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Study
已从 EPUB 提取 134 个可阅读章节，可直接阅读并标记学习进度。
学习进度
最近阅读：未开始阅读
自序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
2015年，我的两篇论文《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2009年至201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曾国藩湘军及总督时期的经济生活》（2012年至2015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期间完成的博士后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名字分别为《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和《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 在交给中华书局时，我原本已把两篇论文合并，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1)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2)。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4)。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5)，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即意味着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讲，“一得为此（指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5)。可以免除一点儿赋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等人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26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着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30)每天早上起来给菜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习（“住馆”），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
虽然通过拜客获得大量收入，但是曾国藩仍然感觉手里的钱不够充裕。 拜客有收入也有成本，曾国藩一路仆从花费、家中刻卷、应酬、购置家具衣物、日常支出等花销，也都不小。加上在这一年曾家经历了曾国藩长子和幼妹去世两次丧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的喜事。翰林之妹出阁，规模不小，“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86)，耗费颇巨。 因此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仍然不足，还要向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家起程，进京赴官。 由长沙到北京，全程二千余里，他费时六十三天，共用银一百多两(2)。我们可以简略描述一下他的行程，来看一看传统条件下旅途之艰难。 从老家到省城长沙是陆路。从湖南长沙上船，走了半个月水路，抵达湖北武汉，平均每天船只行进六十里（途中阻风停泊四天）。由汉口起又改为陆路。先是坐二把刀人力推车（雅称“一轮明月”），从汉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属于实习性质，没有品秩，也没有俸禄。只有经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 到北京之初，曾国藩暂住千佛庵中，每日勤奋练习写大卷的书法楷字，全力准备散馆考试。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名，四月二十二日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因此道
那么，京官生活为何如此之穷呢？ 第一个原因是薪俸水平低。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薪俸很低，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清代文官“正俸”也就是正式工资基本承袭明朝，只略有调整，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
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内容是正俸四十五两，加上四十五两“恩俸”，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11)。 为了准确计算曾国藩的薪俸，我们需要将禄米折成银两。虽然发给官员的禄米名义上是精品大米，但事实上京仓粮食“红朽者多”，因此中下级官员领到米券后，常“以贱价出售给米肆，每石仅合银一两有奇”(12)。综合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禄米
一个人从外地来到北京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住房。 和今天不同，清代京官不但没有分房，在住房问题上也不享有任何补贴。 因此，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殊恩赐予宅第之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和今天大部分人一样，一是买房，二是租房。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23)，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或者叫南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
京官生活中另一项较大的花销是服装，特别是进京之初购置官服的支出。 中国传统服饰规章笼罩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以烦琐严格著称。清代冠服制度之细密更堪称历代之冠，官服的式样、色彩、质料、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 比如官帽，按季节要求，可分为暖帽、凉帽两种。从功能上分，则又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区别。 至于官服，按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
京官生活另一项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及送礼开支。 清代社会礼节十分烦琐，应酬名目众多，官员们更是长年生活在各种“规矩、礼数”之间。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如张德昌所说，“北京各部院衙门有一种传统的习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要致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要送门包、门茶”(61)。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乔迁
除以上诸种支出，对普通官员来说，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汉人文官虽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但官轿形制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不过，据何刚德的说法
因为人文荟萃于北京，可以从容研究学问，所以京官之中颇不乏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甚至有人为搜求古籍而抛却万贯家产。比如“小秀野草堂”堂主顾嗣立毕生致力于搜辑刊印元人诗集，家产耗散殆尽(84)。 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他京官生涯的日记共记了三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光道光二十一年记载就达十三次之多。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京，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更何况父亲及两个弟弟也先后入京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 曾国藩家的日常生活，由仆人王荆七经管。每月曾国藩以银换钱后，会将部分交给王荆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日用之物。道光二十一年他交
