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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也曾“包揽词讼”
虽然通过拜客获得大量收入，但是曾国藩仍然感觉手里的钱不够充裕。
拜客有收入也有成本，曾国藩一路仆从花费、家中刻卷、应酬、购置家具衣物、日常支出等花销，也都不小。加上在这一年曾家经历了曾国藩长子和幼妹去世两次丧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的喜事。翰林之妹出阁，规模不小，“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86)，耗费颇巨。
因此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仍然不足，还要向别人借钱。日记中提到“向大启借钱”(87)，临行前的十月初五日记中又说：“八月，谦六在省会家严，面许借二百金。”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说。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88)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 ”。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89)。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二月十九日，族人曾光文前来和他商量如何为曾逢吉办理诉讼事宜。原来“逢吉家有叠葬祖坟鳜鱼山，曾被彭如舜强葬八棺。乾隆四十九年构讼，至五十六年……执照……周佐才强葬此山，劈圹骑头。逢吉欲与周兴讼，故与余商”(90)。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缘于石湾曾氏某公寓“已赁与伍姓人开店。伍姓强悍，有霸占之意”。族人请他做主，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作者注）宋公也”(91)。
曾国藩六月二十九日日记还提到，他“作书与面湖凼、唐福各处，嘱其早完国课，以便办优免事”(92)。这是关于税赋减免事宜。另一处记载“会衡阳沈明府，道及彭雅涵偷窃事”(93)。这是关于地方治安。八月十七日日记说“族中有名国正者，在宝庆营。……悯其孤苦，因……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托其照拂”(94)。与武官也打过交道，可见他的绅士功能发挥得相当全面。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将进行深入讨论。这里只需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具体收入水平和方式我们在以后还会论及。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外地族人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95)。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
从正月十六日忙到十月底，“筹资”工作终于完成，曾国藩在十月三十日这天的日记里说：“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96)三天后，他从家中起程，奔赴北京为官。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1页。
(2)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1946年三省堂木活字本2002年复制本，《谱叙》第3～4页。
(3) 关于绅士的定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员等低级功名获得者不应该被列入绅士阶层，比如许顺富说，生员和监生仍属平民范畴，正如他们被称为“士民”而非“缙绅”。只有贡生以上的人数较少的群体才能被称为绅士（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而更多的研究者则认同张仲礼先生所作的更为广义的定义：“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也就是说，生员以上的功名获得者皆可被称为绅士，虽然生员和监生只能被列为下层绅士。本书采用后一定义。
(4) 太平天国前后，由于捐纳大开，军功盛行，所以士绅阶层膨胀很快，根据张仲礼的估计，从太平天国前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真正获得功名（academic success）的人群—士绅（gentry）的人数也不过占全国的1%左右（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承平时代这个比例当然更低。
(5) 张仲礼、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员的录取率在1%左右。艾尔曼则以1850年为例，计算出“在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大约1.5%）成为生员”。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4页。
(6) 纪莺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简单计算。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4页。
(7) 宗韵：《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历史档案》2010年第3期，第44～51页。
(8) 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0～212页。
(9)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5年，第231页。
(10) 蒋纯焦：《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92页。
(1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转引自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0～212页。
(12) 比如山东省中举69人，其祖、父有功名者60人，占比为86.9%；山西为55%；四川为38.3%；广东为67.6%。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1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14)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15)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一，页四，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16)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八，页二，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页。
(1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
(1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第1960页。
(19)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120页。
(20)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05～106页。
(2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
(22) 刘鹏佛：《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3年，第15页。
(2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29页。
(2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1页。
(25) 顾炎武：《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
(26) 叶梦珠：《阅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27) 《曾国藩年谱》：“嘉庆二十年，公五岁，冬十月，受学于庭。”年谱中的五岁为虚岁。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8)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8页。
(3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
(3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19页。
(3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页。
(3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5页。
(3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页。
(3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57页。
(36)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商务印书馆，1917年。
(37)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4页。
(38)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页。
(39) 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p40，255.
