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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川之行的巨额收入
主考领命之后，必须在规定日期内起行。“各省主考官于命下日克期起行，不携家，不辞客，不随从多人骚扰驿站。”(27)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卯初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28)
曾国藩所带礼物，一路用去。按《交际名号记》(29)，他在四川相往还者，自总督至知县及文武巡捕，一共五十九人，而一路上在其他省至少与三十名地方官员有过拜访宴饮等交往。按账簿载，在成都他送给总督、布政使、按察使及两位道员的都是每人二副对子、二把扇子。送给将军和学政的是一对一扇，其他知府、知县、十位房官的或一对二扇，或一扇二对，或对扇各一不等。其他路经的陕西等省也大致如是。
那么，曾国藩收获多少呢？
这次出任主考没有让曾国藩失望。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两。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30)
可见，公项程仪是二千四百两，十二名房官公送五百一十三两，门生贽仪五百两，国家法定路费四百两，其他官员个人所赠九百三十八两：诸项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官员也不可能一无所馈。加上节省的路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
富都统巴缎袍褂二套。
首县巴缎袍料四件，程乡茧料十件。
李国钧巴缎袍褂料二套，杭纬四合。
邓存泳成绫二匹，蜀茧二匹。
本家川绸二匹。
汤琢斋送二蓝褐子四件，酱色褐子四件，羽缨二十头，绒毡四床。(31)
除了衣料，曾国藩还收受了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海参、浣花笺、桂花米、香珠等(32)。在《由四川回京行李数》(33)中，他记载有“芡实三匣”“南枣一包”“莲子一匣”“桂圆二匣”“藕粉一包”“茶叶十一包”“海参五包”“藏香八匣”“普洱茶两个”“五加皮一匣”“川贝母一匣”“玻璃一块”“如意一品”“仙茅三匣”“厚朴四卷”“燕窝四匣”等多种，下面多注明是谁所送。可见此行收获之丰。
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师友。比如送了穆彰阿一套巴缎袍褂料，杭纬四匣，燕菜二匣，名山茶二盒。也送季芝昌一套巴缎袍褂料，两个被面，燕菜二匣，名山茶二盒。送陈岱云的是一套巴缎袍褂料，一副朝珠，一匣建元，一匣黄连，一匣香珠，一匣海参，一匹茧绸……(34)
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挥手舞岩巅，吾生此潇洒”之句。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历年积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同族和亲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体重增加，出门必乘车：
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35)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笔寄钱，大大缓解了家中的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到这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
寄回六百两虽然不够清偿所有积债，但是曾国藩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资助亲族，是曾国藩早就念念于心的，只不过此前没有能力。最令他遗憾的是，此次“发财”之前，很多盼望他救助的亲人已经去世：“孙自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五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知何若矣。”十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尤其令他内疚不已。他多次致信家中，生怕家里人不理解他的做法。他指出几两银子对曾家和对亲戚家的意义完全不同：
我家少八两，未必遽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于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36)
他还特意交代，十舅虽死，曾家还要帮他“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
这封信充分反映了曾国藩为人的仁爱厚道。
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禀祖父母中这样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37)
持盈保泰，求缺有余，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人生哲学。
在其后的漫长仕宦生涯中，曾国藩在自奉甚俭的同时，还多次对亲友大量馈赠，或者用于其他慈善用途，作为“散钱”的一个办法。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国藩“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主考所得的这笔收入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当然是灰色的，按朝廷明文要求也是不合法的。乾隆三年曾有旨：“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国家规定路费—作者注）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著为例。”(38)但事实上这笔收入在当时却是公开的，是官场的惯例，连嘉庆皇帝都认为“尚属地主之谊”。事实上，在混乱的清代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载于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比如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送给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清政府为了防止考官肆意榨取，甚至在嘉庆四年时还具体规定了棚规的最大限额：
贵州学政向无棚规，取进童生历有红案银两。嘉庆四年二月有人条奏……上谕曰：“各省学政棚规系陋习相沿，非私卖秀才可比。若将棚规红案银两概予裁革，则学政办公竭蹶，岂转令其营私纳贿耶？”……其时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39)
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与流俗战”，但曾国藩并不以这种半制度化的规定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多年之后的同治三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而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在南京重新举行。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此时的两江总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对当年四川主考任上的收获记忆犹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因此考试结束后，两位主考在两江收获“公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两主考差囊各三竿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