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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开始的
一个人只有经过东倒西歪的让自己像个笨蛋那样的阶段才能学会滑冰。
萧伯纳
这是一位“投资界的异类”写的关于“天使投资”和他所喜欢的“异类创业者”的书。这本书适合投资圈和创业圈以及准备进入投资圈和创业圈的人翻看，尤其是那些感到迷茫、焦虑、纠结、好奇、抑郁、失控的人。
写书不是为了立言，实在是分享的欲望太强烈。从事天使投资六年来的点滴思考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免费传播了出去，收获了不少好评以及有价值的建议和反馈。更重要的是，发展还不到10年的中国天使投资圈，竞争已经变得十分激烈，为了获得好项目，各位投资人也都使出了浑身解术，深怕错过下一个任正非和马化腾，深怕被这个时代落下。
2007年年末，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创业的时候，“天使投资”这个概念还十分陌生，但是VC这个概念倒是人尽皆知了。那一年，我尝试着做一个移动社交应用，基于当时并不太普及的智能手机系统：Windows Mobile、Symbian、Blackberry、Palm，还有运行在功能手机上面的中间件Java系统。开创一家公司的过程确实挺艰难的，即便我已经认识圈内不少人，堪称移动互联网界的“人脉王”。我找来了几个本科刚毕业还在读研的软件工程师帮我写手机应用和服务器代码，同时又积极寻找可能投资这个项目的天使投资人。我尽最大努力联系了当时还比较关注较早期项目的一些风投。与他们交流的过程十分艰难，我努力介绍着我打算做的这个移动社交应用到底能实现什么功能和价值，电子名片的互换场景是什么，用手机直接交换电子名片的流程如何实现，市场上有多少潜在客户，多少人的手机支持这个应用，下载安装难不难，用户使用的频率如何，以及该应用安装到手机上是否稳定、体验如何。当然还有最关键的问题，市场规模有多大，我打算如何收费，通过什么渠道把钱收到，用户是否愿意付费，付费是否便利，何时能实现盈利，五年收入预期如何，等等。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投资人对项目的关心程度比我都要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么多问题，只是觉得大家参加聚会和活动的时候，换名片挺麻烦的，还经常忘带名片或者名片不够发。另外，换了一沓名片后，回去还要逐个录入到手机里，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直接交换电子名片，自动录入手机通讯录该多好啊，仅此而已。我是真的没想过也不知道市场能有多大，只是想通过SP运营商代扣费的方式从每个人身上每个月收取10元钱。不过一开始大家能下载来用就不错了，收钱的事情还要等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毕竟换电子名片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人是玩不转的。参加一场活动，如果全场只有少数几个人装了这个应用软件，那基本上还是无法替代传统名片的，所以发展规模达到垄断比收费可能更重要一些。可投资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要计算一下，为了实现公司盈利，可能需要花掉多少投资？如果他们投的钱无法支撑到公司盈利，还需要找哪些投资机构继续融资？这个项目是否能说服更多投资人加入筹码？公司潜在的风险是什么？这个团队有多大的胜算把握？有没有潜在竞争对手？技术门槛高不高？用户付费意愿如何？付费便利性如何？续费率高不高？最后还有个挠头的问题就是，如果腾讯看上了这个生意也来做，你该如何应对？
那个时候我28岁，第一次因为冲动而辞职创业，没有任何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我做的五年财务预算在我看来很不错，第一年财务能打平，第二年开始盈利100万元，以后每年翻番，第五年有1 600万元的净利润呢。我很兴奋，可是投资人他们不信我。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我力所能及找了三家投资机构愿意见我，但最终没有任何风险投资机构愿意投资于我。
我一向是个积极乐天派，所以也没气馁，一边找投资，一边拉团队，一边为了未来的市场推广做准备。我准备搞一个“移动2.0论坛”，每个月拉一帮同行来聚会，一起讨论移动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我琢磨着通过这个线下活动可以激活我的人脉网络，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和我从事的“电子名片”移动应用，并且将来产品上线，这些参加活动的会员就是我的第一批用户。
我把第一次移动2.0论坛的活动地点放在了上海大沽路上一家朋友开的红酒西餐厅的二楼，可以容纳30人。我通过自己经营了三年的博客站点Betashow发布了活动的消息，然后又在手机上编辑好一条内容，群发给了100多位我直接认识的移动互联网同行。第一次论坛活动，我们讨论的主题是“Google Android是否可能成为移动互联网的垄断平台”。我请了Google移动事业部的总监田行智来给大家做分享，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毕竟2008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的概念开始崭露头角，大家对Google刚刚发布的免费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的未来还看不清，手机产业、移动芯片产业、手机软件产业、SP产业、运营商、风险投资人以及媒体都积极关注移动互联网的动向，很快30人的名额就满了。
