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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长于理财的乐天派
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62)，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数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开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63)
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前，京城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仅仅五两(64)。利润之高可以想见。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务，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从《那桐日记》看，他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还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十六年（1890），那桐三十四岁，身为中级京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所拜的人家约计二百六十家，第二年春节期间，拜年约三百三十余家。官至一品后，前往各府拜会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来访的客人却明显增加”(65)。成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过年更是门庭若市。这自然也意味着他灰色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广：除去附加效应不提，最直观的收获是每个登门者所携的节礼。《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一千金(66)。
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因那桐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孙燕京说，《那桐日记》九十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67)“1890～1925年间，那家的娱乐活动多得不可胜计。如果外出听戏（包括入宫听戏）、看花灯……出游不计算在内的话，那桐及家人最钟爱的文娱活动是堂会，内容包括什不闲、八角鼓、大鼓书、说书、影戏（含皮影、幻灯）、洋傀儡戏（木偶戏）和京剧。双处评书、抓髻赵什不闲、子弟什不闲、马老什不闲、马老八角鼓，多是那家固定邀请的演员，甚至成为门客。日记里常提到这些演员的名字，有时还进行评论和比较。什不闲很受那家老少的欢迎，隔三岔五就会被请到那家来娱乐一番……家庭祝寿、友朋拜寿多以演戏为乐，甚至把京剧当成‘贺礼’相互送来送去。1903年，那桐的二女儿十九岁生日，‘在新西花厅唱安庆高腔戏一天，伦贝子、诚玉如、三祝、小川、彭子嘉、陶杏南送昆戏六出，来客甚多，午正开戏，子初散’。”(68)“对这些活动，那桐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偶尔才会感慨两句‘忙累’‘倦极’。”(69)几乎未间断记日记的晚清到民国的三十五年里，“那桐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不如意、心灰意懒等负面情绪。相反，倒是兴奋、昂扬、兴味盎然、兴致勃勃、心满意足表现得淋漓尽致”(70)。
综上所述，那桐是京官中优裕派的典型。清代优待满族的特殊政策，内务府出身的背景和屡署肥缺，使他拥有了雄厚的家底。而善于理财投资的天赋，“贪财好利”和开朗圆滑的个性，推动他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其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