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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作圣人”
来到北京之前，在白杨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120)曾国藩认为因为周围都是见识庸俗鄙陋的人，所以自己的头脑也很闭塞。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就见到很多气质不俗之士。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京师为人文渊薮……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121)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让他知道了圣人可以“学而至之”：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韩（琦）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122)
曾国藩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此毅然立志自新，“学作圣人”：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123)
“学作圣人”之志对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经济生活状况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按唐鉴的建议，学习倭仁开始记日课。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124)
如前所述，翰林的生活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充实学养。然而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几乎每天都要“四出征逐”。他自己反省认真读书的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125)。
既然要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弈”。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学习效率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