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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什么尚书和侍郎都这么穷
收入虽然大幅提高，但是随着官员排场的升级及交往等级的提高，侍郎的开支也当然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左右，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不仅侍郎是穷官，连尚书的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富裕。我们可以看一个清中期的例子。陈宏谋是乾隆朝名臣，位高权重，对政局影响重大。乾隆二十八年（1763），陈宏谋由地方内调，任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衔。本属升官晋爵，然而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他却写家信诉苦说：
太宰（吏部尚书之别称—作者注）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又无来路，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告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重负“宁仅苦节称”（乾隆赐诗中句—作者注）之圣训也。(58)
吏部尚书每年的饭银收入不到一千两，导致入不敷出，不得不处处节省。否则就要向旧日下属勒索，才能过活。
此封家书中他还说：
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从前诸公无银兑库，将票卖与商人自领，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今年人参壅滞，止卖得银二百两上下。但吾尚须自己吃用，只得设法兑票领出，酌留自用，余者设法卖去。
堂堂尚书，需要将皇帝赐予的特权人参卖掉来补贴生活，可见生活窘迫，并非虚言。
两个月后他的家书里，甚至提及自己已经开始负债生活了：
此间官况如常，身体尚好，食口六十，用度艰难，已有债负不少矣。(59)
这是乾隆中期的事情，到晚清，情况也大致相似。《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刚德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刚德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虽然在户部工作十余年，但是没赶上户部大卖实官的高潮期，加上他以清廉自持，所以手头很紧。
曾国藩升官后生活中第一项增加的开支是车马。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就已经添了一头牲口。这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家书中说，升阁学后，按品级本应坐绿呢车，但因节俭起见，仍坐蓝呢车。
前三月买驴子一头，顷赵炳坤又送一头。二品本应坐绿呢车，兄一切向来俭朴，故仍坐蓝呢车。(60)
这封家书也证明了前一章所说，清代京官用车绿呢、蓝呢之规定，遵守并不严格。
实授礼部侍郎后，因为事务较以前大为繁忙，每天都要上衙门，且每八天要到圆明园奏事，曾国藩不得不又添了一头骡子，因此所养骡马已达三头。他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给诸弟信中说：
余现尚未换绿呢车，惟添一骡。盖八日一赴园，不能不养三牲口也。(61)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提到他获赠一辆绿呢车，打算一二年后再用：
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抚，送我绿呢车，现尚未乘，拟待一二年后再换。(62)
及至咸丰二年七月出京之时，曾国藩已经兼五部侍郎，拥有三辆车：一大车、一小车、一水车。他在家信中提到家中拥有的车马怎么处理：
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牲口三个，问西顺兴可收用否？约共值二百金。若萧家不要，或售予他人，不可太贱。大骡去年买时（托临川买的）去五十金，小黑骡最好，值七十金，马亦值四十金。与其太贱而售，不如送人（若价钱相安售亦可） 。
马系黎老伯借用，即可赠黎家。大方车或送罗椒生，或送朱久香皆可。此外二骡二车，请袁、毛、黎、袁诸老伯商量，应送何友即送之，骡子送杨临川一个亦可。
可见咸丰二年时，曾国藩拥有三辆车、一匹马、二头骡子。三头牲口加在一起共值银一百六十两。雇车夫、车辆保养、牲口饲料每年也是一笔花销。按何刚德的说法，当时北京大员养车，“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一年开销需要三百多两，与他初入京时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居住条件也进一步改善。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
不过曾国藩其他方面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因为不曾兼户部，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前人陈宏谋和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银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俸禄三百两，是指正俸恩俸，合计三百一十两。这封信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其实这种平衡只是偶然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财政状况都不乐观。比如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说：
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63)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64)
自道光二十五年起，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摩之有痒，搔之见灰”。几年间治病开支不小，仅头两年就达数百两。“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65)这更加重了他的财务负担。
然而，在经济仍然艰难的同时，曾国藩对家中的资助水平明显提高。从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内阁学士起，曾国藩决定每年资助家中一百两白银。事见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家信：
侄于八月接到俸银，即当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岁百金之说也。(66)
可见，曾国藩与家中约定，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每岁寄回家中百金。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与诸弟信中又有具体说明：
以后每年照今年为例。上半年春俸，予寄五六十两归，以为家中用度。其有不足，望家中设法张罗。下半年秋俸，予寄五六十两归，以为各亲族帮项及母亲、婶母、四位弟妇零用之项（去年所开之单，计共八十千，若添家中此项，则共百千矣。不知须银多少，乞澄弟告知） 。予之寄以今年为常规，家中所送亲族者，亦望于今年举行定例。(67)
也就是说，每年寄回家中一百至一百二十两白银，其中一半是家中日常用度，另一半为资助亲族以及家中几位妇女的零花钱。
对于资助族中贫苦之人，曾国藩更是念念于心。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他写信给叔叔，请他用寄回的十两银子悄悄资助穷困族人，并且不要为人所知：
侄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须顾送，求叔父将此十金换钱，分送最亲最苦之处。叔父于无意中送他，万不可说出自侄之意，使未得者有觖望，有怨言。二伯祖父处，或不送钱，按期送肉与油盐之类，随叔父斟酌行之可也。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信及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信中“尚须送亲族年例银五十金”，可见从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国藩固定资助亲族诸人每年五十两。
除此之外，曾国藩有时还指定寄回之钱中有资助考试者和乞丐的部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考试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审皆给否？(68)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因为听说家乡遭遇灾害，谷物价格暴涨，曾国藩在十五日的信中和弟弟们探讨在家乡办慈善事业。他说，他从步入仕途开始，就想为族人置办一处义田，一直没能实现。他决定将来如宦囊有所积余，必行此事：
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念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为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于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耗，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此我之定计，望诸弟体谅之。
虽然刚刚升为侍郎时曾国藩非常兴奋，但这股兴奋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曾国藩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69)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以来的政治氛围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而举朝官员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侍郎，想真正有所作为，却根本不可能。
咸丰帝登基后，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然而，事实证明，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屡萌退志。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他说：“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作者注）于万山恬寂中耳。”(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