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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习（“住馆”），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正如康有为所说：“故得第之始，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外官。”(40)一个人一开始获得当官的资格，马上就要丧失廉耻，因为他不是在乡里四处挖掘财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陈源兖（岱云）：
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41)
陈岱云为了找钱，到江南、山东跑了一大圈，最后弄到的钱不多，除了还债外，不过剩了二三百两。
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比如康熙时的魏象枢，“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42)。“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筹措“进京资本”，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种方式之外，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打秋风”。只不过陈源兖打秋风的对象是外省官员，曾国藩拜访的对象和借口都有所不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评》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描写：
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轿，便要新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43)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过程，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泽东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按《曾国藩年谱》的记载，回乡这年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四月，公至衡阳。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有曾纪诗者，执贽愿从事，公为书‘勖之以学’。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十月，抵家。”(44)
这段记载很巧妙地隐藏了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将他的出行描述成一次休闲旅游。但曾国藩的日记和《湘乡曾氏文献》却还原了曾国藩的拜客过程。《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就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45)。这两种资料显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所拜之处，达一千二百家左右。
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议修谱牒”，但他所拜远不止各地宗祠。他拜访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经累世没有来往的；三类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类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除了“议修谱牒”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三重：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的莫大光荣。要知道，清代湘乡县平均二十六七年才出一位进士(46)，翰林更是上百年才能出一个。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蛏虷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岳父家收获多少呢？从《湘乡曾氏文献》的“人情账簿”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刚抵岳父家就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又一次收到“轿钱四百文”，正式的贺仪则是“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家”(47)。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曾氏家祠。二十日，“走各处坟山扫墓”。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48)，场面相当盛大。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祼裸的“打秋风”了。各地官员对这位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都不敢怠慢，基本上都要宴请一次，然后再送上礼金。日记中频见此类记载，比如“沈明府请吃饭”(49)“饮宋公（耒阳令—作者注）署中”(50)“（武冈—作者注）刺史杨莘田邀饮”(51)“饮（新化—作者注）知县胡廷槐署内”(52)“县令严丽生邀饮”(53)……
官员所送一般都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54)。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财。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55)。
所以曾国藩从这些小老板处也颇有收获。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约七百九十六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除“修族谱”及“拜访”“送卷”等名义之外，还有“挂匾”“收学生”“点主”等许多活动。新科进士是社交场中被热烈追捧的对象，因此所收的钱财也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
比如九月二十八日，他到荷叶堂曾祠，收到“公祠钱二十千，卷子钱三千文。夫子一千五百文，宗孔请题主钱四千文”。
