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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男孩的崛起
罗尔夫·卢德斯说：“当时我们认为不平等最终会消失。”他坐在拉斯孔德斯的公寓里，回想着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至今仍在智利重复着。圣地亚哥有32个区，拉斯孔德斯是其中最豪华的一个，马路对面是一个独家高尔夫俱乐部，埃尔高尔夫地铁站附近街道两旁是大使馆，草坪郁郁葱葱。现年83岁的卢德斯先生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灰色羊毛衫，他这几年来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他座位周围都是早年国际旅行时带回来的精美艺术品、小雕像和地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的卢德斯掌管着智利的经济大权，同时掌管着财政部和经济部。他也是负责这项独特经济实验的小组成员之一。
智利的实验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一项政策。美国总统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恨，并承诺他的国家将保持中立，不再试图军事干预美洲大陆的邻国事务。从此之后，美国对邻国施加影响的尝试变得更加温和与微妙。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资金，与它们分享技术熟练的专家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一政策被称为“技术援助”。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资助意味着美国专家参与了整个大洲的项目，从帮助厄瓜多尔香蕉种植者使用新杀虫剂的试验，到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以及数百个其他项目，其中包括秘鲁的大豆种植、洪都拉斯的治安管理、危地马拉的教师培训等。
另一个项目旨在提高智利大学的教学质量。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1955年，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项由国际合作社联盟赞助的技术援助协议。按照项目计划，智利的博士研究生将去芝加哥学习两年经济学，之后回到圣地亚哥任教。这种学生交流有助于提高智利的经济学水平，并有助于智利的老师和学生远离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最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些温和的目标，在智利被普遍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交换生，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米尔顿和阿利托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智利学生来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了，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方法、态度和兴趣，因此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思维。由于在方法论上非常严谨，并致力于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得出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论断。他们的分析使他们相信，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并对政客和国家保持了警惕。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花掉一美元的最佳人选是挣得这一美元的人，而国家的支出来自榨干工人口袋和企业家钱袋所得的税收，因此，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应该是小规模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应该是受到限制的。
芝加哥经济学派有两位学者对交换生和智利产生了卓越的影响。其中之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20世纪50年代中期，40多岁的弗里德曼10年来一直是经济系的领军人物。所有的智利交换生都上过他的课，他很受人尊敬和喜欢，但也很冷漠可怕。弗里德曼是卢德斯的论文导师，在卢德斯的印象中，弗里德曼的授课内容非常清晰，他通常会用简单的日常故事来讲解复杂的理论。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阿诺德·哈伯格，他和弗里德曼一样对实际的经济问题——从对垄断的监管到对公司的征税——感兴趣。哈伯格后来被称为“阿利托”，也是“芝加哥男孩”的日常顾问、养父和酒友。
第一批芝加哥交换生于1958年返回圣地亚哥。这些回来的交换生满脑子都是想法和计划，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因设置了高难度的考题而出名，但智利的同事和学生却无法达到他们在美国所学到的严格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男孩”的人数开始增加，大多数人回到学术界和智库工作。就像其所宣称的目标一样，教育交流开始取得成效，圣地亚哥的经济学现在变得更加严谨。但这都是学术界的事，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对智利民众的现实影响几乎为零。
第一次试验
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62岁的左翼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以微弱的优势当选智利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阿连德认为自己延续了智利的自由主义传统，在1972年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诺智利将会是一个“对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无限包容”的国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诺出台有助于改善蓝领工人和农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为了实现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平，国家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比如将工业国有化，并将农田“集体化”。
阿连德兑现了这一宣言。他在当选后不久，就将两家美国的铜矿以及智利电话公司的资产无偿收归国有。政府接管了金融系统，在1971年底收购了所有的外资银行，并控制了90%的国内信贷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被遗忘已久的法律漏洞被用来迫使企业家出售他们的公司，最终政府直接控制了40%的产业。任何超过80公顷的农场都可以由政府按其选择的价格进行收购，超过5 800个大型庄园的1 000万公顷的农场（约占智利农田面积的60%）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征用的。阿连德提高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控制了物价，通过国家的观察员——供应和价格委员会来确保没有任何商店偏离政府设定的价格。