咸丰九年之前，曾国藩兄弟一直没有分家。所以讨论曾国藩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们不仅要替曾国藩在北京的小家庭算账，也不能忘了湘乡曾氏这个大家庭。 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跃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虽然他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六百零四两五钱二分。列表如下： 表2-12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支出结构表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日常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9.96两。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474.56两。
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 那么，京官通常如何弥补赤字呢？ 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如前所述，像曾国藩、陈源兖那样，在入京为官之前，通过拜客、“打秋风”来筹集资金。第二是由家中或亲友提供资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了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102)，这一点后面还会有
曾国藩到京第一年因诸事草创，花去八百余两。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钱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京官借钱的对象，通常有同乡、同僚、朋友以及商户。一般来讲，商户比较愿意借钱给官员。因为京官绝大多数总有机会外放为地方官，或者有机会出外差发财，因此不管拖欠多久，最终总能还上。 当然，京官与京官也有不同。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表2-13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入结构表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俸禄收入只能满足开支的五分之一左右，外官馈赠和借款是京官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支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翰林的曾国藩的支出主要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广泛结交朋友，以及竭力保持官员体统。至于收入，由于持身清峻，有时只能靠
来到北京之前，在白杨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120)曾国藩认为因为周围都是见识庸俗鄙陋的人，所以自己的头脑也很闭塞。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
“学作圣人”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拒绝世俗利益的诱惑。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不以做官发财的誓言。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126)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一生基本上践行了这个诺言。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
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横财。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外放为各省学政—作者注）。学差三年满，大省分
如前所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所以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正如他后来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他的主要动机是解决经济危机： 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6) 考差如科举一样，对“小楷”“白折”功夫非常讲究。因此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家书中，曾国藩提到他为了考差正在勤奋练习小楷： 男
除了以上行旅、衣服、日用品之类的准备之外，主考官出京，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那就是礼品。 虽然朝廷规定主考到各省不得与地方官交游，“各省主考官……在途不闲游，不交接。抵所差之省，提调官即迎入公馆，不得接见”(18)，但实际上，作为京官，主考官与地方官的交往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典试完毕后，主考官更可以大大方方地与当地官员及返程所经地方官员往还。这是主考官收受“
主考领命之后，必须在规定日期内起行。“各省主考官于命下日克期起行，不携家，不辞客，不随从多人骚扰驿站。”(27)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卯初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28) 曾国藩所带礼物，一路用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升为侍郎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前文说过，翰林升官，主要看考试成绩。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逢三年一次的翰林大考，曾国藩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官衔。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骤升二品，从此“跻
随着官位的升迁，曾国藩的收入也随之提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上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511.5两。此外，还有一种额外补贴，叫“饭银”。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他在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饭银每年是一百两。 “饭银”又叫“饭食银”，内阁及六部官员均有，出自各省到部办理事务时的“帮办费”及盐政关税余款。为什么叫“饭银”呢？主要是因为名义上
收入虽然大幅提高，但是随着官员排场的升级及交往等级的提高，侍郎的开支也当然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左右，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不仅侍郎是穷官，连尚书的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富裕。我们可以看一个清中期的例子。陈宏谋是乾隆朝名臣，位高权重，对政局影响重大。乾隆二十八年（1763），陈宏谋由地方内调，任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衔。本属升官晋爵，然而乾隆二十
虽然反复表示辞官的愿望，曾国藩却迟迟没能动身，原因很简单：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71)已经欠账近一千两，回家又要借几百两，实在是借不到。 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的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79) 虽然说是“还清”，但这次托毛寄云所还的，只是西顺兴店的本钱，并不包括一千两利息。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他在日记中提
