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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买衣服是一笔重大支出
京官生活中另一项较大的花销是服装，特别是进京之初购置官服的支出。
中国传统服饰规章笼罩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以烦琐严格著称。清代冠服制度之细密更堪称历代之冠，官服的式样、色彩、质料、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
比如官帽，按季节要求，可分为暖帽、凉帽两种。从功能上分，则又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区别。
至于官服，按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可分冬、夏两种；按功用，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因官品之不同，官服用色、补子图案都有明确区分。《大清会典》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八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45)。
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因此一般价格都颇为昂贵。比如端罩的质料有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狲皮、红豹皮、黄狐皮几种。官帽上的顶珠，亦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为阴文镂花金，九品为阳文镂花金(46)。暖帽周围有一道檐边，也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47)。
清代官服皆需要官员自行购置，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比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以示奖励。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48)。赏穿之黄马褂，有些情况下也是受赏者自行置办(49)。
官服不但种类多，更替也十分频繁。《清史稿》说：“凡寒燠更用冠服，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50)也就是说，哪天穿什么衣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要由朝廷统一下命令。《王文韶日记》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他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光绪六年他任户部侍郎，且入值军机，地位重要，频频出入宫中。正月初一，他入宫朝贺行礼，穿蟒袍补褂（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的日记显示朝贺太后和朝贺皇帝要求穿戴不同。朝贺皇太后时，穿“朝衣本色貂褂，不带嗉”，而朝贺皇上时，则是“蟒袍补褂染貂冠”）。正月十五，在乾清门站班，穿貂褂。十九日，换染貂冠、白风毛褂。三十日，换洋灰鼠褂。二月初七日，换银鼠褂。初八日，换银鼠袍。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三月十二日，换绒冠夹领湖色衫。十七日，换夹袍褂。二十五日，换单褂。二十七日，换单袍。也就是说，前三个月入宫，换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由貂冠、貂褂直换到葛丝冠、葛纱袍，再由葛纱直换到貂褂，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夹、单、纱，周而复始的一年的更替。”(51)
所以为官之初，购置官服，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李慈铭光绪十五年一月一日日记说：“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为郎三十年，去岁始得一称。”(52)对于历代仕宦的大族来说，购置官服多少也是需要掂量一下的。同治四年，翁同龢被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老师。其兄翁同爵在家书中说：“弟平素衣服本不讲究，虽是俭德，然既当此差，则不能不添置数件……一切应添应改者，可随时添改，切勿惜费将就。”(53)许多官员升官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庆祝，而是焦虑于如何购置官服。光绪十六年，李慈铭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叹道：“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人们一般认为御史较郎中尊贵），始具舆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54)刘光第原本清贫，光绪帝时升官后，一下子“用度顿添，异常艰窘”。他在家书中大谈苦况：“城外学堂亦打算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老骡不行，又要买马，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乾隆中，钱南园先生即是在军机处值日无衣，冷病死的；又要添人，至少亦当多用四五百金。”(55)
曾国藩素以俭朴闻名。晚年他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穿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连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们，基于社交需要，也都衣着相当体面。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56)
确实，入京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沈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57)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58)。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曾宝慈在《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中写道：“那时……裁缝工钱，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绸袍二件计六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59)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他带了一共九大箱，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蓝线绉羊皮一裹圆一件。
蓝宁绸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绸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绸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
刻丝夹蟒袍一件。
朝裙披肩一副。
蓝夹呢开衩袍一件。
红青呢外褂一件。
湖绉棉套裤一只。
宁绸夹袍一件。
线绉夹外褂一件。
宝底纱袍一件。
宝底纱补褂一件。
线绉单开衩袍一件。
线绉单补褂一件。
线绉单外褂一件。
元青宁绸单外褂一件。
宝兰线绉开衩棉袍一件。
天青线绉棉外褂一件。
玉色洋绉棉袄一件。
玉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羊皮军机坎一件。
……(60)
清代官员服饰要求之繁缛铺张于此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京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记载如下：
正月，买尖靴一双，二千五百文。闰三月，买山东绸，用去一千五百文。顶子簪子等四千文，毡帽三顶、桌毡二床共计三千一百文，香珠二千文。五月付裁缝四千五百文。六月买凉帽用去一千文。八月付给裁缝三千文。九月付朝珠店一千文。十月，买袍料二千五百文，皮靴二双二千文。十二月付裁缝一千三百文，女皮套十二千文（当为夫人买—作者注），小毛冬帽二千五百文……
以上合计33.44两。详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服装项表》（表2-3）。
表2-3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服装项表
续表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服装项目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