族中那些实力雄厚的乡绅送钱往往较多。曾国藩九月中旬到新化杉木桥，此村举人、曾任直隶河间献县知县的曾功杰于本年三月去世，九月十六日其家“开吊”，曾国藩十七日赶到，“伊家款待甚隆……送钱三十千文”。其侄曾任新宁教官的曾功光也送他三十千文，另两个侄子也各送二十千文，共计收钱一百千文(56)。
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比如五月二十五日在耒阳写道：“辰后，仍写对联、条幅。益能叔侄款待甚丰，馈赠甚腆。”(57)查五月二十二日“流水账簿”，曾国藩收到曾益能贺礼二十千文，其侄兆安又馈送八十千文，侄贞璧送二十千文，合计一百二十千文，同时益能的两个儿子拜国藩为老师，送贽仪一百千文。加在一起共有二百二十千文(58)，确实为数颇巨。
当然，曾国藩一路拜客，也并非空手而来。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写对联、扇子、挂屏、条幅等，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一整天。一般来讲，他到各地官员、乡绅及重要公祠，都会奉上亲书墨宝为礼，有时还会为人写寿序，因为新科进士的墨宝为人所重。这样所收礼金中又兼有润笔性质，自然更为丰厚。
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各公祠祠规惯例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59)。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没有现钱，贺仪须等到八月再送。曾国藩联想到前年父亲曾麟书来此祠送匾，祠堂经管人也曾许诺来家里送贺仪，过后却食言，因此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传统时代的宗谱族规中大都包含有对中式者的奖励条款，各地宗祠对于科举中式者应该承担明确的致送贺仪任务。这在许多宗族族规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比如湖北黄冈《孔子世家宗谱》“考试条例”：
一、族中文武童考列州县前十名者，给花红银二两，案首外加一两。二、文武童入学者给花红银八两，院案首外二两。三、生员岁科试列一等者给银三两，前三名者加一两，案首加一两，武生亦如之。四、增附生员补廪膳者给银四两。五、生员及贡监，中试举人者给银二十两，武举亦然。六、族有俊秀子弟者，有志进修，家无糊口，不能给俸，该户户头举族长验试，果有专心致志，每年出学俸若干，以励成才。
湖北黄冈《淞湖陈氏家谱》：
十九，中进士者，付庄专给贺谷三十石，点翰林者今议加谷十石，点鼎甲者，加谷二十石（因此田已当一石一斗二升半，只存四石八斗七升半） ……二十，中乡试者，祭田给贺礼二十千，中会试者四十千，点主事中书即用者又五十千，馆选者六十千，点鼎甲者八十千。(60)
从曾国藩的账簿记载看，他到各地曾祠，一般都由“首事”接待，会收入一笔“公钱”，或者叫“公祠钱”(61)，这应该是各祠产中用来奖励科举中式者的例钱(62)。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当然，作为拜客活动的副产品，曾国藩对于族谱的修订确实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日记中所记：
余与家叔及上增叔……议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63)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
要准确计算曾国藩的收入，我们需要统一计算单位，把铜钱换算成白银。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道光年间大约在一千二百余文兑换一两到一千七百余文兑换一两之间波动。在此次拜客过程中，曾国藩记载过三次兑换数字(64)。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三次兑换比率平均，按一千六百零二文兑换一两计算。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为13.22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共计钱二百三十六千九百文，白银二百三十八两三钱，以白银总计为386.18两。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在账簿中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
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并轿钱、下人钱五百××（原文如此—作者注）千文，花元二百三十元。(65)
所谓“花元”，指流入当地的外国银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说：“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内地，自广东、福建一直到黄河以南，都有流通。”“鸦片战争前后那几十年间，最通行的莫过于西班牙银元。”“大的重七钱二分。”(66)）。如果按重七钱二分、成色百分之九十三计算，合足银一百五十四两。则第三次拜客收入合银466.1两。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以白银合计为566.61两。
其实在道光十九年正式大规模拜客之前，道光十八年由北京回湘乡路上，曾国藩就已经在中湘地区顺路拜过一次客了。《中湘拜客》账簿载，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他拜白果、东山、龙山等处的纸行、账簿店、钱店、布店、烟店、槽店、花店等四十三家，共收钱三十一千四百文，银19.85两。在湘潭县拜了知县、教谕、训导及其他两位绅士(67)，共收银23.6两。城内外合计收银43.45两，钱三十一千四百文，以白银合计为63.05两(68)。
以上五次合计，曾国藩所拜之处，包括宗祠、店铺及人家，约一千二百处（据《湘乡曾氏文献》约略统计）。共收入钱一千五百零八千八百文，白银三百九十九两三钱五分，花元二百三十元。以银两合计，共为1495.17两。
除了银钱之外，曾国藩收到的贺礼中还有少量实物。湘潭县一位乡绅请吃酒，又送点心四匣，茶叶一篓，鸭子一对(69)。另衡州府城的纪文灿笔店没有送钱，而是“送笔十支”(70)，贺五爷“送小菜四坛，酒二坛，鲜鱼二斤”(71)。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72)。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可谓巨款。
为了直观了解曾国藩拜客路程，我根据日记及账簿记载，对其行程大致加以勾勒，绘制成《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图1-1）。
第一次拜客的目的地是岳父欧阳沧溟家金溪庙，路程不远。按地图上两点间的线路简单计算，往返29.22公里。
