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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穷一时，富一世？
这边厢有“怪兽家长”，那边厢则有一曲“虎妈战歌”响彻神州大地，继而过了没多久，又走出了一个狼爸，分享棒下如何“打”出北大生。
中国父母为栽培子女，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十年前国家已开始全面执行小升初“就近入学”的政策，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不惜在心仪的中学附近置业以确保孩子能顺利入读重点中学。
孩子高考，父母就更是操碎了心，联系补习老师，精心搭配三餐饮食，各种保健药、补品不断，这些就不提了。我老曹上半年关注内地新闻时，看到孩子迟到被拒进入考场，母亲竟然向守门的保安下跪，呜呼哀哉！可怜这些父母费尽心机，只为了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结果却输在终点。1971年我老曹也曾经十分羡慕一位留英归来的富家子，2003年他居然跑来问我借钱。因为吃喝玩乐他样样皆精，就是不懂投资。30年后他父亲留给他的家财全部花光，欠了一屁股债。
【我老曹在香港也算认识不少杰出人才，有几个是“名校”出身的？不少出身“天台小学”，例如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香港以前很穷，政府把廉租屋天台改建为小学，今天有成就的朋友十之八九都是来自较贫穷家庭而非出身富豪家庭。】
我老曹也看过孩子伤心落榜，父母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送出国的景象。留学美国一年，最低消费是2万美元；若进了著名私立大学，费用则要加到4万美元起；孩子如果多念一年以取得硕士学位，还要再加5万美元。对一般中产家庭而言，此实为千斤重担。有父母说，自己节衣缩食不要紧，为了孩子的将来，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我老曹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多如牛毛，学历不再是打开中产大门的金钥匙。
求文凭不如求沟通
想尽方法求取一纸大学文凭，倒不如注重子女的德育，顺性而教。如今中国父母们正不断为社会制造一种“怪兽”。这种怪兽受过高等教育、懂得琴棋书画，但偏偏人生观模糊、价值观扭曲，缺乏常识和生存技能。我把他们称为“高学历低能儿”。我老曹说，跑进大学就等于成才吗？李兆基、李嘉诚都没有读大学。
【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想法放在以前可能对，现在早已沧海桑田。】
现在美国不少大学生做修路工人、在加油站为别人加油、在餐厅做服务员，正如今天也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成为推销员、地产经纪。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想法放在以前可能对，现在早已沧海桑田。如果是读书材料当然去读大学，可如果不是，上大学不过只是浪费金钱，浪费子女的光阴。
我从来不强求我的两个女儿十项全能，也不会逼她们学这学那。比方说，我的长女喜欢画画，我就让她尽情地画。小时候的她，画出纸人偶和各式各样的衣服，自个儿大玩换装游戏；我的幺女则喜欢自制鱼竿，再把我的鞋子幻想成一条条大鱼，然后使劲地钓。这些玩意虽然“无用”，但很具创意。最重要的是她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我也从来不会督促她们读书，更不相信什么“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今天她们生活得很愉快，同时有一颗善心。
狼爸虎妈的教育，强调高压训管；我老曹恰恰相反，认为沟通最重要。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我经常跟她们大谈人生道理，告诉她们什么是交朋结友的道德底线，例如遇到吸毒、滥赌、酗酒这类人皆要警惕，不可为友。她们听在耳中，记入心间。今天她们有什么喜怒哀乐，往往第一时间告诉爸爸，不存在“代沟”。
政府经常提醒家长“求学不是求分数”，其实并非没有道理。除了关心学习成绩，父母们平日有没有多留心子女的行为举止？知道他们在结交什么朋友吗？知道他们的梦想吗？
年轻人在成长期间受朋友的影响肯定比父母多。如果可以的话，不妨让子女带朋友回家喝喝茶、吃吃饭，彼此增进了解，这比事事操心要有效得多，有时父母的十句话尚不及朋友的一句，尤其是青少年，更时时以反叛父母为荣。父母只要多留意子女结交什么朋友，便能大概了解子女的真正想法，那么你对他们生活中其他的一切，也就自然心里有数。
我老曹说，生命之路漫长，大学毕业只是一个里程并非人生结束。人生在世，只有完成自己的梦想，才算不枉此生。我少年时的梦想是致富，今天我算是做到了。我的两个女儿各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她们的赚钱能力或许不比我，但我敢说她们比我活得更快乐更精彩。她们有正确的人生观，比毕业自常春藤或是牛津、剑桥更令我骄傲。
