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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人的消遣
因为人文荟萃于北京，可以从容研究学问，所以京官之中颇不乏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甚至有人为搜求古籍而抛却万贯家产。比如“小秀野草堂”堂主顾嗣立毕生致力于搜辑刊印元人诗集，家产耗散殆尽(84)。
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他京官生涯的日记共记了三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光道光二十一年记载就达十三次之多。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陈岱云的信中说：
国藩近日一无寸进，惟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85)
曾国藩一生自奉颇俭，唯买书舍得花钱。晚年他在家书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可见藏书是他一生的嗜好。经过在琉璃厂的数年历练，他已经成为淘书的行家，藏书之中不乏珍本、善本。比如他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买得一部宋版《广韵》，十分得意，夜间与朋友“痛谈”其快乐：
自署归，至同文堂看得宋版《广韵》，托张廉卿买得，漱六来，夜深去。
傍夕李春甫来，夜漱六来，痛谈买得宋版《广韵》。(86)
爱书如此，所以逛厂之时，一见到好书，难免即起争竞之心，以致他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与人争购图书时心思如小人：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87)
从他写给陈岱云（源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买书时如何工于心计：
买得北监板《二十一史》……仆在厂肆见此，视为至宝，即以百金代为阁下购定……书贾云：《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仆恐其嫌价贱而诡辞以求益也，乃曰：“虽无《南史》，吾亦买之。”遂捆载交芸阁带归。厥后交银与书贾时，告之曰：“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亦甘心无辞。不意至今，《南史》尚未交到，仆屡次催问，贾言借书者已出京，渠憾之次骨。仆思以七十金而买北监板《二十一史》，即缺《南史》二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仆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尤得者也。(88)
京城图书需求量大，价格往往较贵，因此曾国藩经常托在外地为官的同年好友购买当地刊刻的多卷大书，比如曾托人在扬州购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托杜兰溪、郭嵩焘在湖南购得《皇清经解》。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临行前，他整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写下了八页之长书目，从这个书目中推测，他此时已经藏书上万卷。及至咸丰二年出京之时，他在家信中谈及京师寓所藏书有三十多箱。如果按每箱一百五十至二百册计算，共约七千余册，总数可达二万多卷(89)，可见他在京多年藏书之勤。因此，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后总结说，他在京多年，主要财产是书籍、衣服两项：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90)
除了买书外，买文具花销亦不少。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练习所用的笔墨纸砚，均需自己购置。翰林写大卷之笔，必须用紫毫，取其“笔尖如锥利如刀”，易于用力，写字快。至于墨，因考时临时磨费事，一般都是买琉璃厂一得阁上好墨汁，每瓶墨汁约一两重，价自五钱至二两不等（开始练习时先用五钱一瓶者，渐用至一两一瓶者，到考试前才用二两一瓶者）。考试时将墨汁注于白铜墨盒之中。墨盒亦精工细刻，盒盖反面镶有青石，以便顺笔。大卷用纸必购标准大卷，以宣纸七层叠制，加打蜡磨光。日常书翰，文具也须讲究，因为这是翰林的体面。比如曾国藩这一年闰三月三十日记载，是日为凌九写泥金扇一柄。泥金是以真金粉末加特制胶水调成，价值不低。以上售卖这些文具的店铺，基本都集中在琉璃厂(91)。一年的文具支出，也是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花销(92)。
道光二十一年初入京不久，曾国藩买书还不算多。这一年的买书等文化支出记载如下：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一分。
六月，买书一千五百文，又买《子史精华》花四千文。
八月，文华堂装订《经世文编》三千五百文。裱对联一副、画一幅一千文。付懿文斋十两七钱二分。
十二月，买《帝王统系表》五百文，付懿文斋书钱十千文，文华堂书坊五百文，云林阁纸钱四千五百文，本立堂书钱二千五百文。(93)
全年文化消费49.28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用于文化项列表》（表2-7）。
表2-7 《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用于文化项列表
续表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逐笔挑出文化项目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