政府对企业、市场、价格和产出的控制，都与“芝加哥男孩”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这些政策最初在智利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很受欢迎。政府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房屋建设项目，导致政府开支增加了1/3。1971年智利经济的增长率从3.6%跃升至8%，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由于价格控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大幅下降，同时，工人的购买力在一年内提高了22%。智利的增长型经济也更加公平，低收入工人强制性工资的涨幅为56%，高于智利专业人士23%的涨幅（依然是慷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在缩小，收入不平等也在减轻。仅仅一年，阿连德的承诺似乎正在奏效。
但这种经济方式所取得的成功，应该用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来衡量，阿连德所带来的短期经济繁荣带有人为的色彩，也是不可持续的。房屋建筑和公共部门的疯狂支出，意味着财政赤字从1970年的3%飙升至1973年的30%以上。由于无力支付飞涨的工资，企业开始减产，而罢工则意味着许多工厂停产。经济开始萎缩，失业率也在上升，阿连德遭遇了与20世纪70年代金沙萨蒙博托的经济计划一样的结局——在全球冲击下化为泡影，国际铜价的暴跌导致智利出口收入减少，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每年25%左右是正常的），随着央行印发钞票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支出，1972年通货膨胀率上升至250%，1973年升至650%以上。由于物价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智利工人的购买力在1973年下降了近40%。随着非法商贩在黑市上出售商品，非正规经济开始兴起，政府因此宣布了一项禁止销售30种主要食品的计划。油、米、糖、肉等将完全退出市场经济，由政府根据家庭需要直接提供，而不是根据收入来提供。
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智利人变得越来越穷。政府承诺提供的大米和石油几乎没有缓解工人的担忧，1973年初发生了一场大罢工。与此同时，一场有组织的报纸运动批评了阿连德和他的经济政策。解密文件显示，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智利的动乱开始加剧，6月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军队用坦克包围了总统官邸摩德纳。虽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智利空军于1973年9月11日轰炸了总统府，军队冲进了官邸。萨尔瓦多·阿连德用一把AK-47机关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把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就在同一天，军队首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开始掌权。至此，智利短暂的经济试验结束了，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这一阶段将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在城市里露营
位于圣地亚哥最南端的圣贝尔纳多社区是该市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每逢星期日，在中心广场附近一个10米宽、500米长的巨大篷盖下，通常会有一个巨大的集市。这种结构打造出了一个露天的购物街，为小摊贩和购物者提供了受欢迎的荫凉之处。圣诞节前的购物季恰逢南半球的炎热时节，圣诞主题的红色三角旗在微风中飘扬，当地人正在检查平安夜的农产品，有庞大的西瓜、鼓起的红辣椒和巨型的大蒜球茎。
一离开市场的阴凉处，便是当头的烈日，一位名为安杰拉·席尔瓦的卖水小贩给我提供了遮阳伞下面的一个座位。我感叹着这些摊位和中心广场是多么令人愉快。她回答说：“这和我生活的地方完全不同，到我们的市场去，你就会看到了。”安杰拉·席尔瓦说，在她周围的人们都住在“asinado”，她用手势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她和邻居一个个挨着。来自中档市场的购物者穿着仿制的拉夫·劳伦马球衫从安杰拉身边走过，跟她开玩笑说她应该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出售冰镇朗姆酒。
圣贝尔纳多的另一个市场叫洛布兰科，它的名字源自所在的街道。这里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帮助摊贩和购物者，最好的摊位的顶棚是用蓝色防水帆布做的，但许多摊位都很简陋，仅有一个摆满商品和货物的桌子，临时用一把雨伞当作遮阳伞来使用。在市场的边缘，非法商贩挤在一起，他们把商品摆放在台球桌大小的矩形塑料布上出售。这些商贩的商业模式与金沙萨的“盗版市场”一样，我注意到有些塑料布的角落系着长长的绳子，如果想快速逃跑，商贩可以把这些绳子拉起来，立马就形成了一个袋子。商贩在圣地亚哥市中心销售香烟和苹果手机充电器，生意很好，但在洛布兰科的非法商贩又老又瘦，看上去非常贫穷。没人对他们落满灰尘的旧衣服、坏掉的塑料玩具或者早就废弃的笨重的2G（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规格）手机充电器感兴趣。在洛布兰科，许多非法商贩的塑料布上并没有系上任何的细绳，因为这里没有警察，也没有人想惹麻烦去检查他们。
洛布兰科令人感到些许不安。当我们走进去时，当地人会警告我们小心盗窃。但是这里的人很友好，许多海地夫妇身穿漂亮的礼拜服散步，与偶遇的朋友聊天（近年来，遭受灾难的海地人移居到智利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许多新过来的移民在建筑行业工作）。在市场的边缘，48岁的杰西卡·维勒经营着一家小店，在夏季即将到来之时，她的店里出售袜子、内衣和迪士尼主题的儿童游泳毛巾。
杰西卡回忆起1979年随父母一起从智利的乡村搬到圣地亚哥的情景，他们来到了邻郊的埃尔博斯克，当时她只有9岁。他们的家是一个营地——一种伴随着智利快速城市化而兴起的临时帐篷。她说：“露营的现实是我们又冷又饿。”这些住宅都是非正式的（用防水帆布覆盖在木棍做的框架上，用绳子和石头将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一家人不得不经常搬家。后来随着居民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投资，杰西卡一家居住的营地被重新称为“社区”（一个可以永久居住的更正式的地方，类似棚户区或贫民窟），尽管这花了十年的时间，但这些房子仍然很不结实，而且里面非常寒冷。
