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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关于发财的梦
“学作圣人”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拒绝世俗利益的诱惑。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不以做官发财的誓言。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126)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一生基本上践行了这个诺言。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有较好的理学素养。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闻名，他一生刚直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康熙朝盛产清官，一个原因是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显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轩𫐐“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127)；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128)。
更著名的清官海瑞“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长年吃不上肉。
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129)。
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瑸官至巡抚，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130)。
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败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学作圣人”是极为认真的。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他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131)在有关曾国藩的资料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如果说走过后门的话，也仅限于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132)。
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理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133)
听到别人得了一笔不小的别敬，不觉心为之动。晚上梦到别人发财，并且羡慕不已，醒来后痛自反省。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134)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儿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1) “京官”与“外官”（地方官或称“在外文职”）对应，是指在京衙门文职官员，又称“在京文职”。本书按照官员品秩和地位，将清代京官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一至三品为高级京官，四至七品为中级，八品以下为低级。
(2)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17页。又曾国藩家书中说：“男路上用去百金。”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页。
(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
(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3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76页。
(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76页。
(7)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6页。
(8) 乾隆五十三年上谕：“向来六部尚书、侍郎，每年俱给予双俸双米，而大学士之兼管部务者，则照尚书例，俸、米俱属双支，其不兼部之大学士，每年系双俸单米。大学士领袖班联，职分较大，所得俸米，比尚书转少，殊未允协。嗣后，大学士之不兼部务者，亦著加恩给予双俸双米，以符体制。”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7页。
(9) 外官实行养廉制后，从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京官也实行了双俸制改革。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单米。至于试用官则不食双俸，而尚书、侍郎及大学士等高级官员双俸双米。
(10) 雍正十一年奏准支给户部有关官员养廉银，其标准为：“户部银库郎中、员外郎，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五千两，司库三千五百两，大使二百两，库使三百二十两，笔帖式八百两；颜料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一千两，大使三百两，库使、笔帖式各一百八十两，掌稿笔帖式、库使二百七十六两六钱有奇；缎匹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四百五十两，大使、库使、笔帖式各一百五十两，掌稿库使、笔帖式二百一十两。三库总档房主事三百六十两，笔帖式一百二十两。”乾隆十四年又谕：“吏、礼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议有养廉，著加恩于三库饭银赢余数内，各赏给银一万两，分赡养廉。”参见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六〇《户部·俸饷·京官养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11)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6页。
(12) 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13)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1页。
(14)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五〇《户部·俸饷·京官月费》，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15) 康熙之后，公费折钱支给，到了晚清，这项原本低微的公费更是大打折扣。何刚德说：“部员月费，廉俸之外，月给新铸大铜钱二十钱，一当五，适合百钱之数。”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见何刚德：《话梦集》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1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05～4050页。
(17)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多次以银换钱，每月有二三次之多。本书取每月最初一次的兑换实例，平均十二次兑换率，得出的结果是一两银换制钱1434文。
(18)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1～52页。
(19) 这个账簿的缘起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日记：“去年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数目不甚清晰。本年别立一簿，须条分缕晰，自立章程。”《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60页。
(2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00～4004页。
(2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05～4050页。
(2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8页。它在发行过程中，没有发行准备制度，主要的保证就是无限责任和多户联保。因此，钱票的基础全在商人的信用。
(23) 顺治五年八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为旗人居住，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见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4) 据说他“买宪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价银六千余两，买学士孙在丰在京房屋一所，价银一千五百两”，“京城绳匠（神仙）胡同与横街新造房屋甚多”。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十《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七·徐乾学》，中华书局，1987年，第682页。
(25) 道光四年（1824）建立的南海会馆，就是在其故宅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26)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