打破名校迷思
犹记得大女儿三岁时，曾带她到一家国际知名幼儿园面试。第一关，老师劈头就问：“你是坐Benz（奔驰）、坐taxi（出租车），还是坐bus（公交车）过来的？”学校设定这样的问题，目的是想探问我家的财富根底，可是稚女无知，只懂回答：“不是，都不是。”其实那天我们是坐minibus（小巴）去的，但老师提供的答案没有这一选项，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二关，老师考英文，问她：“APPLE是什么？”小女儿回答：“A、P、P、L、E。”老师再追问：“A、P、P、L、E是什么？”她竟然说：“不就是A、P、P、L、E嘛，你好笨！”
当时我三岁的女儿只知道26个英文字母，至于A、P、P、L、E加起来是什么，怎么读，可就完全不懂，还大声说老师笨！这种面试惨况，当然过不了关。最后一关考数学，老师问她：“1加1等于几？”女儿聪明地答道：“2。”
老师再问：“2加2呢？”女儿还是说：“2。”“那么，2乘以2呢？”“还是2。”老师差点儿晕倒。
结果我的长女只能读菜市旁边的幼儿园，天天去学校玩。因此，她很喜欢上学。到投考小学时，几乎没有一间学校愿意录取她。最后因为我是教友的关系，只好去求牧师通融，勉强有学上。
我偶尔会陪她温习，但从不检查她们的成绩。结果小学一年级，全班35名学生，我的长女排名34，倒数第二。
坦白说，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考第一名，自然也就有人考最后。最初我还笑嘻嘻地说：“爸爸当年从上海到香港，六岁那年上小学，老师听不懂我的上海话，我也不知道老师说什么，结果全班60个人我是第58名，‘倒数第三’。”语音刚落，太太劈头便骂我说：“哪有像你这样当父亲的！”
【我老曹说，生命之路漫漫长，大学毕业只是一个里程并非人生结束。】
慑于太太的威严，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女儿开诚布公地谈谈：“你真地要努力读书了。万一现在这所小学不要你，爸爸真不知道还有哪一家会要你。到时候你妈妈一定会怪我一辈子的。”长女答道：“爸爸，你放心吧。我行，我可以的。”
当孩子自愿做一件事，他们自然就会做好。小学二年级，我的长女考到全班第十几名；三年级时，她已是全班第二名，自此我便完全不费心。到中学会考，她报考十科其中八科甲等。
再说说我妹妹的女儿，千辛万苦入读名校，每天晚上做功课到11点，功课实在太多、太难，我妹妹心疼女儿，看见就哭了，于是她女儿也跟着哭。我这个做哥哥只好跟妹妹说，这样下去，将来就算你女儿当了女总理，你们也不会开心，不如放弃读名校吧。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两兄妹争论不休，后来她移民加拿大，到加拿大读书，才发现女儿原来是读书天才，只是接受不了香港填鸭式的教育罢了。最后她以温哥华十大杰出学生的身份读完大学，再以全额奖学金的身份赴澳大利亚读博士。若留在香港接受填鸭式教育，她可能早就无心向学，现在可能成为“问题少女”了。
我老曹在香港也算认识不少杰出人才，有几个是“名校”出身的？不少出身“天台小学”，例如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香港以前很穷，政府把廉租屋天台改建为小学，今天有成就的朋友十之八九都是来自较贫穷家庭而非出身富豪家庭。例如，香港特区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的父亲就是在公园卖雪糕为生的。
就算做不成杰出人士，平庸也不是坏事，苏东坡说：“但愿我儿愚且鲁。”如果孩子是天才，别人怎么挡也挡不住他的发展；但如果他不是天才却被迫成为天才的话，对他来说肯定是“大灾难”。
我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幺女修读地球科学，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长女则是一名建筑师，但当初她报考大学选科的时候，由于成绩好，也曾考虑读医。那时候，她找我商量，我问她：“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她答道：“一来威风，二来赚钱。”我再问她：“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医院有急症病人，要你回去。你会去吗？”她说：“我要想一想。”于是，我提醒她若选择自己没有兴趣的职业，人生不会快乐的。
后来，她终于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了建筑。她会为了欣赏伊斯兰教国家的建筑艺术而去中东生活半年；又或是为了追溯印第安人的遗址，而去南美洲亚马孙河与土人一起生活。2003年起她到内地发展，虽然当建筑师赚的钱没有医生多，但她十分快乐，也为自己的建筑设计感到自豪。
这样自由的教育方法，我不敢说一定是对的。但我知道两个女儿今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过得十分快乐。想去做导演就去做吧，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自己不能成为李安，跻身全球首席导演之列？