杰西卡说，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在帐篷和摇摇欲坠的棚屋中长大，住房成为她衡量经济成功的主要标准。她说：“现在我有房子了，我妈妈也有房子了。”2004年她买了一小块上面已经建好了住宅的土地。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浑身沾满了建筑工地混凝土的年轻海地移民，走过来看她出售的拳击短裤。与新来到圣地亚哥的人相比，杰西卡看起来既成熟又舒适，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上衣，上面缀满了亮片，戴着杰姬·奥纳西斯风格的太阳镜和钻石耳环。她说：“我们很幸运来到了智利。”
这些摆脱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故事正是使智利取得显著发展的缔造者们所缔造的遗产。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计划——由受过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智利年青一代经济学家所设计的激进的新蓝图。
支配自由市场
军事政变后，皮诺切特发出警告，说他有一个“强大的拳头”，任何走出国门的智利人都会受到军事司法审判。媒体立即就遭到了审查，报纸、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发布的任何消息都需要军方的批准。后来出台了一个名为“沉默行动”的法律规定，只有《信使报》（El Mercurio）和《第三日报》（La Tercera）两家报纸可以出版发行，至少有11家左翼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被关闭。持有异议是很危险的，因为皮诺切特和他的下属很快就会拘留和折磨他们的批评者。在皮诺切特17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大约有4万智利人遭受着从监禁到酷刑的人权侵犯，至少3 200人死亡。在圣地亚哥的中央墓地，一块灰色巨石上刻着他们的名字：一边是已经发现尸体的，另一边是仍下落不明的，中间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
在经济问题上，皮诺切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位独裁者对经济一无所知，但他并没有像军事训练那样对智利的市场进行细致的控制和规划，皮诺切特更倾向于“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自由市场理念。自1970年选举以来，对智利经济失败感到失望的“芝加哥男孩”一直在为右翼候选人做政策简报，当阿连德政府开始令人失望时，他们继续致力于绘制可替代的蓝图。1973年，“芝加哥男孩”的计划已经写成了200页厚的大部头，由于过厚，该计划书被称为“砖头”。这些人把计划书交给了皮诺切特，他决定全盘采用。起初这些人只是扮演顾问的角色，但在1975年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卡斯特罗是首批接受国际合作社联盟交流计划的智利人之一。在18个月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从学术上的死气沉沉一跃成为独裁者的经济学家，几乎完全控制了智利的经济。
计划书诊断出了智利的许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贫困，但最主要的讨论是关于夸张的国家主义——臃肿的政府的。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则意味着取消阿连德政府所做的一切。以私营企业的所有权为例，阿连德政府将工业国有化，1970—1973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46家增加至300家。到1980年，由于“芝加哥男孩”推行私有化计划，这一数字已降至24家。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智利国有化银行被出售给私人买家，国际贷款机构允许重新进入，之前的利率规则被废除了，允许银行自由设定条款。政府开始削减开支，主要对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20世纪80年代，唯一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教育的经济学家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对该项目持批评态度，他称其为全球“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最杰出的案例”。
最初的成效喜忧参半。智利取消了香烟和鸡肉等商品的配额，开放了贸易的大门，将进口税从90%降到了10%，这样一来，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商品就突然变得买得起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也扩大了（相机进口增加了200%，收音机进口增加了870%，电视机进口增加了9 000%）。然而增长要比预期差得多：经济增长略低于3%，虽然好于阿连德执政时期，但仍低于该国的长期平均水平。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以一场严重的衰退而告终。1982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拉丁美洲，由这些超级明星经济学家管辖的智利，表现最差。产能下降了14%，制造业萎缩了1/4，失业率上升至27%。尽管经济衰退，但当年物价仍上涨了20%以上，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完全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由于找不到工作和住房，许多搬到圣地亚哥找工作的智利人，只能住在首都郊区的临时帐篷里——就像杰西卡一家住的那种。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个十年的经济低迷和最后经济的崩盘皆归因于一个国家开放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初期阵痛，而“芝加哥男孩”没有因此受到困扰而继续向前推进。养老金制度、教育、医疗卫生和保障性住房等领域，都经历了分权、减少政府控制和私有化。最终智利的经济开始繁荣起来，1985—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如此快速的经济扩张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智利物价上涨的幅度很小而且很稳定。智利之前在投资和出口率上是落后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的，但现在却成为南美洲最好的国家。像秘鲁和厄瓜多尔这样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与智利具有可比性的邻国，却被甩在了后面。阿根廷，一个历史上非常富裕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的收入几乎是智利的两倍，但到了1996年，圣地亚哥超过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智利的经济奇迹