经济困顿并不只发生在曾国藩一个人身上，这是汉族京官的普遍情形。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有差别。一般来讲，高级京官生活水平高于中低级京官，户部银库等少数特殊机关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 另外一个重大区别是，满蒙京官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汉族京官。清代“首崇满洲”，选官制度中有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宗室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的区别，其用意当然是维护旗
京官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巨富阶层，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其中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以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为代表。他们权力大，管事多，贪名素著。另一类则是某些出任“肥缺”的官员。这些职务，级别也许不高，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多，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这些职务大部分都是指定的满缺，即使非指定满缺，满人获得的概率也远大于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那桐出身内务府，家资本丰。《那桐日记》记载那桐叔父铭安赠与他的财产数为“京平松江银三万一千六百两、吴各庄地合银三千四百两”(22)。日记中也提到那桐的姑丈巴敦甫1892年收益是“九千九百五十金”(23)。根据这些零星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判断那桐家族的资产“巨万”。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
第三类是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关于这个职务，一直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是户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其实户部虽有侍郎例兼三库，但由于三库地位之重要，朝廷历来会另外拣派管理三库的大臣，所以和三库中的另外两库一样，户部银库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户部的一个部门(48)。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
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
如前文所说，曾国藩属于京官中刻苦自砺、持身严正的一类，但他的生活离最穷的京官还颇有一段距离。京官中最贫困一族的代表是刘光第。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出生于咸丰九年（1859），光绪九年（1883）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因家贫无力及遭遇母丧等原因，他中进士返里后迁延数年不能赴官，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在他人的资助下进京。自1888年到189
综合以上情状，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多少，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穷困，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自然同样是职官收入低微。按清代官制，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没有恩俸。主事为六品，正俸为六十两，除此还有六十斛禄米。因为财政困难，晚清官俸又经常打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的“俸银五十余金”(79)。参考第二章《清
京官中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宁可背负巨债，也要讲排场，讲阔气，追求享受。李慈铭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李慈铭（1830～1894）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地主之家(101)。他自幼聪颖，“生有异才，年十二三即工韵语”(102)。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越中俊才”，不过科举之路却异常曲折艰辛。他二十二岁中秀才后，连续十一次乡试都不中，直到四十二岁时才中了
那么，李慈铭怎么解决低收入和高消费的矛盾呢？ 李慈铭的仕途长期处于候补状态，因此很长时间内他的薪俸收入比刘光第还要低微。因为他出身“异途”，没有正式官俸，所以只有养廉和印结银两项收入。后来虽然补了实缺，然而即使是在户部这个最“富”的部，不掌印的中低级官员仍然收入低微。 李慈铭的家庭也不能给他提供经济资助，因为捐官已经掏空了家底。太平军占领江浙，家产近乎荡然(
第三章提到，任四川主考之后，曾国藩给家里寄回去六百两白银，但仍然没有还清家里的债务。这是因为由平头百姓变为官宦之家，曾家社交层次大为提升，要花的钱自然也远远多于以往。 湘乡县是偏僻之地，出了一个翰林，是震动全县的大事。翰林的父亲和兄弟，自然也成为湘乡县的头面人物。所以一旦家里有什么大事，操办的规模和以前平头百姓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夜，曾国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喻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不过，这些信件并没有阻止他的家人在地方上呼风唤雨。 如前所述，自从成为生员之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停止了在功名路上的奋斗。他本是一个老实忠厚之人，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说：“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坐，
中国明清时代，州县官对地方绅士，特别是头面绅士，莫不特别敬重。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绅士，联欢绅士，要求地方绅士的支持”。这是因为绅士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传统中国为“士绅社会”。“绅权主要基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和绅士自身所占据的资源优势及基层社会所需。”(20) 清代中央集权制行政最低一级是州县，
道光三十年，江西人朱孙贻出任湘乡知县，新官上任三把火，力图革除地方赋税征收中的百年积弊，以减轻民众负担，同时也消化前任县令留下的亏空。湘乡县的钱粮，以前都是由衙门里的书吏等人包征包解。他们层层加码，百姓负担甚重。为此，朱孙贻提出一个重大改革方案：由书吏包征包解，改为县里亲征亲解，以杜绝书吏们贪污中饱。 要实行这样重大的制度改革，离开地方绅士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
除了赋税征收外，地方治安、办理团练也是曾麟书参与的重要地方事务。先是为害多年的湘乡巨盗左光八，被曾麟书命二儿子曾国潢拿获，“左光八已被潢男购线拿获”(46)。送到县城，“数日即站笼站死”(47)。接着曾麟书又亲手消灭了一伙“会匪”。原来太平军兴之后，湖南各地会道门多有响应之状。曾麟书说：“我县会匪极多，而为首者，熊聪一……其意与粤西行为相似。”(48)熊聪一
作为一介穷京官，曾国藩对家里的帮助微乎其微。如前所述，他在家信中对祖父这样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意：“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两，曾家尚有数百两外债没有还清。可见数年乡绅排场代价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道光二
张仲礼将由发挥绅士作用而获得的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在平息了争端之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张仲礼将这种收入称为“聘用费”。另一类则是经理地方公共事务，比如修理道路、桥梁，办理慈善事业及地方防务过程中所获报酬，张仲礼称之为“经理收入”。曾国潢的上述收入，按张仲礼的口径，自然应该归为“聘用费”。 曾国潢“聘用费”的主要来源，是充