年轻人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要敢拼敢闯。要知道靠上大学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即使不成功也活得开心。
M型社会，中产阶级的消失
我父母那一代，香港的阶级流动性的确是由教育推动的。想当年，他们那一辈人不少是从内地迁移过去，成为香港社会的低下阶层。到我这一代，在香港长大，接受过本地教育以后，就能跻身社会的中产阶级。这是香港过去几十年来，中产阶级大量冒起的原因。
【今天的“80后”已不能再靠克勤克俭、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晋身中产阶级。大学毕业也不再是晋身中产阶级的垫脚石。】
随着高等教育慢慢普及，大学毕业生已经由天子门生打落凡间。20世纪60年代港督必然是香港大学校监，大学毕业生都被捧为“天子门生”，差不多保证前程似锦。到了2013年，接受大学教育已不再是晋身中产的敲门砖，甚至连就业保障也谈不上。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香港经济转型的历史中得到答案：
1950—1980年，是香港制造业的“黄金30年”，在那段日子里香港各行各业百花齐放，自然机会处处。1967年大学生月薪1500港元，房价每平方尺50港元，大学生只要打工两年已有能力买房。那段日子，打工仔更是年年加薪，年底时要是老板加薪少于10%便立即“跳槽”。
1971年中国宣布加入联合国，香港的前途问题首次受到关注。外国人管理层一步步撤离香港，我老曹这一代向上流没有阻碍，尤其是英文中学毕业的，可以取代他们的位置。我那一代许多人便由贫穷阶级进入中产阶级，聪明的更能发达成为富人。
随着1980年中国获美国MFN（最惠国待遇）的地位，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相继成为经济特区。香港制造业逐渐北移，逾百万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慢慢从香港市场中消失。这次经济转型，让那些下岗的制造业工人被迫从事其他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香港基层社会家庭自1980年起已很难改善生活条件。
不过，幸好其时美元利率开始回落，今天香港金融、房地产及消费性行业迅速冒起，取代昔日制造业的地位。从事制造业的香港第一代移民虽然前景黯淡，但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二代却成为受惠者。眼见自己的子女有机会成为专业人士，收入大增，为人父母的第一代也颇感安慰，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虽然面对经济转型，但当时的香港社会仍是一派和谐。
可惜1997年7月一场亚洲金融风暴袭来，令资产泡沫瞬间爆破，房价跌到谷底。2003年7月中央政府批准“自由行”，大量内地游客来港消费；批准内地居民来港买房，成为投资移民，刺激香港物业需求和价格上升；又鼓励一批批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直接支持香港的金融、地产、旅游及消费业。这才算力挽狂澜，令香港的经济再次繁荣起来。
香港房价也出现V型反弹，房价上涨，令刚到社会做事的大学生饱受煎熬。自此香港便步入M型社会，香港家庭收入两极化，中产家庭的数目却愈来愈萎缩。
那么流失的中产人士到底去了哪儿？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那批大学生，到1997年运气好的20%已顺利进入高收入阶层，因为那时候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晋升机会。而1997年毕业的那批大学生，苦干了十多年，不少人的月薪仍停留在3万港元左右，扣除通胀以后，几乎没上升过。这些人绝大部分慢慢向下流动，沦为中下阶层。这种现象，我们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便可略窥一二。
1997年，大学应届毕业生月薪大概为1.2万港元；到了2012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收入却依然相差无几。但想一想，如今的1.2万港元，购买力又怎及当年？实际上，2012年的1.2万港元只相当于1997年的5000港元左右，大学生收入实际减少了近六成。2011年香港实施最低工资法例，规定每工时的薪金不得低于28港元以后，安坐办公室的小白领的工资，甚至不及保安门卫、洗碗或清洁工。
其实M型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这个社会问题并非香港独有，内地不也是这样吗？大热电视剧《奋斗》里的几个男女主角、《蜗居》里的海萍，哪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他们还是整天抱怨找不到好工作、买不起房？撇开电视剧不说，我们说说现实。
中国每年培养出680万名大学毕业生，根据清华大学2010年对全国19所院校进行的统计调查，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2153元人民币。这些年轻人买不起房，正常得很。