第二次拜客，主要经行地为永丰、梓门桥和湘乡。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133.06公里(73)。
休整五天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次拜客。从三月二十九日由家起程，走衡阳，二十二日至衡州府城，在府城停留十天。五月十一日到达耒阳县城，在县停留八天，三十日至永兴。六月初五由永兴雇船下耒阳，十七日又回到衡州府城。六月二十一日由衡城起身，二十二日到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456.35公里(74)。
在家休息一个月后，曾国藩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开始第四次拜客。八月十二日至宝庆府。八月十七日由宝庆起行，二十二日抵武冈州。九月初二日离开武冈，十二日由杉木桥至新化。二十二日至安化蓝田。十月初三日至永丰，初四日到家(75)。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603.3公里。
图1-1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
说明：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清代湖南省为底本，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增加了栗江、花园、横板桥、白果、金溪庙诸地。
四次简单相加，共计1221.93公里。曾国藩行走的实际路程肯定要超过此数。一是因为上图所画路线是以他的主要经行点简单连线而成，实际行走路线要远比图上所示曲折。二是因为他每到一城，通常都要出四门到四郊拜客，行程也不算短。因此我估计他的实际行程为一千五百公里左右。拜客过程中一路所宿之地，多数是公祠，有时也宿乡绅家、客寓及各县湘乡会馆。从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曾国藩拜客路程之远，也大致可以看出曾氏一族在湖南的地理分布概况。
在传统社会中遇到人生大事，亲友往往以礼金、礼物等方式互助，这是很多传统礼俗的起源因素。
科举成功后，一个中式者会面临一系列庆祝活动和大笔经济开支。比如要打发前来送报单的报子，要竖旗挂匾(76)，穿袍褂，簪花挂红，焚香告祖，拜客，送扇，印卷……林林总总，颇为繁重。商衍鎏回忆他中秀才时的情景：
旋由学政牌示，定于某日到学政衙门簪花，赴学宫行拜孔子礼，穿的是蓝袍、缎靴，戴红缨帽金顶，簪花披红……礼毕各人乘轿回家，谒祖，拜尊长，尊长各给红封利试一包，后即出家门，往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至亲父执辈亦要登门叩头，家中设宴数席款待亲友，亦要行礼周旋，到晚客散，因为叩头太多，两腿酸楚，疲惫不堪了。(77)
这一过程花费不菲。比如李慈铭中举后，“致送贽礼，缴付墨卷刻费，购买衣袍，修墓扫墓，以及应酬饮宴等费用，花了四百两”。他在日记中叹息说：“寒士得中乙科，耗费至是！”(78)
这种大笔花费普通人家很难负担，因此催生了中式后的“贺仪”。当然，对新科进士的帮助不同于其他互助。向这样即将成为官员的人致送礼金，显然是一笔前景很好的投资，利润必定丰厚，因此很多中式者家庭互助圈子以外的人会主动前来送贺礼。
曾国藩以拜客方式收受的大量礼金，显然相当多是出自“投资”的目的。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作者注）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79)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做了外官，那些送或者借给他钱的人找上门来，曾国藩付以十倍的回报，当事人也并不见得满意。因此，现在所送，都是钓饵。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钓饵”，并无丝毫犹豫。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决定，曾国藩不可能不遵此陋习。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入京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
结束在家的休整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从家乡出发，经湖北、河南北上至京。
一路上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与各地官员相往还上，上至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
十一月初六日他到达湘乡县城，收到县令严丽生以下共银三十二两余，钱三十五千文。其中县令送银十六两(80)。
十一月十六日在长沙，收到抚台、臬台、粮道等馈送共银七十七两，钱七千文。其中巡抚送银十六两，按察使十二两，粮道十两，长沙知府六两(81)。
十二月初七日日记记载：
至岳州，访府学（指府学教授—作者注）成忍斋同年，又会萧汉溪学使（指学政—作者注），晤李邵青于成忍斋署中，畅谈甚欢。
而据账簿，十二月初八日收到成忍斋所送钱十千文，李邵青送点心二匣，肉二斤，烛二折，酒一坛(82)。
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只有一行：
着人往武昌，打探在省各官。
打探的目的当然是准备拜见。账簿记载，在汉口收到抚台、藩台、臬台、署盐道、各家卦店馈送共银一百七十一两，钱六千九百文。其中巡抚十六两，布政使十二两，按察使七两八钱，署粮道七两八钱，署盐道十六两(83)。
曾国藩日记记载他十二月十五日全天都在“拜各卦店”。
“正月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四天，在家信中说：“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按流水账簿计算，则共一百五十六两。巡抚八两，按察使十六两，布政使十六两，粮盐道三十两，陕州道三十两，灵宝县令银二十两。候补知州杨积煦手中没钱，送了他面一匣，鸭四只，地黄二匣(84)。
见官拜官，见店入店，从各地官员和“乡亲店”主手中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曾国藩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约五百余两。也就是说，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共计二千两左右。
除了曾国藩外，我没有发现有关其他中式者留下如此详细的拜客记载。遍寻史料，我没有见到其他中式者如曾国藩拜客这样时间长、范围广、拜访对象多、收入高。能够见到的资料中，中式者收到的馈赠数量通常远低于曾国藩。比如李慈铭中进士后，在日记中记载收到的馈赠不过二百六十五两(85)。也许在“议修谱牒，清查源流”这个借口下，曾国藩的拜客地域及范围远超当时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