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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城市阶级
圣哈顿景观
智利标志性的高档建筑是一座64层的塔楼——圣地亚哥科斯塔内拉塔。该塔高300米，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建筑，让这座城市里的相对低矮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科斯塔内拉塔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购物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有六层的购物中心，它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该地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这个地方很受现金充裕的巴西游客的欢迎，商品说明都是同时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标出的）。当傍晚温和的灯光映照在它闪闪发光的蓝绿色玻璃上时，这座塔楼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天际线一样闪耀，拉斯孔德斯也因此赢得了“圣哈顿”的称号。塔楼的高度意味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以及无论你住在圣地亚哥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座塔楼。
向南12公里的新14区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区，这里没有坑纹混凝土、钢铁或玻璃，只有带有波纹铁皮屋顶的廉价建筑。对于这里的一些人来说，住房是基本的需求。40个家庭定居在一片废墟上，这里已经变成非正规的垃圾场，当地人都把垃圾倾倒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的人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用作社区大厅和厨房食堂的中央建筑周围搭建了临时住所，所有的家庭共用一台冰箱和煤气炉。
居民共同生活，社区大厅的墙壁上贴着各种重要的清单。一个是每日负责晚上守夜的值班表，上面写有名字和日期（这些家庭说他们要防止试图闯入的毒贩和瘾君子）。还有一份更长的清单——债务分类账簿，上面记录着以智利比索为单位的借据和非正规互换，以及食物和家务劳动交易的欠条。大厅外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由所有家庭共用。公共浴室旁边有一堆垃圾，大概有2.5米高。远处的科斯塔内拉塔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铂锭。
无论是回收的还是借来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放在一起的。这种临时的生活方式，加上共享的公共空间以及家务的轮值，都使这个社区有了一种新时代嬉皮营地的感觉。但是新14区垃圾场的人并不是寻求一种新的离网生活方式的经济局外人，这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工作——在拉斯孔德斯和维塔库拉等富裕地区做着全职的工作。
圣地亚哥的新中产阶级
24岁的梅莉萨·内拉说：“我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圣地亚哥是一个不断扩张的通勤城市，乘坐公交车去中央地区上班大约需要90分钟（新14区的名字取自多年前建立的一条新巴士路线的第14站）。梅莉萨说，智利确实有国家补贴的住房，但这些住房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人们无法乘坐交通工具上班。当人们下班回来时，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其他居民都表示同意她的说法。她说：“我们太有钱了，以至于国家根本不给我们补贴。我们被认为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穷人。”他们接着都笑了。
塞尔吉奥·穆尼奥斯是一名胖乎乎的曼联球迷，我们在垃圾场见面时，他告诉我他43岁，他的妻子伯莎咯咯笑着说：“你44岁了，塞尔吉奥！”他在市中心的一家小商店做电工，每月收入40万比索（约600美元）。扣除纳税、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意味着塞尔吉奥每月能挣到32万比索。伯莎在一个高档郊区做园丁。当我问她工资的时候，她看了看其他女人，她们都笑着喊：“最低工资！”（2018年智利的最低工资是25万比索。）这种模式在这里的夫妇中很常见。埃内尔·戈麦斯是一名回收铝制品和玻璃制品的工人，他穿着一件平克·弗洛伊德的T恤，每月的收入是42万比索，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一家沙龙的造型师助理，和伯莎一样，她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里的夫妻每月共同收入大约在70万比索。