计划书的前几页就明确阐述了这一目标：“这个项目包括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高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建立在增长颂歌上的国家开始赢得国际赞誉。早在198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上撰文称：“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尽管当年经济发生了崩溃，但随之而来的显著增长则意味着这一赞誉保持住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智利已经成为驻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的国际官僚的宠儿，这些国际官僚为各国的增长、发展和贸易提供建议。他们还为庆祝智利的腾飞举办了一场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智利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后冲刺阶段”；世界贸易组织称，自由贸易使智利成为“最具韧性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450页的书来介绍这个“先驱”国家，并建议其他国家效仿智利的“可复制经验”。
“芝加哥男孩”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提高了最贫困人口的收入，降低了贫困率。智利在这方面确实如此，198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有45%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低于满足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基本需求所需的收入水平），17%的智利人被记录为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他们买不起食物）。到2000年，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降至20%，被记录为贫困人口的比例也降至6%。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份，贫困人口的减少是最多的，而在经济萧条的年份却是最少的。国家统计数据上的这些改善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改变。当被问及经济增长的好处时，市场上的一名摊主说：“孩子们过去常常赤脚跑来跑去。现在他们有鞋穿了。”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一事实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但并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来自绿树成荫的拉斯孔德斯的罗尔夫·卢德斯说：“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是关键问题。”智利的那些“奇迹”年份表明，随着一国经济日益富裕，这些对收入不平等的争论至关重要的措施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1973—1980年，智利最贫穷的那10%的人群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从“绝对”意义上看，他们的生活更富裕了，这就解释了贫困人口数量为何显著下降。但同一时期，高收入增长得更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工资在此期间从智利平均收入水平的7倍飙升至将近35倍。智利的“馅饼”现在变得更大了，但是除了最富有的10%的人群以外，其余每个人所分得的却减少了。从“相对”意义上看，低收入的人群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贫困人口减少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圣地亚哥曾经是一个贫困区域的孩子们赤着脚奔跑、许多家庭住在帐篷里的城市，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孩子们有鞋穿、人们住在房子里的城市。与此相对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付出的。虽然他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可能有些严苛，但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另一项他们认为可以帮助底层人民的伟大计划。作为受芝加哥经济学派思想启发的蓝图，计划书包含了很多关于确保机会平等的措施将如何释放智利“内在潜力”的讨论。
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获得学位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想法认为，高等教育的好处主要是针对毕业生的，因此不应该再由国家资助。相反，助学贷款应该更加慷慨，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就可以自己负担学业。由于天才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会的，所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将有助于利用智利的潜在人力资本。这将是公平的，也会促进增长。大学管理部门被认为是过时和低效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建议中央政府把控制权下放给地方政客和大学本身。皮诺切特适时地给予地方立法者这些新的自由，并解除了对该部门的管制。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教育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智利有8所大学，全部由政府资助。1990年，智利已经有60所大学，其中2/3是私立的，另外还有近250所专业技术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智利人是原来的两倍多，在十年之内从12万人增长至近25万人。高等教育不再是免费的，但提供的课程变得更加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了学位。这种更多大学和更多学生的模式仍在继续，这似乎暗示着早在1973年蓝图中提出的机会平等目标已经被实现了。
如今，这些曾经在芝加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已经年过八旬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体系是完整、连贯和公平的。智利采用了他们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蓝图后迅速发展起来，贫困率的下降以及更多的大学入学机会都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增加。尽管受到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赞扬，但在今天的圣地亚哥，“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成为定期示威游行的主题。“芝加哥男孩”对此感到困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工作不被认可。卢德斯表示，他不理解这些抗议：“这一定是出于嫉妒。”对于2011年的抗议活动，他们的导师阿诺德·哈伯格也感到困惑：“这是南美洲最好的经济体，但是人们却不欣赏它。”对于这些人来说，智利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不明白人们在抱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