(27)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28)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8页。
(29) 吴建雍：《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58～66页。
(30)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7页。
(31)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民国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藏。形成“东富西贵”的另一个原因是崇文门为京城总税卡，故多有商人停居。
(32) 1965年改名为菜市口胡同。1998年拓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
(33)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4页。
(34) 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 《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17页。北京有两个椿树胡同：一个是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西草厂街进去，南柳巷西；第二个是在珠市口西大街的北面，从煤市街进去，不过此处是小椿树胡同。考长郡会馆所在，应该是前一个椿树胡同。
(35) 《宣武区地名志》在介绍南横街时说：“109号为古刹增寿寺，查乾隆时地图千佛寺即今增寿寺。”原来这座寺庙叫千佛寺（庵），又叫增寿寺，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里曾经是辽代的仙露寺，金人曾经将俘获的宋室宗亲关押于此。顾贞观那首千古名词《金缕曲》的序中说：“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这里的千佛寺，即应指这座寺院。民国十七年（1928）《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中记：“增寿寺坐落外五区南横街29号，建于明，宣统元年重修，本庙面积东西七丈五尺，南北十八丈五尺，房屋三十八间，自己管理，余房出租。”看来此庙规模不小，而且一直有余房出租。
(36)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见《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2页。
(37)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18页。
(38)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仕途沉浮中的焦虑不安。比如因为大考成绩迟迟不公布，他“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又因闻放差之信，“心中有得失之念，胶葛萦扰，几不克自持”。为求官运亨通，他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曾国藩曾特作《傲奴诗》一首以纪其事）。五天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之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3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53页。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0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页。
(42) 虽然家信中说房租每月二十千文，然而奇怪的是，在曾国藩当年自己的账簿中，记载每月所付房租为十千文。一个可能是笔误，另一个可能是他向家中报了虚账。
(4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9页。
(44)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85页。
(45) 以上参考李国亮、尹春明：《清代冠服制度刍议》，《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及智绪燕：《中国传统服饰之清代官员服饰的特点》，《山东纺织经济》2009年第4期。
(46)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65页。
(47) 岳永逸：《飘逝的罗衣：正在消失的服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第9页。官服上面的装饰品也价值不菲。比如朝服上系的腰带，即朝带，据《清史稿·舆服志二》记载：“命官文一品朝带，镂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带用石青或蓝色；二品朝带，镂金圆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三品朝带，镂花金圆版四；四品朝带，银衔镂花金圆版四……”《大清会典》规定，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皆可挂朝珠。朝珠质料有东珠、翡翠、玛瑙、宝石、水晶、玉、青金石、珊瑚、松石、蜜珀等。一串朝珠，价值高者可值数千两。
(48)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25页。
(49) 《王文韶日记》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蒙恩赏穿带嗉貂褂，异数也，免冠碰头。……恭邸惠赠褂统一袭。”“嗉”是貂颈下的毛，长而软，是兽皮里最好的一块，故只有极少数大臣可以被“赏穿”。王文韶虽获此资格，本人却没有嗉貂褂，须恭亲王送他一件，才能穿得起。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591页。
(5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四十四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059页。
(51) 邓云乡：《读〈王文韶日记〉》，《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52)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62页。
(53) 翁同爵：《至叔平弟》，《翁氏家书》第十一册。转引自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 1994年，第74页。
(54)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后甲集之下》，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转引自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66页。
(5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页。
(5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4页。
(57)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45～4246页。
(5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373页。
(59) 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7页。
(6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385页。
(61)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2～53页。
(62) 李慈铭在 《越缦堂日记》中记詹黼庭的孙子满月，他送糕桃帽璎鞋袜等，他的妾张姬并去祝贺，他说：“都中此等酬应，无谓甚矣。”
(63)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3页。
(64) 清代政治重“稳定”，重“资历”，特别是中低层京官晋升缓慢，仕途安全度也高，不是特殊情况，很少右迁（升），轻易也难左迁（降）。堂官可能变化频繁，但中下层总是按部就班，“依流平进”。何刚德说：“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65)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66) 之所以要举行团拜，主要由于京师地大人多，衙门林立，许多官员往往数月不见一面，因而得此机会聚首联谊。
(67)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68)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83页。
(69) 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雷瑨编：《清人说荟》初集，民国十七年扫叶山房石印本，第187页。转引自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70)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24页。曾宝慈说，城郊各寺是当时士大夫公余游宴之所，寺中和尚文化水平甚高，尤是知客僧往往言谈脱俗，博通古今，不如此不能应酬也。
(71) 沈津：《翁方纲年谱》，“台北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94页。
(72) 邵懿辰：《孙芝房墓志铭》，《苍莨诗初集》卷首，咸丰间刻本。
(7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26、85页。
(74) 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75)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76) 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7页。
