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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仆人都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属于实习性质，没有品秩，也没有俸禄。只有经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
到北京之初，曾国藩暂住千佛庵中，每日勤奋练习写大卷的书法楷字，全力准备散馆考试。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名，四月二十二日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因此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翰林院乃储才养望的轻闲之地，地位清要，职务闲简。翰林们的职责说起来，有“充经筵日讲官”—偶尔被选中给皇帝讲讲经书，“撰写典礼册文”—写写重要典礼上的册封文书，“纂修校勘书史”—参与官修丛书的编辑校订，以及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入值宫中随侍皇帝等。但事实上，由于翰林人数众多，每个人承担以上职责的机会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读书学习，以备数年一度的翰林大考。和其他官员不同，翰林升官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绩，而是“大考”的成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那次“翰林大考”中，曾国藩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首《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4)
另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5)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6)。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