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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经济
山顶和底层的建筑群
若想欣赏圣地亚哥的景色，那么十八山附近是独一无二的。十八山在当地常被写成“Cerro-18”，它地处一个小郊区，看起来像里约热内卢周边山上著名的贫民窟。沿着这座陡峭的山向上是临时搭建的五颜六色的房屋，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接一个地堆叠在一起的。往返于山坡上的居民点和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停在了半山腰，向上还有一段需要攀登的狭窄楼梯，蜿蜒盘旋在民居之间。攀登令人感到筋疲力尽，但也非常值得，因为你可以看到铁皮小屋如何融入邻近的拉德赫干净的方形街区。拉德赫是为新富阶层建造的郊区，再往前走就是维塔库拉和拉斯孔德斯绿树成荫的花园，这也是智利老牌精英阶层在城市的住所。作为坐落在财富中心的棚户区，“Cerro-18”为这个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首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这些山坡上的居民区并不是贫民窟。屋顶是铁皮的，但墙壁通常是砖做的，有些房屋很大，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房屋因为建在丘陵地带而无法进行商业开发，所以每座住宅都是独一无二的，挤占了闲置的空间。建筑物在山顶上消失了，让位给一个被用作足球场的废弃场地，几个当地人还在上面建了一个临时车库，在那里对一辆不起眼的雷诺克里奥汽车进行了升级，为其加上了闪亮的轮圈和粗大的排气管。山的另一侧太陡了，不适合修建房屋、踢足球或改装汽车，所以这里只有灌木和碎石，43岁的失业建筑工人克里斯蒂安·阿拉韦哈拉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麻袋在这里走着。
阿拉韦哈拉先生靠捡易拉罐为生，十八山的山顶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地方了。除了进行汽车保养和球类运动外，当地人还用这个地方倾倒垃圾，所以有很多垃圾可以捡拾。圣地亚哥最富裕地区的优美景色吸引了点篝火和喝酒的青少年，阿拉韦哈拉时常到这里散步，这次他中了一个小彩头——一个装着五六个空啤酒罐的蓝色塑料袋。他用脚将罐子踩扁并放进麻袋里，他说每千克易拉罐可以卖300比索（约合45美分），他计划今天收集6千克，这足够买一些食物了，而且足够支付一次公交车费用去看望他在普罗维登西亚医院的年迈母亲，医院位于离这里45分钟车程的郊区。他稳步走着，麻袋也快装满了，此时正值中午，气温高达31摄氏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每个易拉罐只有15克重，所以他需要收集400个才能完成他今天的目标。天气酷热难耐，他的指甲脱落了，指尖也肿得厉害。
正如秋田和塔林一样，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极端的经济体，它为未来打开了一扇窗户。到目前为止，圣地亚哥是智利最大的经济中心：人口规模达到520万人，占智利总人口的1/3，是第二大城市（安托法加斯塔）的10倍，圣地亚哥的经济产出几乎占到了智利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阿根廷的一半。而如今智利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4万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与希腊和葡萄牙相差不远。智利因其在经济增长方面杰出的表现，在2010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是南美第洲一个正式从“新兴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贫困的消除，意味着智利被视为“经济奇迹”，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更是将其奉为发展的典范，要求其他国家复制“智利模式”。
智利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导致了极端不平等，这只是成功故事中的一段小插曲。智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年轻、表现最好的成员，也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国民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通用指标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智利的这一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0%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50%（见图9.1）。此后，这一比例又小幅上升，这意味着剩余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的一半。
图9.1 智利收入前10%的人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18)。
如今，圣地亚哥所走的道路正在成为最受欢迎的发展道路——快速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的急速加剧。智利的不平等程度也迅速成为全球常态。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快速的增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从邻国秘鲁的利马，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再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正在成为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方。未来经济会像秋田那样老龄化，像塔林那样数字化，以及像圣地亚哥那样不平等。
我在圣地亚哥见过城市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以及这一极端经济模式下富有争议的政策制定者。智利的经济模式得到了赞扬，其他国家竞相效仿，于是我想了解智利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如果经济增长能消除贫困，那么不平等真的重要吗？如果确实重要，那么就像秋田和塔林一样，在这个全球趋势的最前沿，是否存在乐观的理由、后退的迹象、合作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