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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桐的滋润生活
京官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巨富阶层，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其中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以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为代表。他们权力大，管事多，贪名素著。另一类则是某些出任“肥缺”的官员。这些职务，级别也许不高，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多，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这些职务大部分都是指定的满缺，即使非指定满缺，满人获得的概率也远大于汉人。
综合以上因素，我选择晚清的满族“循吏”“能员”那桐作为清代京官生活“优裕派”的代表。
那桐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咸丰六年生于北京内务府三旗官宦世家。他肯读书，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相当难得。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属满族中的“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据他“亲书履历”(10)看，他十几岁时，按旗人惯常做法，通过捐纳成为“监生笔帖式”，进入低级京官行列。1877年二十一岁时加捐“主事”，“签分户部贵州司行走”，成为中级京官。光绪十一年（1885）他中了顺天乡试举人，这预示着他的仕途将更为通畅。光绪十五年补户部山东司主事。光绪二十二年他任银库郎中，这是著名的肥缺之一。光绪二十五年任户部侍郎，步入高级京官行列。光绪二十九年成为户部尚书。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几年，他又陆续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成为大清王朝最后时期的重臣之一。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包括成为高级京官以前的阶段，那桐的生活一直是极为优裕甚至奢华的。
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始建于光绪十二年（即他中举后第二年），又经过三次扩建而成的豪华宅邸。形制上是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院，整座宅邸占地总面积达二十五亩之多，约三百多间房屋，几乎占了半条胡同(11)。特别是以其中的“那家花园”的“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12)闻名京师，晚清、民国时曾是名噪一时的达官贵人宴会之所。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正才归(13)。除了日常锦衣玉食外，“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那家花园、那家戏台的精致典雅和具一定规模，成为京城‘名胜’，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所请戏班有‘四喜部’‘同春部’‘四义班’‘玉成班’‘同庆班’‘长春班’‘承平班’‘富连成’等，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14)。虽朝廷禁止官员狎妓，但那桐与他人宴饮往还时仍经常招歌妓。“晚约伦贝子、溥小峰……寿子年晚饭，招宝金、宝玉两歌妓。”(15)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处于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志。1897年天津“壮游”了一次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并且带动了全家对“西洋玩意儿”的兴趣。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岔五吃西餐，买洋货。照相也成了稀松平常之事，个人像、家庭集体照、外出活动照、重要会议照，甚至‘录胶片’（录电影胶片），几乎到了凡事必照的地步。连全家的娱乐休闲活动也增添了‘洋傀儡戏’‘佛六洋影戏’等内容；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当然，这种观念和生活态度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的”(16)。
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亦很大。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喜事，他出份子二百金(17)。光绪二十四年年底他升京堂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荣禄银一千两，其他则崇绮等十一人均四十两至一百两(18)。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庆亲王府拜寿，送“江绸袍褂料二套（玻璃匣）、平金荷包二匣、宴席二桌、协绍酒二坛（三两）、门包四两”(19)。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庆亲王四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20)。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