(77) 以上参考完颜绍元：《古代官员的“公务用车”》，《文史博览》2005年第19期。
(78)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79) 天安门前东西两侧，原有东、西长安门，每至春季，东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是礼部复查会试试卷的地方。西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每年秋天霜降节举行“朝审”仪式，由吏部、刑部、都察院联合判决“重囚”的死刑。
(80) 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建于光绪三年，馆址前身为一财神庙。会馆有戏楼，能演戏。夏仁虎《旧京琐记》一书中记：“堂会演戏多在宣外财神馆，铁门之文昌馆。”《福建馆志》中说：“福建会馆戏楼本为堂会、演戏、集会之所，非专属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
(81) 在骡马市大街北铁门胡同。
(82) 又称晓市、小市，崇文门外有东晓市（亦叫东小市），宣武门外有西小市，是北京清代的旧货市场。这种旧货市场交易时间一般在后半夜到天明之间，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鬼市”。《清稗类钞》：“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各小市与江宁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灯烛，凭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购者之意，可随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赝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云贸易，实作伪耳。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
(8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95页。
(84)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824页。
(85)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33页。
(8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3644、3646页。
(87)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39页。
(88)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52页。
(89) 以上两个自然段参考朱天旭：《曾国藩的藏书与治学》，双峰网，首页>>文化>>人文地理>>正文，网址：http://www.ldsf.com.cn/news/rwdl/2009/12-14/09121416491850821.htm，发表时间：2009-12-14，16:48:15，查询时间：2012年3月31日9时。
(9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4页。
(91) 曾国藩为祖父做寿屏，多次到琉璃厂看纸。
(92) 此自然段主要参考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6页。
(93)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00～4046页。
(94)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98页。记载：“邓福，十九年十一月起，订安家钱十千文，每月工食钱五百文。曾记共支去钱十四千三百文。二十年九月初七开销去，又赏钱二千文。”
(9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99页。记载：“王荆七，十九年十一月起，订每月工食钱五百文。办衣安家钱十千文，病后许辛勤钱三千文。”
(9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7页。
(9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9页。
(98)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5页。
(9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8页。
(10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60页。
(10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5页。
(102)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283页。
(103)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0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89～90页。
(10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香港龙门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246～250页。
(106)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2年，第1736页。
(107)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厚养廉议》，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九百五十二册《子部·儒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4页。
(10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70～271页。
(109)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8373页。
(110)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转引自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56页。
(11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71页。
(112)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第144～145页。
(11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114)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8页。
(115)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2～123页。
(11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42页。
(11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67页。
(118)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6页。
(119)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49页。
(12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6页。
(12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7页。
(122)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6页。
(123)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56页。
(124)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0页。
(125)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2页。
(12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3页。
(127) 《明史·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323页。
(128) 《明史·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745页。
(129) 张勤望：《通奉公行述》，《遂宁张氏族谱》卷四，民国十三年刊本。
(130)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陈清端公清操》，中华书局，1984年，第77页。
(131)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1页。
(132) 曾国藩在家书中谈及这次封诰用宝的过程：“诰封已于八月用宝，我家各轴竟尚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欢。乃意未领得，心焉负疚。去年请封时，系由礼部行文吏部，彼时曾与澄弟谈及。以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办事较易。岂知不另托人不另给钱，则书办置之不议不论，遂将第一次用宝之期已误过矣。现在已另托夏阶平妥办，不知今夕尚用宝否？”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21页。
(13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16页。
(13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