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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着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30)每天早上起来给菜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这进一步证明了晚清一个小地主家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31)
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没能让曾家富起来，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曾家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至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失败后，返乡途中“为江南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遂典当了自己的衣服买下。回到家中，父亲曾麟书“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曾国藩—作者注）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32)。曾麟书嘱咐曾国藩，他不惜全力还此债务，但曾国藩只有认真研读此书一遍，才算不负父亲的努力。曾国藩因此足不出户在家里苦读了一年。可见，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来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入京会试，家中已经空乏得拿不出路费。“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33)四处借贷，才借到三十二吊钱，节衣缩食赶到北京，手里只剩三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回来的路费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头，无法返乡。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的生活排场，马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他外出拜客，排场是“仆一人，肩舆八人”(34)，坐着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一个仆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再次进京当官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绵袍套、绵圆袍、绵套裤、绵马褂、绒领、绵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35)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话讲，还没有工资收入。为什么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这么大一个台阶呢？
这是因为，获得进士资格意味着肯定会当官，因此马上有很多人前来巴结。在明代，一个人取得进士功名后，在社会上立刻就会受到与现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描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36)
也就是说，明代一个人考中之后，前来报喜的人手持短棍，从门口一路打进去，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坏，说这是“改换门庭”。随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补，新科进士家的装修活以后就由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来，会有同姓之人前来通谱，也就是认为同族，有人来当媒人，有人来当门生，不惜赠送千两白银。
古典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功名获得收入的具体过程。比如《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中举后，“回到汶上县……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37)。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范进家境破落，经常无米下锅，与缙绅之家更无交往。乡试过后，更是饿了两三天没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与他素无来往的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立刻坐轿来拜，与范进平磕了头，送了他贺仪五十两。又见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的一所宅子给范进居住(38)。这还仅仅是开始，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一夜而成为巨富。
中国绅士阶层的诞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也就是说，财富依赖于权力。一个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拥有土地财产再多，如果没有“功名”，也仍然处于平民之列。而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获得功名之后也注定会在经济上上升为中等地主以上阶层。“英国缙绅阶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39)
至于科举成功者经济上升的具体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为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迅速增长。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湘乡曾氏这一实例，对清代士绅家庭的财富来源进行具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