智利家庭贫困线是每月60万比索，所以塞尔吉奥、伯莎和这里所有其他夫妇的收入都在贫困线之上，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并不贫穷。然而，他们的收入是圣地亚哥不平等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果平均分配智利的国民收入，那么每个家庭将得到280万比索，是垃圾场居民收入的四倍。尽管这里的家庭采取公社化模式购买物品，但他们却很少提及自己的全职工作。这个社区既没有电也没有燃气，社区大厅里仅有的几个电灯泡和一个冰箱，是通过一条延伸到营地外围长长的橙色电缆线非法连接起来的。纸板房很小（大多数只有6平方米，而且没有窗户），院落的三面墙都是固定的，第四面墙是一堆垃圾。扎塔里难民在约旦沙漠建造的房子都要比这里的好。
生活在紧张预算下的高昂代价
在垃圾场社区与我交谈的10名成年人中，没有一个人抱怨城市富裕社区居民的工资高得不公平。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也没有要求更高的薪酬。尽管许多人（包括所有女性在内）都拿着最低工资，但没有人相信提高国家基准工资水平是解决办法。梅莉萨说：“那样做没有好处。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成本（食品和乘车的费用）也要增加同样多的钱。”他们对于价格感到更加愤怒。玛格丽特说：“在这一带我们很穷，但是我们付的价格很高，而在拉斯孔德斯的商店里，价格却要低一些。”她谈论的都是食品、简单的家居用品这类主要物品，她抱怨的是富人生活会更便宜，而穷人则要支付更多。圣地亚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表明她是对的。
圣地亚哥的低收入者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赚的钱都花光了，通常还会多花一点儿。塞尔吉奥说由于缺乏正规的信贷服务，他们经常在当地的商店以赊购的方式承担非正规的债务，并在月底拿到工资时结清欠款。他们认为这将额外多支付约20%的价格。在智利赊购很常见，现任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因引入了信用卡业务而发家致富。近年来信用卡债务激增，但在新14区还没有出现这种信贷形式。虽然圣地亚哥有很多大型商店和超市，但由于这里的人靠工资过活，所以他们无法进行大量购买。在当地最贫困地区的市场中，人们都只是少量购买，卫生纸是按卷出售的，小贩则出售单支香烟。居住在垃圾场社区的家庭清楚他们可以通过避免昂贵的信贷和大批量购买来节省开支，但因为赚得太少，所以根本用不到信用卡。
新14区的居民说，他们偶尔也会买本不应该买的昂贵东西。梅莉萨是一名志愿者，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说：“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她的选择是“儿童乐园”——一个孩子的主题公园。梅莉萨说：“我知道这很贵，而且很费钱。”但一笔意外之财、小费或奖金还是很有可能被用来外出玩一天，而不是塞到床底下存起来。她的丈夫伊曼纽尔·内拉发现低收入让人很难过上好日子，他说：“看看我们吧，我们都有点儿胖。”近年来，智利的肥胖率大幅上升，超过1/4的成年人和1/5的儿童肥胖。新14区也未能逃脱这一趋势：这里的男性尤其超重。伊曼纽尔笑着说：“我知道他们在拉斯孔德斯吃藜麦，我知道我应该吃藜麦，但当你上完12个小时的班后，你会想吃点儿能让你有饱腹感的东西。”
“芝加哥男孩”认为，教育在圣地亚哥应该作为一种平等力量，但这让梅莉萨和她的邻居们感到愤怒。除了商店里难以负担的价格，教育成本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抱怨所在。伯莎说，进入公立学校意味着你在经济上很脆弱，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的学费。这个过程会很耗时，有许多表格和会议，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家长来承担，收入都会减少。而必修课本的价格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一本教科书在圣地亚哥要花费2万比索，这相当于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工人两天的收入（如果英国教科书按此折算，价格将超过100英镑）。由于买不起书籍，非正规市场应运而生，交易商提供装订整齐的黑白影印本，售价仅为正版书的10%。盗版书商受到了警方追捕，但却受到资金紧张的父母追捧。伯莎说：“你看，在智利即使免费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免费。”
当夜幕降临新14区，伊曼纽尔和塞尔吉奥陪我到主干道上搭乘出租车回家。伊曼纽尔说着：“如果你想了解圣地亚哥，你应该把它看作一颗人类的心脏，肮脏的血液从下面进入心脏，干净的血液向上循环并从顶部流出。”他说话时眼中闪烁着光芒。这是对这个城市众所周知的收入与海拔高度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参考。贫穷的通勤者从地势低洼的居民区向南上坡进入市中心，而富人则从北部高地巴里奥·阿尔托下行。伊曼纽尔的笑话很聪明，带有黑色幽默，并且用了完美的英语来表达，这是一个被派去做毫无技能的工作的天才愤世嫉俗的幽默，他晚上要守卫着垃圾场以防窃贼和吸毒者。当优步最后到来的时候，司机坦言拉一个乘客使他离开新14区让他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说这里是危险的。
教育的种族隔离
当我们坐在埃斯奎拉·多明戈·圣玛丽亚·冈萨雷斯学校校长的办公室里时，61岁的卡门·马特马拉说：“我们面临残酷的不平等。”这是一所位于圣地亚哥最贫困地区之一伦卡的学校，马特马拉女士是这里的教研部主管。校长露西·涅托用力点头表示同意。她说这里有650名5~11岁的男孩，其中80%都是弱势学生，这些孩子或者因为成绩不佳而无法进入其他学校就读，或者因为不良行为而被其他学校开除。这所学校位于贫民区，这影响了该校的教育目标。涅托女士说：“我们并不是在考虑成为大学或学院。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只是确保我们培养出不惹麻烦的体面的年轻人。”
