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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绕道江西
虽然反复表示辞官的愿望，曾国藩却迟迟没能动身，原因很简单：筹不起路费。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71)已经欠账近一千两，回家又要借几百两，实在是借不到。
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72)。
本来想引病辞职，但是欠债太多，商人们不会放他走。
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身兼四个侍郎的曾国藩写信给四位老弟说：“今年腊底颇窘，须借二百金乃可过年。”(73)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把发财的机会的。曾国藩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坚守的。
曾国藩只给人办过些许规则允许的小事。比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潢信中说，陈旭亭送来两千钱的礼物，又元银十两，“求堂上写信托兄到部里打探”。估计打探之事是捐纳虚衔事宜，因为后文又说，“照到之日，兄务必为他办理……此父亲答应者，弟奉命写信也”。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潢写信，求曾国藩帮他办一件事。某人想营求巡捕一职，要曾国藩给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说情。“本来千把亦无空坐，兹叩求仁人惠爱，尚要加书马各先生，能获巡捕，遂已足矣。巡捕一得，不畏无位，纵然无位，也可度日，此事万望置之腹心为祷。”这件事曾国藩办得怎么样，未见下文，按曾国藩此时的处世风格，不一定能同意曾国潢的这个请求。即使办成，文武巡捕也不过是督抚衙门内的低级官员，应该也不会给曾家带来较大收入。
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帝国体制内的收入渠道。道光二十九年，朝廷又一次举行考差。曾国藩全力以赴，尽力一搏，以求如上次四川之行那样获得一笔丰厚收入，以有能力回家省亲一趟。无奈这次虽然成绩不错，却没捞到差使。特别是他最向往的江西主考，落到了他不太佩服的田敬堂头上，这让他很有情绪，在六月十四日给诸弟的信中说：“予今年考差，颇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亲属可就至江西一叙天伦之乐。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试差，而我私愿不遂。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 ！”(74)
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这年年初，一贯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表示要北上来看他。“母亲大人口气，今秋决计进京，并不许人打破。”(75)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则曾国藩会再次收入数千两。如今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湖南又需要大笔费用，除了收取奠金，别无他法。他之所以要赶到江西再转湖南，既是因为顺路，又是因为可以打一次“秋风”：他既然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于是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千两奠金救了他的急。
江西送奠仪千金，外有门包百金。(76)
手里有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两，还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债，并以二百多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然而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77)
还完了账，他带着四百多两到家办葬事。然而家属回湖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因此他只好命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但是他要求儿子，只通知到同年、同乡及自己的门生，以及往来账簿上有礼金往来的人，此外不能通知：
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以求寄云年伯张罗……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