至于张仲礼所说的“经理收入”，当然也是曾国潢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如前所述，官府办理地方事务，必须借助于绅士的力量。“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79)曾国潢素喜出头，酷爱揽事，地方上的公益及公共事务曾国潢几乎都插手。 他在地方上所办规模最大的事务自然是团练。咸丰九年，太平军又一次路过湖南，曾国潢办成一支三千六百人的团练。
曾国潢之所以能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经营如上诸多事务，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其“捐监生”的身份。官场和社会上给他这么大的面子，是由于他乃京官曾国藩的弟弟。正如瞿同祖所说：“士绅的其他任何亲属—兄弟、伯叔、甥侄、子孙等等，由于与士绅的亲属关系，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社群中也很有影响力。……亲属的这种影响力，于士绅不在家乡时（比他在家乡时—作者注）有更大的发挥自由，因为他在家乡
在晚清时期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过程中，曾国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曾国潢在地方上经办事务既多，不可能不惹来麻烦，何况他性格霸悍，又常有“发财”之念，因此所作所为常引起非议。特别是后来太平军起，他办理团练，手段残酷，杀人太多，激起强烈民怨。《湘乡县志》录有这样一条告示： 访得十四都地方有人布散匿名揭帖，阻挠团练，并敢讪谤办团绅士。此等莠民如非匪党，即系素不务正之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正在家中为母守孝的曾国藩收到上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1) 原来，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组织，以保卫乡里。 经过短暂的犹豫，曾国藩决
根本原因也在制度。清代文官实行“薄俸制”，军队则实行“低饷制”。 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的收入不过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11)。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是一个士兵家庭的总收入。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较低，康熙年间，一两银可买二石至三石粮食，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尚可维持一家生活(12)。但随
和京官的“薄俸制”一样，清代军队的“低饷制”也典型地反映了传统时代的政治惰性。“清代军事制度大都确立于入关之初，是为适应当时的战争需要制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套‘祖宗成法’开始暴露出种种不适应性，急需做出局部的，乃至全局的变革，但其统治者往往抱残守缺，不愿意改变旧制。”(30) 改革旧制是一项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它会触及“永不加赋”这条清王朝引以为自豪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加上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他对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45)。不论是诸葛亮，还是岳飞，都拿这样一支军队没有办法。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以统率万人级别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比做侍郎时的六百六十两足足增长了七点一八倍。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 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自己想办法解决，其方式有劝捐（捐输）、厘金（设卡抽厘）、以盐抵饷等方式，同时也奏请各省协济(62)。 所谓劝捐，是指在国家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在咸丰四年十一月，那时他已经离家将近两年，练兵有成，先后取得武昌和田家镇大捷。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汇报完战况之后说： 兹由魏荫亭亲家还乡之便，付去银一百两，为家中卒岁之资。以三分计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
那么，曾国藩的合法收入，都用到哪儿了呢？ 首先，作为因“墨绖从戎”而拒绝官职并发誓“不要钱的”湘军最高统帅，财务全权负责的“一支笔”，曾国藩是否按统率一万人的标准给自己发放固定津贴，目前还没有资料可证。一个可以成立的推测是他“以身许国”，“以军为家”，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固定收入，而是以公务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定自己的经费标准。 他的幕僚方宗诚说： 曾公在营十余年
咸丰五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曾氏岳父家附近）买了一百亩田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信回家，拒绝这项地产，信中说： 闻屡次长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田一所，系国藩私分等语，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国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怡怡一堂，国
不过，第一次出山期间，发生过一件与曾国藩所标榜的清廉作风相违的大事：曾国藩名下一笔一万两的巨款，从武汉被运回了湘乡曾家。 那是咸丰六年上半年的事。《曾氏三代家书》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这样说： 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95) 并且说：“弟不自行着人送归，此中有避嫌之处。” 这封
湘军虽然屡获大捷，成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但曾国藩的身份一直是“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或者“钦差”“钦命”办理军务的“侍郎”而已。因为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未获督抚之职，孤悬客处，名不正言不顺。加上他刚正严厉的作风与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在各地官场处处碰壁，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初，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未经皇帝批准径自回乡，
曾国藩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3)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飞跃。当然，这次飞跃的主要动力不是他自己，也不再是大弟曾国潢，而是另一个弟弟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和曾国藩的其他弟弟一样，他科举止步于秀才一阶（优贡）。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继
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以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法，攻克了吉安府。这是曾国荃首次攻下大城。城破之后是否有大的抢劫行为，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城将破时，他自食其言，屠杀先期约降者数百人(15)），但战后不久，曾国荃就差人送工资津贴什物回家，数量多得连曾国潢都有些惊讶。初出茅庐的曾国荃尚有些忸怩作态，生怕曾国潢责备他，在九月初六日给曾国潢写信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
要了解曾国荃军事生涯的收入，就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将军富明阿，到南京明察暗访，在水西门恰好看到湘军从