事实上，那些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大学生在过去20年间不是也一样买不起房吗？当大学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只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时候，大学毕业便不再是晋身中产阶级的保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必须与全球的同辈们竞争，抢得高收入职位才能晋身成为中产阶级，从而才能致富。
80后新贫一代
过往我们总以为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富有。事实上只有当社会处于经济起飞期才是如此。自1990年起，新一代日本人已比上一代贫穷；1997年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香港。
我老曹眼见现在的“80后”，投身社会做事已是1997年后的事。他们一毕业就遇上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科网股泡沫爆破危机、2007年环球金融海啸，现在又要面对中国经济转型、欧债危机等。再加上外汇价格大起大落，股市不断波动，投资有如逆水行舟。买房又面对V型走势，打工仔虽然不愁找不到工作，但香港社会已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大量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今天的“80后”已不能再靠克勤克俭、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晋身中产阶级。大学毕业也不再是晋身中产阶级的垫脚石。大专高等教育泛滥，香港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还要面对海外和内地大学生的竞争，香港大学生的优势不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乃天之骄子，现在已经变回普通人，和中学毕业生差别不再像当年那么大了。
2011年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后，更把低收入人士和大学生的薪金水平拉近。大学生月入1.2万港元只比一般打工仔的8000港元月薪高50%，换言之大学学历只多值4000港元，不像我毕业当年大学生的月薪是中学生的五倍。
2007年起香港经济进入成熟期，不少行业早已停滞不前，只有房地产及金融等少数行业纯利仍在上升。新毕业大学生收入不仅没有上升，若扣除通胀的话更是下降了：2007—2012年大学生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6%，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却上升了2.7%。
令年轻人感到灰心的是向上流的机会少了许多。我老曹那一代人成功坐上中产位置之后，月入可达十多万元，工作舒舒服服不愿退休，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让年轻人上位。我那一代把退休年龄由过去55岁改为60岁，再延后至65岁，仍然不肯退休，令年轻一代上位机会大减。
现在还有数以万计俗称“港漂”的内地尖子来港读书、毕业后留港工作，令香港的年轻人更感竞争大、机会小。特别是金融海啸爆发之前，一批有北方雄厚背景的海归派回流香港，不少投行招聘时一看申请者英文姓氏拼音就知道哪些录取，哪些可以置之不理，举例（只是举例，不要对号入座）姓林，是拼做LAM还是LIN就有天壤之别，拼音姓氏也成了取舍的重要因素，这种风气又怎么得了！难怪香港的年轻人心有不服。
还有些香港大企业是家族经营，家长（通常是创办者）是主事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人亲疏有别，重要职位几乎全由家族成员占据，令真正的人才难以进入核心管理层。子承父业，大大影响企业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员工工作也欠积极。当创业一代逐渐退出管理层，由他们的第二代接手，问题便浮现，不但使企业停滞不前，更令年轻人无法凭自己的实力获得重用。
当社会上流机会大减，不是生于大富之家的年轻人便感到前路茫茫。愈来愈多人认为别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她”嫁了个有钱人，或“他”的父母本身富有，而非“他”努力工作或表现突出的成果。这样年轻人对社会的怨气又怎会不多？对未来又怎会不灰心？
可是年轻人，你们要知道有危才有机，我老曹说现在的中国正赶上从未有过的掘金好时代。年轻人处在搏杀奋斗阶段，要上流必须改变安于打工、不敢闯的态度。我老曹说：“一胆、二力、三功夫。”首先要放胆去做，其次要努力，无论熊市牛市，总要用功发掘，有魄力、够努力加上一定的知识，总有发达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