韩国，农业到1953年依然占总产出47%。
今天，不管在产出还是就业上，农业在富国的占比都非常小，产出通常只占GDP的1%—2%，就业人口则占总就业人口2%—3%。这是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农业生产率在那些国家有了巨大提升。世界前三大农业出口国是美国、法国和荷兰，而不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或印尼，这恰恰表明富国的农业生产力是多么先进。
在许多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仍然非常重要。最穷的几个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产出都是农业产出。[8]即使在富裕一些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出仍然占总产出的20%—40%。
农业在就业上的地位就更重要了。在一些最穷的国家中，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80%—90%，比如布隆迪是92%，布基纳法索是85%，埃塞俄比亚是79%。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工业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至今仍有37%的人口在从事农业。
在富国，制造业没有以前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当时欧美的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先后到达顶峰，制造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比接近40%。如果从广义的制造业（包括石油、电力等）来看，占比则要接近50%。
今天，在大多数富裕国家或地区，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不超过总就业人口的15%。其中例外是中国台湾、斯洛文尼亚和德国，其占比达到20%。[9]有些富国如英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占比只有9%—10%。
伴随就业占比下降的，还有产出占比。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芬兰和日本，制造业产出占GDP到20世纪70年代其实还有25%左右，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富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超过20%。10
……但仍然比人们想的要重要得多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最快，因此制造产品跟其他东西如服务或者农产品相比相对便宜。这意味着如果采用不变价格（即期初价格）而不是现行价格计算，算出来的制造业占比数据就非常不同了。
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些富国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如果按现行价格计算，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就下降得非常厉害，德国下降20%，意大利下降30%，法国下降40%；但如果以不变价格算，就下降不是很多了（三国都低于10%）。11在几个富国，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实际上都上升了：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和瑞士制造业产出占比上升了0.5%12，芬兰和瑞典的上升幅度则超过50%！13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英国。即使以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产出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也出现大幅下滑。14这表明，英国的去工业化大部分是由于其制造业失去竞争力而绝对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受生产率提高而相对价格下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过早
过去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过早的”（premature）去工业化。制造部门（以及工业整体）的产出与就业占比出现下降趋势比富国当年要早得多。
拉丁美洲制造业占比，20世纪60年代中是25%，80年代末上升到27%。但从那时开始就急剧下降，如今只占17%。尤其是在巴西——这个南美大陆的工业强国，去工业化的程度非常剧烈。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的34%骤降到今天的15%。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17%—18%，如今只剩12%。15这种过早的去工业化，大部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见第3章）。16突然的贸易自由化，摧毁了一大片制造业。金融自由化，则让银行将贷款业务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这样利润更多）。政策都是按控制通胀来制定，比如高利率和过高的币值，前者增加了制造企业的借贷成本，后者让出口变得更难。
瑞士、新加坡和印度，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成功案例？
当谈到后工业经济，人们经常举瑞士和新加坡作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成功案例。他们说，难道这两国不足以证明，金融、旅游和贸易等服务业能让你变得富有——而且是非常富有吗？
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证明的刚好相反。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02年瑞士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简称MVA）全球最高，比日本还高出24%。2005年则是日本第一，瑞士第二，新加坡第三。2010年，新加坡变成第一，人均MVA高出美国48%，日本第二，瑞士第三。那一年，瑞士比美国高出30%。
至于说印度证明了国家能够跳过工业化，直接通过服务实现繁荣，那是过于夸大了。2004年之前，印度在服务上一直是入超（trade deficit，即贸易逆差），也就是服务进口大于出口。2004—2011年，印度在服务上的确实现了出超（trade surplus，即贸易顺差），但总额却只占GDP的0.9%，服务业赚到的外汇只能弥补商品贸易逆差（占GDP的5.1%）的17%。印度根本谈不上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