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 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57)。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 》说：“大
再出之后，除了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曾国藩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人情应酬上花钱比以前周到了。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家信中他说： 余此次在外，一切俱照旧样，惟于人情应酬上略周到些（如胡中丞丁艰送二百，龙方伯送一百之类，向来所无，此后家中亲戚族人中如有庆吊，亦当致情，望弟先写信告） 。(73) 胡林翼母亲去世，他送了二百两白银，这已经是向来所无的事。 当年十二月初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咸丰皇帝依靠八旗军“剿”灭太平天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跑，江浙糜烂。四顾无人，咸丰帝只得捐弃前嫌，于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实授，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 曾国藩等待这个任命已经太长时间了。自创立湘军以来，他一直处于体制不顺
天下总督之中，地位举足轻重的有两个：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而在太平天国时期，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则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把“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两江地区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它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以长江为纽带，上下呼应，拥有了这块地
作为如此重要的人物，两江总督的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名义薪俸，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清代地方官只给俸银，不支俸米。一品官岁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官一百五十五两。因此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一百五十五两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差异。在现代财政制度下，公务员通常享有相当的福利待遇。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可能不是很高，但会享有住房、用车、差旅等方面的大量补助。但是在清代，省级大吏不但没有这些补助，反而还有许多在今天的财政制度下看来极为不合理的支出负担。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的支出算笔账，看看他一年大致要花多少钱。 第一当然是他的个人支
作为一方诸侯，国家理应给督抚配一支属官队伍，设立一个完备的办公机构。以今天的省级部门而论，有固定的常设机构，才能满足日常行政需要。我们来看一下《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参事室、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8)，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设17个内设机构：有综合一处到八处、会议处、信息处、机要处、省应急管理办公室（省政府总值班室）、省政府政
关于总督衙门的这套非正式权力系统，相关研究及基础资料都比较稀少。清代地方档案虽汗牛充栋，保留下来的督抚衙门档案却为数不多。主要原因是这套办公机构后来虽然得到朝廷默许，却不符合国家定制，上不得台面。因此虽然近年来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基本上都集中于州县一级，关于督抚衙门的研究极少(34)。我们只能依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对督抚衙门的运转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
如前所述，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收支差额在近万两到二万两之间。 解决如此巨大的差额，当时主要的办法就是“规费”。 要详细了解清代督抚的收支结构，我们必须要深入探究一下“规费”的产生和发展。 “规费”更为常见的叫法是“陋规”。这个“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
我们先来看看“规”。 总督巡抚衙门的规费主要来自直接或者再下一级下属部门，比如布政使衙门、粮道衙门、盐务衙门以及各税关等有钱有权的部门。 规费的第一项是“钱粮平头银”(54)，来自布政使衙门。在交送正税时，各州县会拿出占正税一定比例的附加税，作为布政使衙门的办公经费。这个比例各省惯例不同，然而大都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之间。比如在广东，州县解送银粮，每百两需额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县级政府为例，更加详尽地分析一下规费的来源。 现代财政一般分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清代把地方政府收上来的“地丁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起运”，即运交给中央的部分；一部分称作“存留”，留下来作为地方行政开支。不过由于制度设计的自私性和短视性，皇帝们只重视中央财政，留给地方的其实远远不够。用曾小萍的话来说，所留数目“与州县的行
在乌程县入项当中，最大的一项是漕粮、南米的盈余。对于有征漕任务的省份来说，漕务不但是税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所有公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漕务（尤其是江南的漕务）办理过程中，不但存在着和地丁钱粮银一样的附加税费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比地丁钱粮银还要严重。 我们以乌程县为例，看一下漕粮征收过程中的开支情况，同时也可以细致观察在这个过程中陋规
规费主要出自有权有钱的部门，至于“礼”，则是所有官员，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的，因为这代表官员个人的心意。从广义上讲，陋规指所有非法收入；而从狭义上讲，陋规专指官僚体系中个人致送的金钱和礼物。 之所以说“陋规”是有旧中国特色的一种财政分配方式，就是因为这种分配是在“礼”的面纱下进行的。它不光要解决地方财政资金不足以及官员薪水过低的问题，还要承担在官员
除了上述规礼外，这种反向补充还有许多其他形式。最直接的是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公务往来的时候，要付给上级“投文费”（递交文件费）、“挂号费”“册费”（记录费用）、“掣批费”（领取交税证明的费用）。比如乌程县与湖州府打交道时，“把门门号每次洋三元，投文挂号每次钱七百文，接帖门上每次洋八元”(97)。 此外，首县、首府要负责上司的家具陈设和办公建筑的维修，仅为这种开
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皇帝们寄希望于地方官员的诚实，然而，这种诚实很难得到保障。 上文提到过，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江西巡抚白潢向康熙汇报了巡抚衙门的规费情况。七天之后，白潢所处两江地区的新任总督长鼐也向皇帝汇报了总督衙门的陋规情形。他说： 奴才临行时，入请训谕，圣主指示地方诸事，复降仁旨赏奴才官兵费用等项。奴才每念皇父深恩，刻骨铭心。今奴才对
