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一 冰敬、炭敬和别敬
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
那么，京官通常如何弥补赤字呢？
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如前所述，像曾国藩、陈源兖那样，在入京为官之前，通过拜客、“打秋风”来筹集资金。第二是由家中或亲友提供资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了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102)，这一点后面还会有介绍。第三是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地方官的馈赠，也就是所谓“炭敬”之类。第四是借钱。第五是靠第二职业比如润笔及“坐馆”（当私塾老师）收入，比如下文提到的李慈铭及林则徐的例子。第六是到外面出差获得额外收入，这一点在下一章将重点介绍。最后一条途径当然是贪赃，不过因为京官大多数身居清水衙门，机会不多。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在家花费、进京路费外，还有大量积余带到京城。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大部分仍然依赖此项。
曾国藩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外官的馈赠。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外官馈赠，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平衡京官与外官收入差距的一种分配机制。因为众所周知，地方官收入丰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然可以稍稍分润一点儿给京中的同乡、同学和同年。
何刚德这样描述这一馈送在晚清的演变：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
在道光、咸丰以前，地方官送给京官的钱，有四类：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如果进京办事，离开北京前送的叫别敬；此外给同年和同乡还要送一点儿，叫团拜钱。同治、光绪以来，只有地方总督、巡抚给军机大臣才送冰敬，其他官员都只送炭敬了。
那么，金额多少呢？“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
一般来讲，地方总督、巡抚送军机大臣，一般多不过三百两。普通地方官送给京官的，每次八两到十多两。别敬一般十两左右，后来有降到六两的。
当然，文人送钱，也有讲究，不会直接写明数目，而是以隐语代之：
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103)
四十两，在信中说送你“四十贤人”；三百两，称为“毛诗一部”，因为毛诗三百首。当然，也有个别不学无术的亲贵闹笑话。比如载涛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千佛名经”四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当着众人打开，才发现是一千两银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在回忆录中留下了送别敬的具体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104)
军机大臣每人送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人十六两。当然，如果是有交情或者需要帮着办事的章京，一百或八十两。尚书一百两，侍郎五十两，以下递减。他进京一次，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两别敬。
而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为证，给何刚德“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一句提供了注脚：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105)
此信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清代官员之间通信，常用隐语。此信中“大圣”指孙毓汶，因为他姓孙。收到外官馈赠六百两后，见了一面，但没有道谢。“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收了三百两，派人道谢，但是没有见面。“汶长”指许庚身，收到二百两，又见面又道谢。“北池”指张之万，只收到一百两却喜出望外，见了面再三表示谢意。“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一文钱也没收到。决定能收到多少钱以及收到钱的态度的，是收送二人的地位和权力关系。之所以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收到的多而态度矜持，是因为这两个人位于权力中心，说话算数。
从以上记载中可见，“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之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同、光年间官场腐败加重，有人送过千金，不过这已是足以惊人耳目的极限了。
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光绪七年（1881），户部堂官王文韶、景廉被指控收受巨额贿赂。调查发现二人在钱庄的存款中，有五万多两被列在“别敬”“赠敬”“节礼”等项下，来源则涉及众多官员。负责办理此案的惇亲王奕力主严查送礼者，而参与审案的翁同龢则认为，“别敬”“赠敬”“节礼”等，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并且在日记当中报怨惇亲王不“晓事”(106)。最后经慈禧拍板，五万多两“别敬”“赠敬”“节礼”既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置之不问。可见朝廷对此项的态度。
事实上，对大部分京官来说，外官馈赠都是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此如饥似渴，因为它们积少成多，已经成为和俸禄一样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107)许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营谋馈赠，他们花大量时间用于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只有广泛交游，才有可能辗转认识许多外官。外官入京之际，京官都争相延请，所以每天都有饭局。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京官对这类馈赠的贪婪时说：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108)
京官就靠着“咀嚼外官”生活，外官送别敬，不管如何尽力多送，最后总有怨言。甚至原来并不认识、绝无来往的京官，也会贸然写帖子来请你吃饭，或者写信请你帮助，你也不得不多少帮一点儿。
李慈铭也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儿好处：“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朘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109)
许多老辈京官，为了得一点馈赠，不得不自失身份，同样见于李慈铭日记：“上午诣王子敬小坐。见潘星翁及秦宜亭为所画扇，俱细款密字，称谓甚恭。两君于后生皆以丈人自居，子敬年少卑秩，何以致敬若此？盖重其为外吏，不无觊望；又酒食征欢，其交易密耳。宜亭，江湖老客，固不足责；星翁年位俱高，似失中朝老辈之体！”(110)
潘星翁是指潘曾莹，官工部左侍郎。学有根底，工书画，居侍郎高位，年齿已高，为了跟着外官混吃混喝几顿，不惜千方百计讨好年轻后辈。
所以很多地方官“以进京为畏途”(111)，就是因为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咀嚼”。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京官》这样说：“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咸丰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112)。
和大部分京官一样，曾国藩对外间馈赠也十分渴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113)
不过曾国藩在京官中属持身清峻、注重名声的一类，他在京虽然交往频繁，但多是与崇尚理学的京官朋友相往还，并无致力于与外官“通消息”，故接受的官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
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不过在《辛丑年年底汇总数》账簿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分”。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分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越铺越广，在士林中声望越来越高，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当然。不过此后曾国藩关于此项的记载绝少，仅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诸弟信记载：
今年冬间，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圃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