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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的常识
经济困顿并不只发生在曾国藩一个人身上，这是汉族京官的普遍情形。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有差别。一般来讲，高级京官生活水平高于中低级京官，户部银库等少数特殊机关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
另外一个重大区别是，满蒙京官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汉族京官。清代“首崇满洲”，选官制度中有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宗室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的区别，其用意当然是维护旗人特别是满人的特权。“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这一类要职，必须由满人充任。”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1)
即使满汉同处的衙门，满蒙京官的升迁一般也要快于汉族京官。以翰林为例，满蒙翰林升转很快，有“编不过夏”之说，而汉族翰林熬了多年得升京堂，就值得弹冠相庆了。因此总体上来讲，满族、蒙古族乃至汉军族人京官境遇优于汉族，其中少数高级京官以及一部分获“肥缺”的中低级京官甚至身家巨富。
但大部分清代京官特别是汉族京官的生活特点，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非“穷”莫属。
史料中关于清代高级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很多。比如乾隆、嘉庆年间立朝五十年的名臣朱珪的遗产只有一条布被、几卷残书：“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2)李慈铭日记中咸丰年间曾兼任好几个侍郎的袁希祖之死更有代表性：“咸丰十年，袁希祖阁学暴卒。启其箧，仅白金八两，无以为殓。公卿为率赀具棺。袁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素无清名。去岁方自闽典试归，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3)虽然做过多年“副部”，本无清名，又刚刚做过有油水的主考，但是袁希祖死后只留下八两白银，只好由大家集资给他买棺材，其他京官的情况更可想见。
关于一般中下级官员悲惨生活的资料更是比比皆是。李慈铭自己日记中常有“不能举火”(4)等记载，《藤阴杂记》也说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5)。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房子墙斜屋漏，住户面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6)。
因此，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上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并且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一首《都门竹枝词·京官》这样描写当朝一品大员的穷困之状：“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7)虽然官居一品，熬到满头白发，但是还是不得不坐着破烂的车马上朝。
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8)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9)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为了更好地说明京官群体的整体生活状况，在这一章中，不妨多观察几名京官的生活状况。我选择那桐、李慈铭、刘光第三人，因为他们同属晚清人物，分别代表京官生活的高、中、低三种水平，同时又都留有比较详细的经济生活资料：那桐和李慈铭都留下了大量日记，刘光第则在家书中多次详尽地谈到过自己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