曾国藩的总督生涯前后长达十二年(1)。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当时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的几道著名奏折(2)，矛头都直指吏治。他说，今天吏治已经坏到了极点，要挽救国家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3)问题是，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成了地方大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升官之后，初次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五月十五日起程后，曾国藩在长江上走了十二天水路。五月二十六日，因为第二天要改为陆路，势必要开始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印、签押三条》，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五月初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刻居官要语训属员”。这篇文章就是《曾国藩全集》中《劝诫规则》十六条。这是他为属下官吏及幕僚等制定的工作准则。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官员、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十六条中第一条，亦即劝诫州县之第一条，叫作“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
读者看到这两段也许会产生疑问：巡捕、门印、签押，其名目听起来不过是总督身边的低级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对州县官显倨侮之色，发严厉之声，并且能把自己的亲族故旧荐至州县衙门或者营盘之中呢？因此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此处的“巡捕”不是巡查捕快，而是指“武巡捕”“文巡捕”两职，是总督、巡抚、将军的侍从之官。 《文物春秋》一篇介绍直隶总督的文章说：“按
所以门上长随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清代《刑案汇览》中，就有大量的门丁犯罪案例，涉及撞骗商铺、侵蚀钱粮、索诈民众、私押徒犯、干预公事、受贿舞弊、私放嫌疑人等各种罪名(39)。因此门上长随们被尊为“门政大爷”，他们是衙门内最吃香的角色。 至于巡捕和签押，也都炙手可热。巡捕既负责带领官员参见总督，下级官员常趁机先向他打听总督的喜怒好恶。签押的权力则更为巨大。按惯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自羊身上，从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江南诸省就有很严重的“浮赋”问题，“附加税”之高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
曾国藩裁除陋规，减轻百姓负担，也是在太平军撤出之后逐步推进的。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地丁每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五六钱至六七钱不等，或收钱二千四百文至三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每一石米，或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63)。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在地方上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十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江南这从前最富庶的地方，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句，完全适用于两江。有外国人记述当时他观察到的苏州一带情形：“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完全焚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外二村未动，而其中一村仅余焦土
吏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对官员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无治法，是传统政治的不变信条。曾国藩亦坚信“人存而后政举”(82)。 到达祁门之后，曾国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府道以上）的优劣。同时，他又要求司道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官员的优劣情况。同时命各级基层官员以书函形式，谈一谈自己对本地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员的素质：“密札司道，举劾属员
直到来到直隶之后，曾国藩才发现，和这个天子脚下的省份比起来，两江地区的地方官素质还是很高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成为天下各省督抚之首。 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驻保定，辖区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河南、山东以及内蒙古和辽宁部分地区。据《清史稿·地理志》载，除顺天府外，直隶
汰换官员之外，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一个着力点是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的主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极善拖延。曾国藩发现到同治八年（1869）旧历三月底止，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下来处理的重大京控上访（即越级直接上告到京师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等衙门的案件，这些上访案件的处理原则一般都是发回当事的省份处理）案件
虽然按惯例，江督拥有巨大的收入，然而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戈登的随员惊讶地发现堂堂总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 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帝国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即使在北上“剿”捻期间，仍然拥有两江总督头衔）。按张仲礼的说法，如果他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那么他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 曾国藩一生到底积蓄了多少钱呢？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所积养廉，一万八千两。 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攒的养老钱：“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以极丰裕矣。”
第四项比较大的花销是幕友及总督府中工作人员的薪俸支出。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薪俸支出，需要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后，才能说得清楚。 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正处于传统衙门向近代行政机构转变的初始阶段，而在这种转型中，他为了适应军务和地方事务的需要，依托在战时大大膨胀了的督抚权力，突破旧有规章习惯，对督抚衙门的结构及职能进行了改革。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之初，只有一个空头衔，没
第五类支出是捐助地方公共事业。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曾国藩就经常有捐修地方城池之举。比如： （江西湖口县城）道光以后，城久不完。又遭粤逆蹂躏，砖石无存。咸丰七年克复后，曾文正公国藩论奏湖口地方要紧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钱四千串，余皆民捐，照旧重建山城。(34) 也就是说，湖口县城破坏已久，曾国藩认为此地重要，必须修城墙。于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带头捐款，带
但是，曾国藩并非所有开支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以下开支，就有涉及“潜规则”之嫌了。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镇压，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要报销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
