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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与极度不平等
公共公园，私人空间
走访秋田和塔林这两个处于全球老龄化和科技极端前沿的经济体时，最令人鼓舞的事情就是，这些令人担忧的国际趋势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和艰难时期一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按历史、传统和语言划分的群体之间，存在贸易、合作和谅解。这些合作方式利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新了信任、支持和共同努力的内涵。尽管我在智利看到了许多非正规的合作，比如垃圾场上的露营地、学校教科书的非正规市场，但是当离开圣地亚哥时，我仍在思考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担忧。
这些担忧也从顶层开始。圣地亚哥的精英私下里担心城市的状况。他们认为如果细细探究，就会发现存在许多影响富人和穷人的政策缺陷。很多人担心正规经济缺乏多样化，智利在经历了惊人的发展之后，现在变得有些故步自封，仅仅停留于这项殊荣。正如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一样，智利现在依然依赖矿业发展，每年铜就为政府收入贡献了30%。“芝加哥男孩”在计划书中提出，要避免单纯依靠采矿等基本活动，应转向多元化发展并建立起更先进的产业，但这一计划收效甚微，智利非常容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一个自豪的当地人会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们的国家很小，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智利人认为自己从北到南被阿塔卡马沙漠和南极洲包围，从东到西被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包围）。智利的国土面积和难以到达的地理位置，使得智利的多样化发展变得困难。移民和持否定态度的当地人表示这些借口毫无意义，按人口计算，智利可以轻松跻身世界前1/3的国家，而且自19世纪初以来，海上贸易一直很成功。对铜的依赖以及未能实现多样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平等。对那些管理着已有企业的人来说，没有理由破坏这里良好的现状，他们都处在舒适的行业中，这样的生活太好了。
精英阶层的父母，也就是把孩子送到格兰其学校的人，私下里也在谈论着极度舒适可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担心会出现一种称为“佐罗内”的上流社会原型。“佐罗内”是一类有点邋遢的美国兄弟会男孩，穿着斜纹棉布裤和羊绒衫，身上有文身而且头发油腻。这类人并不想上老牌的名牌大学，而是想上学业成绩中等、学费超高的私立大学。“佐罗内”并不需要同比他们更聪明的同胞竞争，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在自己所有或管理的公司里为他们准备好了工作。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说：“智利的精英阶层不让孩子接受考试，这与美国和欧洲的精英阶层所做的不同。”
圣地亚哥的不平等也影响了公共空间的使用。一位外国人说：“在这里，社会各阶层根本就不融合。”他回忆起办公室有一次组织夏季野餐郊游，但是那次尝试失败了。问题在于一个不成文的分配规定，将地点和活动划分为“cuico”或“非cuico”。cuico大致是指更高阶层，这是一个工人阶层不喜欢使用而富人喜欢使用的词。“人们在工作之余是见不到面的，因为这里有cuico公园，也有非cuico公园，一个阶层的人不会去另一个阶层的地盘。”正式一点说，圣地亚哥的公园是公共的空间，由一般税收来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实际上，收入不平等已经把它变成了私人场所，要根据收入水平进入。
考虑到韧性，这是令人担忧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基础设施”是作为应对不景气的一项保险政策，比如，图书馆和公园。这与我在格拉斯哥的所见所闻不谋而合，当人们融合在一起，了解了邻居的挑战和才华时，他们更善于应对冲击或挫折。但是在圣地亚哥，公共区域已经关闭了。虽然这座城市的犯罪率很低，但无论是在贫穷的社区还是富裕的社区，在安全方面都投入了巨资，许多家庭都围着铁栅栏。穿过居民区的后路封闭了，公共道路变成了私人空间，人们很难步行穿过这座城市。一个载着闭路电视摄像机的巨大氦气球日夜漂浮在维塔库拉的上空，以帮助减轻当地富裕居民的恐惧。只有1/5的智利人说他们信任自己的同胞，而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
尽管处于圣地亚哥收入阶梯底层的民众似乎对薪酬差距并没有表现出来嫉妒，但肯定也会有一些嫌隙。新14区的梅莉萨·内拉说：“拉斯孔德斯的女佣们外出就餐或下班回家的路上都要穿着制服。这是一种表明她们不一样的方式，因为她们不属于那里。”这不是一项规则或法律，而是一种文化规范，是一种维持阶层和地位划分的方式。如果社会资本和社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韧性有影响，那么智利的经济比人们想象的脆弱。
是结果而不是意图
对智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罗尔夫·卢德斯和他的伙伴“芝加哥男孩”是贪婪资本主义和无情利己主义的象征。然而阅读计划书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把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了心上，书中充满了想法和抱负。年轻人可以看到他们国家的潜力，他们厌倦了看到智利落后于邻国。他们的经济计划是基于在芝加哥留学时从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所承诺的是一股消灭贫困的增长浪潮。
但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是，当涉及经济政策时，应该评判的不是意图，而是结果。从狭义上看，智利的结果意味着仍然可以将该国视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发展模式的胜利。这个国家仍然是拉丁美洲王冠上的宝石，也是私有化改革支持者最喜欢研究的案例。最严重的贫穷是人们无法满足对食物的基本需求，而在这里贫困几乎已经消除。在圣地亚哥最贫穷的地区，很容易找到遭受寒冷、饥饿，住在危险的临时帐篷里的人。智利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年复一年降低的贫困率，使得基本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并大大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生活。
智利快速增长和极度不平等的道路，是许多新兴国家及其不断扩张的城市正在遵循的道路。对于同一道路上的跟随者，圣地亚哥发出了警告。正如自由市场并不总是创造价值一样，强劲的增长也并不总是带来其所承诺的发展。圣地亚哥已成为马斯洛金字塔延伸的城市，尽管许多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更高的需求已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比如教育和代理商。智利是这块大陆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成员国中，智利的肥胖率上升得最快，学生成绩最差，大学费用最高，辍学率最糟糕。我在圣地亚哥的这段时间发现，所有这些都与不平等有关。
这些实践的失败使圣地亚哥再次成为一个迷人的地方，这里是新思想斗争的地方。“芝加哥男孩”在经历了一段严格的经济控制期后开始掌舵，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想要表明自由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他们创造的“奇迹”似乎赢了。但是现在圣地亚哥的市场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教育领域便是最重要的例子。在这里，市场使实现机会均等变得不可能，而且加剧了不平等，产生了居民收入如此之低的社区，以至于购物者都不重要了，基本商品都必须由国家提供。在这种极端制度的推动下，圣地亚哥的年轻人，以及全球许多人都会追随的经济潮流引领者，正在拷问是否可以完全依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