马特马拉女士带着我们参观了学校场地。她身材娇小，穿着简单的海军蓝无袖连衣裙，钢铁般坚毅但却带着一种温柔和圣洁的光环。从建筑角度上看，这所学校似乎是一个很体面的学习场所，教室设计精良，沿着中央庭院围成了一个圆环，午餐时间可以在庭院里举办大型的足球比赛。马特马拉女士说：“只有男孩知道每场比赛都有谁在玩。学校的问题并不体现在破旧的教学楼和教室，而是体现在受教育的程度，这里许多小男孩不会说话，更不用说读书了。当他们来找我们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指向他们想要的东西。”官方贫困统计数据掩盖了智利发展的另一个悖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确保了圣地亚哥的学校拥有体面的建筑，但这座城市仍然培养出一批还不会说话的学龄儿童。
马特马拉女士说，这种不平等在她所教的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多孩子都来自失业家庭，那里没有男性榜样，没有书籍或报纸可读。针对此种问题，学校已为最棘手的情况准备了应急方案，包括强化课程和语言治疗。她笑着说：“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讲述了孩子在应对艰难的生活开端后，是如何迅速赶上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将进入圣地亚哥学院，这是全国最好的公立高中。我问道，这不就是通过教育使机会均等的制度吗？她们说：“不，这样的男孩很少见。教育在智利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对于富人和穷人各有一套制度。”这些专家说，在智利，教育系统根本不是一种平衡的力量，而是像抽彩票一样把生活硬连接起来。
在当地的一个智库——教育2020，我见到了一些研究人员用一张图表（见图9.2）浓缩了对这一问题的惊人分析。图中的水平轴是地铁4号线的停靠站点，从托巴拉巴站（靠近拉斯孔德斯和圣哈顿富人区的中心）开始，然后下山向南到达阿尔托港，这是一个贫穷得多的地方。他们绘出了每一站周围地区的收入曲线，可以看出随着地铁向南行驶，收入水平在下降。他们还绘出了当地儿童在全国学习评价系统（SIMCE）考试中的成绩曲线，这项考试将决定学生能否进入大学或技术学院。可以看到，测试成绩沿着地铁线方向逐站下降，因此，收入、位置和成绩之间就显示出了近乎完美的相关性。这种模式是绝对的，因为没有富裕地区的学生在模拟考试中不及格，也没有贫困地区的孩子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也说明了圣地亚哥是一个分裂的城市，只需知道一个人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他的教育效果。这就是教育2020研究部主管马里奥·威斯布鲁斯所说的“教育的种族隔离”。
图9.2 圣地亚哥地铁4号线站点、人均月收入与SIMCE分数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教育2020。
教育战争
威斯布鲁斯说：“圣地亚哥的教育市场是一个多层次蛋糕，有为富裕孩子开设的学校，有针对半富裕孩子的学校，也有适合不太富裕孩子的学校，还有很多面向中产阶级的学校以及为穷人开设的学校。”底层由就读于类似伦卡的冈萨雷斯等学校的34%的学生所组成，这些学校由国家全额资助提供免费教育。然后是中产阶级这一层，教育能够覆盖60%的孩子，他们就读的学校虽然是由国家补贴，但也需要家长共同支付。这中间还有数百个小的子层，费用从象征性的几千比索到每年超过24万比索（约合350美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价格不等。顶层是就读于私立学校的那6%的孩子，顶级学校格兰其被公认为是圣地亚哥最好的学校，这是一所英式公立学校。在格兰其上学一年要花费学生父母将近2万美元。
教育上的花费是至关重要的。在圣地亚哥，即便应聘者已经完成了高等大学学位，企业主仍要求应聘者在求职申请中列出他们上过的高中。当地人说这在商业上是讲得通的，若一位经理雇用了在格兰其受过教育的人，同时也等于购买了他的关系网。同样有才华但非名牌学校的人，薪水就会少一些。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在圣地亚哥表现出色，那么选择激烈的教育竞争是必须的。一位中产阶级家长说：“假设这个城市的私立高中有十个级别，那么每个人都会鄙视下面一层的人，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上面一层。”另一位家长将其形容为“教育战争”。
共同支付学校费用的中间层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共同支付政策为家长提供了一张教育券，家长可以任意选择学校“消费”，而学校则拿着这些教育券每月向政府索取费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可以收取额外的费用。同时还引入了全国学习评价系统，为每个学校的表现提供一个透明的衡量标准。这更多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考方式在起作用，父母可以自由选择把孩子送去哪所学校，并根据可靠的数据做出选择，学校也在竞相提高标准，市场会实现自我调节。
如今，绝大多数的“教育券”学校都不是免费的，而且需要分摊费用。尽管有国家补贴，但这些学校之中有3/4都是以获取盈利为目的的。全国学习评价系统公开的结果被看作一种股票价值，用来告诉潜在的家长，学校的股价是高还是低。这个出发点是教师将加倍努力来提高孩子们的分数，特别是关注那些有困难的孩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的学校却是在努力选择表现最好的学生，通过入学考试淘汰表现不佳的学生，以确保学校在全国学习评价系统中的总分数。类似的筛选机制也发生在教师身上，受过最好培训的教师去了薪水更高的私立“教育券”学校，不合格的和表现不佳的教师最终进入了市政体系的低端学校。