如前所述，曾国藩总督时期的正式收入有薪俸和养廉银两个部分。除此之外，因为曾国藩身为侯爵，按理还应该有侯爵俸禄。顺治十年“定岁给世爵俸银有差”，成为有清一代定制，其中一等侯年俸610两，禄米305石(56)。 不过清代世爵的管理漏洞百出。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说：“封爵敕书同治四年领得。错字极多，令纪泽带至湖北呈弟处。弟回其错误一笑而未收，纪泽即带回湘乡。”(57)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小金库这三万两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66)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
清代吏治，初期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日渐废弛，乾隆晚期腐败呈普遍化状态，晚清捐纳大开后达于顶峰。 这条变化曲线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第一是财政制度演变。清初物价水平较低，官吏虽然实行低薪制，但尚未达到名实严重分离的程度。清中期物价上涨之后，官员经济生活中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各种陋规不断滋生蔓延，愈演愈烈。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大开捐纳，更是导致官员素
除了贪墨一类外，晚清督抚还有另两个类型：中庸型和清廉型。 所谓中庸型，就是志不在贪墨，然而亦不想以清官闻名，而是和光同尘，在“习俗”认可的范围之内谨慎地收取“应得的”灰色收入者。其典型的代表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郭嵩焘早年为官，志节颇高。咸丰九年他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关税情形，所到之处大小官员接待隆重，郭嵩焘却“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一
当然，要更直观地界定曾国藩在同时代督抚中的清廉程度，莫如再把他与李鸿章、左宗棠二人的居官风格做一下对比。此三人同属湘军集团，且最终达到的仕途高度相仿佛。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小曾国藩十二岁。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经历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早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李鸿章一生师事曾国藩，以“第一门生”自居，曾国藩亦对他欣赏有加，生时即将衣钵传给李鸿章，曾
1904年4月，李鸿章直系子孙分家时，曾订有一份遗产分配“合同”。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李经迈的儿子李国超处见到过这份“合同”，并征得主人的同意，将其收入自己的专著中。苑书义在他的《李鸿章传》中转引如下： 一、庄田十二块，坟田一块，堰堤一道。桐城内产业四处，省城安庆房产四处。留作李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方经营。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一处，留作葬于该地的李鸿章两
李鸿章的房产，也是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的庄园宅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地政学院曾对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等族之田园邸第进行过调查，他们描述说： 合肥东乡之李相府，西乡周、刘、唐、张之“圩子”至今犹在，吾人旅行其间，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盖当日显宦地主，煊赫一时，仗势恃财，广置田亩，
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 在《李鸿章全集》家书部分，我检索到两条关于有价证券的记载。 第一条是关于昭信股票的记载。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则是清政府于1898年发行的一种国内长期公债。由于事属首创，发行不力，所以朝廷要求大员积极带头认购，翁同龢更是劝李鸿章，以其久任要职，至少应该认购一万两，才能免招物议。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认购了五千两。在写给李
拥有如此巨额财富，李鸿章的生活水平当然也远远高于曾国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名誉扫地，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进京做了“伴食宰相”，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
那么，李鸿章的巨额财产是从哪来的呢？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显著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李鸿章办洋务，最初的切入点是制造新式武器以为军用。同治二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主管其三。 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
然而，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经济生活状况与李鸿章却截然不同。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曾国藩对
曾左两人在经济生活上这种高度相似性，基于相同的出身和相似的教育背景。 曾左二人年龄相仿，曾国藩仅长左宗棠一岁。出生地一为湘乡，一为湘阴，相距不远。出生时家境也相当，都是所谓“耕读之家”的小地主家庭。二人性格虽然一内向一外向，反差很大，但皆属方刚强毅之人，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 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
当然，除了以上诸多相同之处外，曾左二人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 曾左虽然性格都很刚强，但是其“刚”亦有区别：左宗棠性情张扬外露，办事凌厉果断；曾国藩则内刚外柔，做事低调。 曾国藩不想居清官之名。他资助很多慈善事业，都是只做不说，深恐为人所知。而左宗棠性格凌厉外向，乐于显扬自己的清廉之名。郭嵩焘说左宗棠在军中，“日以吾无一钱为言”，唯恐自己的清节不为人所知。曾左
当然，虽以“孤介”闻名，但是左宗棠亦并非不通人情世故、毫无弹性之人。 上文引左宗棠家书“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的下一句是：“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历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为陋规也，但裁之之后，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则必不敷用矣，岂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转送赈局。书告尔等
曾国藩自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就没有回过湘乡老家。他晚年多病、精力衰颓，多次乞休，却终未得偿林下之愿。不过他的弟弟曾国荃不光带兵期间多次返乡间小住，开府之后也多次归山，乡居时间加在一起长达十年有余。一在山，一出山，在某些时段，兄弟二人形成出处之间的某种互补。 带兵期间，曾国荃于咸丰七年二月至九月，八年十月至次年四月，九年十月至次年闰三月，数次返乡，经营家务，“求
曾国荃这样的高级乡绅居家期间，不可能只埋头于“料理山中种竹、塘内蓄鱼”(14)。他们还对地方公益建设负有重要责任。在这方面，曾国荃主要做了以下几类事情。 第一类是领导捐修地方道路桥梁、寺庙建设。费正清说：“乡绅在每个乡里履行很多重要的社会职责。为运河、水坝、道路、桥梁、渡船之类的灌溉和交通设施进行筹款和主持修建。”(15)确实，在断断续续的返里乡居期间，曾国
当然，方面大员返乡，不可能只做做公益，对地方政治不闻不问。特别是像曾国荃这样性格活跃外向的人，让他长期对地方政治保持沉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湖南士绅力量的膨胀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是很多人都曾论及的话题。我们同样可以以曾国荃为例做一点观察。 承平时代，绅权就是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动乱时期，这种支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胡林翼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相当矛盾。 首先，他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
