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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行前买假朝珠
如前所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所以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正如他后来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他的主要动机是解决经济危机：
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6)
考差如科举一样，对“小楷”“白折”功夫非常讲究。因此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家书中，曾国藩提到他为了考差正在勤奋练习小楷：
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家书中，曾国藩提到他为了考差，正在练习作“试帖诗”，写在白折上，大家互相打分：
男近来每日习帖，不多看书。同年邀为试帖诗课，十日内作诗五首，用白折写好公评，以为明年考差之具。
虽然尽力准备，但是由于竞争过于激烈，这一年曾国藩没有考中。年底他说，欠债已经上升为四百两，如果明年再考不中，那么经济压力更大了：
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第二年他再接再厉，全力以赴。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家书中说：
今年考差大约在五月中旬，孙拟于四月半下园用功。(7)
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六月二十日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立刻忙了起来。一个乡试主考官出京前必须做好如下准备。
第一项是差旅手续及用品。
国家对乡试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乾隆三年规定各省给付主考的路费标准：
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8)
这笔路费规定到各省后由各省财政给付。因为部分主考反映上路前花费巨大，无力负担，乾隆六年又规定，主考官可以先从户部领取二百两路费，该省于应给路费内扣除(9)。主考出行，按例由沿途的驿站提供夫子、马匹，不必自己花钱。所以曾国藩在账簿《应办事》中列有领取兵部勘合和官马。
不过路上仍有许多费用是由自己负担的。比如要自己带被褥行李及路上用品。因此出京前，曾国藩在《买零物单》中记下要买的一些旅行物品：轿灯、皮箱、老公卷(10)、包毯、眼镜……还有卫生丸、紫金锭、如意丹、活络丹、午时茶等药品饮品。
第二项是招收仆从。头一次出长差，必须雇用几名有经验的仆从，照顾生活以及处理与地方官场的往来交接事宜。因此主考任命下来后，立刻有许多朋友来推荐仆人。《应办事》中记载，文小南荐来一位张姓，吴竹如、杨昆峰荐来汪喜，邵蕙西荐来李升，曾国藩考察之后皆不满意，都辞退了。后来“吴蔼人荐其仆”，张容之、邹云阶也各荐一人，被他留用。由此可见，他出行之时，身边至少带了四名仆从（包括一名自己的旧仆）。
第三项是购置出京的官服。
主考出京，代表朝廷体统，官服自然要讲究再讲究。在收到主考任命后，曾国藩花费最多的就是服装的投资。《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买衣单一份(11)：
朝裙披肩（买），单蟒袍（买），长短风带荷包两付（买），长衿大呢夹袍褂（买），短衿绵袍（买），短衿纱袍一件（买），短衿单袍（买），葛布袍一裹圆(12)（已有一件，再做一件，不要买），（棉、湖绉）一裹圆（买，以狐皮袍面改作），织绒一裹圆（做、买），呢夹一裹圆（要收拾，已有了），中毛羊皮一裹圆（买），大毛白狐一裹圆（收拾），厚薄绵裤怀褂二件（做），厚薄绵夹怀褂小袄三件（做），纱马褂（买），呢马褂（买），呢绵马褂（买），珠毛马褂（买），夏布大衫，湖绉大衫，蓝绉绵衬衫，缺衿红绸夹袍，大呢一裹圆夹袍，呢抖篷，尖方靴，领子领衣各四件，护膝。
《买零物单》(13)中又注明，要买：
朝珠，补子，腰刀，油靴……
这也是出行所用。
同时，账簿中又记载：“临行托岱云买貂褂、貂马褂、缺衿大毛江绸袍，预备复命。”(14)也就是说，准备回来复命见皇帝时用。
以上所买，并非曾国藩自作主张，铺张浪费。《庚子罗柳生使蜀行李》(15)单，是道光二十年他的朋友罗柳生主试四川时所带衣服物品清单，共有七大箱之多，其中衣服六十多件。曾国藩是亦步亦趋而已。为了省钱，他在《庚子罗柳生使蜀行李》单中所列的“蜜蜡朝珠一合”下注“要买假的”(16)，由此可知他此次四川之行所戴朝珠居然是假货。
在《癸卯使蜀行李簿》(17)中，他列出带衣物九大箱，比罗柳生还多了两个箱子。其中衣服靴帽等七十一件。曾国藩对官场排场礼仪之重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