(40)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页。
(4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页。
(43) 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4号，“湘江大事述评”栏内《本会总记》。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44～645页。
(4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6页。
(4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55～4190页。
(46) 董丛林编著：《曾国藩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47)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1页。
(48)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页。
(4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6页。
(50)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7页。
(51)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8页。
(52)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9页。
(5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5页。
(54)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7页。
(5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76页。
(5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75页。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9页。
(5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16页。
(59) 八月十三日，他到宝庆府城，知府送他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见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33页。
(60) 转引自杨爱华：《黄冈地区宗族助学兴教探究—馆藏家谱研究》，《华中人文论丛》2011年第1期，第269页。
(61) 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元吉公祠新订条规”中，有“全族设户首二人……奖掖后进学子，综核祠产收支”之条。五三八页又有“赈恤奖学各费”之条，应系承袭以前几修族谱精神而来，唯其时已在民国，奖励条款与清代自然大不相同，具体条文已无参证价值。因条件限制，未能查到《大界曾氏四修族谱》。
(62) 除此之外，各地族人还按惯例交送人情钱。有的时候，族人人情钱会汇集一起，由一人转交。比如十月初一日，在砂溪曾祠，“又大爷收各族人情共二十四千二百文，华国四爷收各房人情共二十四千四百文”。
(6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5页。
(64) 六月十七日在衡州以四百六十一千九百四十八文，换得衡平十足银二百九十两一钱，每两兑钱一五九二文。八月十三日，他在宝庆府以四十八千六百文，换得足纹银三十两，则兑换率为一六二〇文兑换一两。八月二十二日在武冈州以五十五千二百五十八文，换得银三十四两六钱七厘，则一五九四文兑换一两。见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27、4143、4173页。
(6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27页。
(6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78～579页。曾国藩账簿中，第三次拜客在永兴等地多次收入花钱、洋元、洋银等，还提到具体品种，有“苏边”“建柱”等（第4121页），此外还提到货币品种还有“青钱”（质地为铜、铅、锡合金。新版《辞源》说明：“以红铜五成，白铅四成一分半，黑铅六分半，锡二分四者配铸者，谓之青钱。”第4114页）。以上资料，备货币史专家参考。
(67) 县令送席未受，送银十二两；教谕送银二两；训导送一两六钱；一位乡绅送银八两。
(6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55～4060页。
(69)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0页。
(7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01页。
(7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02页。
(72)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9～670页。从叶梦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道光时期，一亩田值银二十两至三十五两之间。
(73) 十二日到达紫名桥。十八日到梓门桥。二十日到达永丰，拜访走马街刘蓉家。二十四日经田家湾、金家湾。二十九日到达刘家湾江外祖家。三月初一日至南五母舅家。初三日到彭家冲。初七日经由鱼塘（虞塘）走县城。初八日“请家德二开单拜客”。初九日到十六日，均在县城拜客，并出县城四门走郊区，比如“北门出城走马家坪至云门寺”。十六日出城，到普眼堂，十九日至谭家桥。
(74) 四月初八日到达松陂祠。十四日至面湖凼。五月初二出城，经铁纲铺、栗江、常宁，十九日经石湾、曾家坪，二十七日至桐树下，二十九日到达油榨输（墟），六月十一日至东江，经泉溪市（寺）、清泉。
(75) 经文吉堂，八月初一日到大泉冲，经桃花坪、七里桥，九月初六日到新化窝山，初八日到古塘，经马鞍市、高沙市、花园、黄板桥（横板桥）、沙坪，二十八日至荷叶堂。
(76) 清代举人中式每人给银二十两，以备制匾立旗杆之用，文武进士又有坊价银，以作建立牌坊之用。新科举人，顺天由礼部，各省由布政司，颁给牌坊银二十两（亦称旗匾银两）及顶戴、衣帽、匾额。各省有作就匾额致送者，银两、衣帽后则名存实亡矣。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77) 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1962年，第7～8页。
(78)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8页。
(7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51页。
(8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3～4184页。
(8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5～4186页。
(82)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6页。
(83)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7～4188页。
(84)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9～4190页。
(85)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9页。
(86)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2页。
(87)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88)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14页。
(8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8页。
(90)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页。
(91)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92)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3页。
(9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5页。
(9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页。
(95) “永兴本家见余，趑趄嗫嚅，村鄙可怜。”见《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0页。
(96)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