智利教育市场两种极端学校的领导都认为这种分层是一个问题。校长露西·涅托在她位于伦卡的办公室里表示，教师的质量是关键挑战。我们见面时，她正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项目上，该项目将投资于教师培训并限制学校选择学生的范围。格兰其校长拉奇德·贝纳玛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表示，他的学校能提供帮助的最好方式是，在他们建立的一所新学院提供公益教师培训。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想法，但挑战是巨大的。尽管智利有着“增长奇迹”以及新的发达国家地位，但智利高中生的表现却与哥伦比亚等更为贫穷的拉美国家相当。
圣地亚哥高中的运作方式不仅没有搅乱反而巩固了经济分层，这是对计划书中所制定的经济战略的挑战，该战略将教育作为一种保险。“芝加哥男孩”的蓝图旨在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以对抗贫困，放开高质量教育以实现机会平等。为了改革教育，他们采取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强调了选择和竞争的重要性，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带来的创新自由，尤其是市场的作用。但是，正如在达里恩和金沙萨见到的具有破坏性和弄巧成拙的交易显示的那样，市场并不能保证会有好的效果。智利的教育市场是另外一个例子，高中教育水平很糟糕，但在大学学位市场上，情况就更糟了。
毕业税
任何设法驾驭分层高中市场的学生，如果去圣地亚哥上大学就会进入一个飞跃式的大学体系。“芝加哥男孩”的计划是建立国家支出很少但有很多选择的私有化系统，并且这一计划得到了严格的遵循，智利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仅占GDP的0.5%，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低的。大学的扩张仍在继续，已有150多家机构可以提供学位，其中2/3是由私营企业经营的营利性机构。无论是在主要道路上、小街上，还是在汽车展厅之间，圣地亚哥随处可见大学。城市的地铁站和公交车站贴满了海报，海报上面都是来自一所或另一所大学喜气洋洋的学生，许多大学都承诺改善就业前景。
住在新14区垃圾场社区的梅莉萨和伊曼纽尔这对年轻夫妇认为，大学学位将带来高薪的工作。梅莉萨完成了一门心理学课程，但这没有提供多大的帮助，她在拉斯孔德斯是一名保育员助理。她的丈夫完成了三年的信息技术课程，但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放弃了学业而从事保安工作。伊曼纽尔告诉我，他想等孩子们长大一些再完成课程，梅莉萨说她在找更好的工作。在此之前，他们两个人的工资与社区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阶层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现在承担着需要数年才能还清的教育贷款。
当市场竞争有效运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价格并提高质量。智利的教育体系建立在自由市场理念的基础上，大学课程平均成本与平均收入之比为41%，这一比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高的。这意味着完成学业的学生必须偿还巨额的债务（对于毕业生来说，15年收入中的18%是用来偿还债务的）。利润驱动使得费用高企，并削减了包括课余生活辅导在内的成本，智利大学的辍学率为50%。在这一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方面，智利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在圣地亚哥到处都是像伊曼纽尔这样的人，他们未完成学业但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尽管价格很高，但质量却不高。国家认证委员会本应对这些事情进行监管，但认证是自愿行为，而且大约70%的课程都没有进行认证，这就意味着没有审查或质量控制。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验，大多数学生是家族中第一代上大学的，而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利用天真或轻信的人的玩世不恭的行为。正如一位前任高级部长向我描述的那样：“近年来，智利做的最佳的生意就是建立一所大学收取费用，然后直接把资产剥离出去。”有些丑闻则是一出悲喜剧，在一所最终因洗钱而关闭的大学里，学校所有者厚颜无耻地将大量学费据为己有。在另一所学校，学生们完成了漫长的牙科、建筑和法律学位，却发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胜任。更多、更便宜、更好的教育是“芝加哥男孩”计划的核心，希望和承诺导致了失望和债务，教育已经成为圣地亚哥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引领潮流的城市，我发现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很可能催生一种全新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