对于曾国潢，曾国藩的约束训诫也是至老弗懈。成为总督之后，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经常强调要求他少干预公事。因为身为总督之弟，“湘乡第一绅士”曾国潢的气焰肯定会更足了： 弟现在不管闲事，省费许多精神。将来大愈之后，亦可将闲事招牌收起，专意莳蔬养鱼，生趣盎然也。(60) 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
虽然曾国藩对两个弟弟不断地批评、约束，湘乡曾氏还是不可避免地按着一般绅士家族的发展规律迅速崛起。同治三年春，以平太平天国功，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双双封爵开府，分别获封一等毅勇侯和一等威毅伯，湘乡曾氏因此成为湖南第一大族，男性几乎个个都有功名： 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捐监生出身。虽然一生都在家乡做绅士，仍因办理团练等事，积功获得“盐运使衔候选郎中”身份，并且获得“
所谓曾氏十堂，指的是曾氏家族在湘乡建起的“十大庄园”：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敦德堂、奖善堂）、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事实上，华祝堂不过是曾国潢修建万宜堂时的临时住处，后来卖给了别人。文吉堂则只是曾氏家族的管庄，并非曾家人自住。因此称为“曾氏八堂”可能更为合适。 曾氏八堂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曾国藩父祖修建的老屋，经过曾氏兄弟改建，规模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常常陷入灰心落寞的心境之中。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88)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但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督直隶时，一面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
曾国藩喜远眺，因此他命人在署东盖起一座高楼，以登高远眺“畅适老怀”。十二日日记中说：“桂香亭来久谈。署东起一高楼，因与同登。四面皆见，但不见大江及元武湖耳。”(98)从此西花园和署东高楼都成了曾国藩喜欢的休息之处。十四日又记载说：“酉刻至署东楼上一望。”十八日，“至署东高楼一眺”，二十日，“至花园一览”……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又
通过对曾国藩京官时期经济生活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清代京官的收支结构特别畸形。 清代京官收支结构的第一个特点，是京官、外官收入不平衡，京官正式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收入大约只能满足支出的三分之一。 低薪制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除汉初和宋朝中后期以外，中国历史上的俸禄水平一直较低，许多时候不足以供官员的生活日用。早在东汉时就有人议论过这种状况：“夫选用必取善
从总体上看，清代官员俸禄体系的突出特点是薪俸缺乏制度化、标准化安排，整体设计中目光短浅，惰性严重，习惯拆东墙补西墙，以临时安排代替长远打算，结果越来越偏离合理方向。借用张鸣的话来说，就是“补丁机制”(21)。 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为求“省费”“省事”，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明太祖朱元璋机械地理解“减轻负担”四字，导致明代税收水平过低
对中国古代俸禄体系的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是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没有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官纪败坏，贪污成风。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薪俸越低的时代，贪污越普遍(37)。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都以吏治败坏著名，这与它们的低薪制设计显然不无关系。而北宋一代，官员薪俸水平较高，官风也相对较好。这是宋代开国者的有意设计。赵匡胤
曾国藩的做官方式，与湖湘性格有关。 湖南人以“霸蛮”著名。《史记》说湖南“民风剽悍”，《隋书》称湖湘“劲悍决烈”(45)。解释湖南人的性格成因，以血缘说最为常见，认为湖南人性格之强，是因为吸收了蛮夷血缘(46)。 湖湘文化又素来重视意志的作用。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说：“天命谓之性，气之流行，性为本体，性之流行，心为之主。”(47)十分重视精神以及主观意志的能
湘乡曾氏家族的成长过程，在晚清也很有代表性。 州县官与绅士在基层社会控制中互为制约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整合。在太平天国以前，各地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各地官员不得不依靠绅士来办理团练、征收赋税、兴办改革，绅士介入地方政治越来越深越广，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渐成尾大难掉之势(58)。曾氏家族的崛起正处于绅
多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浏览报纸的习惯。二〇〇八年九月，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替晚清第一重臣算算账》，写的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经济生活。这篇文章不长，两千多字，但是史料扎实，角度新颖。作者认为，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把它推荐给了国家清史
六年前，经央视记者柴静介绍，张宏杰以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希望能来我们研究所学习。不久，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来见我，经过交谈，我发现他对历史的一些见解相当深刻，求学的目的也很明确。他原来学的是财经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因为个人兴趣，不惜从银行辞职，近年来已出版多部普及性历史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当地一所大学为他成立一个研究所，聘他为所长。在看过他的部分作品后，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那还是在读博之前，经常翻阅曾国藩家书，我发现，曾国藩经常会提到自己的经济收支，比如给家里寄了两枝人参、一套袍料，或者报告说，这一段时期经济非常紧张，到年底就要借账之类。读着读着，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帮曾国藩算算账，看看他这样一个传统时代的官员，收入都是从哪儿来的，又花到哪儿去了。这个念头在几年之后，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并
Local EPUB Text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表2-13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入结构表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俸禄收入只能满足开支的五分之一左右，外官馈赠和借款是京官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支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翰林的曾国藩的支出主要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广泛结交朋友，以及竭力保持官员体统。至于收入，由于持身清峻，有时只能靠借贷等来弥补不足，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