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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廉”时代的终结
第六章 危中寻机，中国经济大转角
6.1 “三廉”时代的终结
无论任何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因有“三廉”优势——廉价资源、劳动力和土地，与其他已发展地区或国家相比之下生产成本较有优势，所以能够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产品，从发达国家输入资金和技术，保持本地GDP高增长。
由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7年就是中国的“三廉”时代。这段期间中国经济由于比已发展的国家晚起步，因而有“后发优势”。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力充足、生产力提高、制度改革、经历全球化等因素，令国内企业利润高速增长，成就了中国经济起飞期，令中国迅速由贫穷国家变成新兴工业国。
这段时期也是我老曹常常说的经济发展期中的黄金30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在这黄金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8%，是这段日子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同期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三倍多。中国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07年的24.9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67倍。若扣除人民币贬值、通胀率等因素，实质GDP增长仍达20倍。
【“中国制造”（Madein China）的光辉时光不再，“美国再造”（Remade in USA）时代重临，美国企业以人工智能机械臂取代员工。由2009年至今，中国已失去超过2000万个制造业的职位。】
通过出口大量廉价产品，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令企业的纯利出现高增长期，早在2007年已经结束，并进入低利润甚至亏损期，2007年10月内地工业股股价开始大幅回落，正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黄金30年结束。
出口低端代工品穷途末路
中国由20世纪50年代发展重工业开始，到今天制造业以代工（OEM）为主，出口大部分产品是代工产品。贸易以进口原材料、出口代工产品，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为主。赚的都是辛苦钱，还得付出环境污染的代价。
过去中国企业是做大不做强，薄利多销，微中取利。建基于国内廉价成本。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与推行，在减缓人口压力的同时，其副作用是劳工供应不足问题逐渐显现：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第一次出现了绝对量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下降了0.6%。
也就是说2012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出现，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比当年的日本严重。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令日本制造业工序大量外移，令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及东南亚等经济体制造业冒起，直到公元2000年日本人口红利才消失，即所谓“先富后衰老”。而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口红利2012年已开始消失，面临“未富先老”问题。
【2012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出现，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比当年的日本严重。而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人口红利2012年已开始消失，面临“未富先老”问题。】
加上2007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反思以往过度消费和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重视储蓄和出口，因而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冲击。美联储为挽救经济推出量化宽松（QE）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美元，变相导致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提价，引发中国内部通胀，令工资及地价上升速度加快，中国的“三廉”优势逐渐消失，2012年9月起日元大幅贬值令中国为日本生产的再加工边际利润迅速消失，加工工序回流日本。
据统计，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过去五年以年率15%速度上升，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每年只有8%（已是全球最快），过去竞争优势（生产成本便宜）渐失。不少新兴国家如印度的劳动力到2012年已比中国便宜，令生产线撤离中国。以廉价服装生产为例，2012年中国服装生产业工资已是300美元一个月，不少落后国家只需要100美元。
在珠三角地区一个工人的成本包括居住、食用、医疗等。2007年每月1500元人民币，2012年已增至4000元人民币，五年内增加了1.7倍。在珠三角一带的港资制造商，大约八成已面临经营困难或亏损。根据香港工业总会数字显示，港资在珠三角企业数目已由1996年全盛期的46万家，减少至2012年7月的8万家。目前这8万家企业仍在苦苦经营，估计到今年7月数字会进一步下降。
由于内地工厂只能提供低端技术产品，此一市场无论在国内国外均要面对激烈的竞争，一旦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价格优势，就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一样，被迫放弃制造业。因为这类工厂产品的议价能力不大，就算成本上涨也不敢提价，一提价就会流失订单。
以制造iPhone为例，2009年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代工工厂富士康（2038.HK），商业毛利率只有5.91%，而提供品牌及设计的苹果公司（APPLE）的毛利率为40%，是富士康的6.8倍。2010年内地工资上升，富士康想提价但没有议价能力，工资上升后便出现亏损，如提价苹果的订单便会被转到其他地区的工厂。
于是富士康只有承担大部分成本上升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该厂在2010年及2012年上半年都出现了2亿多美元的亏损；反之苹果公司只负责设计、推销及品牌推广，2012年毛利率仍然保持40%以上。富士康为抵消成本上升压力，只能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内陆地区及加强自动化减少人手。
中国在全球低端产品市场的占有率自2007年起也开始减少，例如时装市场因为交货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不少企业宁愿返回美国生产，反正劳工占时装总成本只有5%左右。“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光辉时光不再，“美国再造”（Remade in USA）时代重临，美国企业以人工智能机械臂取代员工。由2009年至今，中国已失去超过2000万个制造业的职位。
黄金30年是必经之路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黄金30年并非独有，从其他国家的发展路程中可以得到借鉴，有迹可循。通常，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工业期、工业期（制造业起飞）、后工业期（内需拉动型经济），然后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
最早出现工业革命的是英国，其制造业起飞期维持了100年，内需拉动型经济繁荣期约30年便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而美国的制造业起飞期只维持了50年左右，内需拉动型经济繁荣期也只用20年便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日本在二战后百废待兴，制造业起飞期由1945年开始，至1973年石油危机结束，1975年进入内需拉动型经济繁荣期，直至1989年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由于日本人没有大量消费致使日本经济过去20年一蹶不振。
香港地区制造业起飞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而结束。香港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由1983年中开始至1997年第三季结束，然后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打开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之门，令香港经济通过大量消费再次繁荣起来。
上述亚洲模式，即30年制造业繁荣期、15年内需拉动型繁荣，然后进入大量消费型社会，在台湾地区和韩国同样出现。我老曹相信在中国大陆也将会发生，当然规模要大得多。
内地和香港的形势甚为不同，香港从制造业起飞期过渡到后工业期十分迅速。皆因20世纪80年代是利率回落期，有利消费，而且香港地少人多，过去30年香港的制造业渐走下坡，目前只有15%的就业人口仍从事工业，制造业只占全港GDP的8%。但内地情况不同，例如2013年起利率已进入上升期，祖国天然资源虽然丰富，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及很多国家。经济转型需更长的过渡期。
今天台湾地区有37%的就业人口仍从事工业，新加坡有30%，而韩国有27%。估计内地未来有超过40%的就业人口仍从事工业，不会像香港一样只有15%。
中国的制造业繁荣期已在2007年结束，开始进入后工业期，2009年转型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参考过去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等地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再参考中国的人口结构及地理环境，我估计到2020—2025年中国经济才结束以投资固定资产带动经济的后工业时代。
因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沿海各省市已经历30年工业起飞期，步入内需型经济，但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起飞期，不少偏远地区更还处于工业起步初期，故可以说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同时在中国境内出现。令这段经济转型期间呈现的市场面貌多样化，危机与商机同时大量涌现。
【参考过去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等地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再参考中国的人口结构及地理环境，我估计到2020—2025年中国经济才结束以投资固定资产带动经济的后工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