活动前一天晚上，我在博客站点公开的活动通知被一位传统通信产业的民营老板傅总看到了，他也很感兴趣，于是联系我能否来参加活动。当时我们活动的人确实满额了，多了会比较拥挤，而且他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通信企业老板，跟其他来自华为海思、中兴、中国联通、大唐移动、飞利浦半导体、诺基亚、Google、高通、思科等公司的参会会员相比，逊色不少。于是我说，现在名额满了，除非赞助一万元成为赞助商，否则不能加人了。我没想到他很爽快地回答说赞助没问题，就是感兴趣来交些朋友。我倒是挺不好意思起来，这个活动本来就是AA制，也没什么成本，赞助也没必要，我只是设了个门槛而已。既然他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我也很爽快地说，赞助算了，这么有诚意，那就来交个朋友吧，挤挤就挤挤。
后来，这位傅总跟我成了好朋友，他看我积极热情、交友甚广，是个不错的苗子。那个时候他已经半退休，从东北搬到上海，打算寻求新机会，投点儿钱，找点儿事做。由于我第一份工作在华为，所以他对我的专业背景更加认可，于是主动问我，我做的这个移动应用，他是否能投点儿钱参与一下。
这算是主动找上门的“天使投资人”了，可他也没有天使投资的概念，只是想找个项目投点儿钱参与。鉴于我前面找各种专业投资机构融资不利，而这次又是一个感觉很有义气的朋友主动要投资，并且对我这么认可，我很感动，于是设计了一份方案给他。这是一份非常有诚意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
●傅总投资我20万元；
●我跟傅总签署借款协议；
●如果公司一年后产品做出来，傅总满意，20万的借款就转为20%的公司股份；
●如果一年后公司发展并不好，傅总不满意，那么我就归还傅总20万元借款。
现在回头再看，我当时独立设计出了美国流行的“债转股”模式，这对投资人是很大的保护。被投企业发展好，就转股，享受未来的股份增值；被投企业做得不好，就按照债务要求创业者还钱。由于我的借款是个人签署的，所以比美国的创业者要“更有诚意”——公司做不下去，我个人也要还钱。美国的创业者签署债转股的时候，用的是公司做借款主体，如果做不好，公司自然也还不了钱，最后破产清算就好了，不需要创业者个人背债还钱。
我哪里懂那么多，也不懂如何保护自己，我只是觉得，在那个阶段，在没有人认可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陌生人愿意给我20万元让我创业，我非常感激。虽然我是有了债务风险，可站在人家的角度，我个人还不出来，或者赖着不还钱，那他也没办法呀，这种事情也是很常见的。
于是，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我有了三个人的团队，每个月也能给他们发一点工资了。我们在诺基亚的Symbian平台上开始了第一个版本的开发，办公室就设在学校实验室，能省就省。这几个研究生的老师对他们做点实际的项目这件事还是非常认可的。我们把老师请出来吃饭表示感谢，发现他跟傅总都是东北老乡，还挺聊得来。
经过没日没夜的开发，我们的第一个产品终于上线了。两个陌生人第一次在聚会认识，他们都用多普达Windows Mobile手机。用户A给用户B拨打电话，然后A的拨号界面就能自动弹出一个提醒，说“您还没保存过B的号码，是否发一个电子名片vCard给B？”如果A用户选择点击“是”，那么B手机的待机界面就会弹出一个提醒，说“A号码来电，并发来电子名片vCard，是否确认保存？”如果B用户确实保存了A发来的电子名片，那么手机来电显示的陌生号码就会直接变成A的姓名和公司等信息。这么设计，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很多社交场合，用户经常忘记带名片，然后就会说：“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存一下我的号码。”所以我们想，打个电话这个动作少不了，那么存一下这个动作，能不能更简单点儿，不仅仅是输入名字保存，而是通过电子名片vCard，直接把用户自己设计好的名字、公司、职位、邮箱、地址等信息都放进去。
虽然功能在两部多普达智能手机上演示成功了，我们也举办了移动2.0论坛向大家介绍这个功能，收集意见和反馈；但这并不是成功的第一步，而是噩梦的开始。当时智能手机在整个手机市场的总量还不超过3%，非常少。而且，除了多普达的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还有诺基亚Symbian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以及运行在无数功能手机上面的Java系统，这些系统的开发标准不同，用户体验也相差很大。要想让这3%的用户都能体验我们的应用和服务，那就要购买所有型号的手机，把我们的应用移植到各个系统平台。这对于那个阶段的公司来讲，买手机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新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款，不适配肯定不行，适配的工作量比买手机的成本更大。另外，那个时代也没有所谓的AppStore这样的手机应用市场，想让用户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很难。大家要在电脑上用互联网下载手机应用，然后把手机通过USB接上电脑来安装。总之，那是移动互联网的初级时代，我们其实真正在期待的是iPhone或者Android能够一统江湖。
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因为“看到”未来而冒然行动，也因为“看不清”未来而一败涂地。一年后，一方面由于团队技术水平有限，另外一方面资金也捉襟见肘，20万元花完了还没拿出1.0版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路上各种事无巨细的挑战和考验都浮现了出来，想到的困难都发生了，没想到的困难也都发生了，而且比想到的困难要多一百倍。人才的匮乏、管理的混乱、技术的难题、手机平台的杂乱、营销的挑战，所有的困难如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我想，我是失败了。
我跟傅总经常见面，所以他对失败也没有感到很突然，中间很多困难他都看到了。不过我还是要面对失败的结果，就是归还他20万元。他还是比较客气的，给了我几个月时间去筹钱，幸而钱不算很多，我筹到了钱，归还了他，我们就没怎么打交道了。后来我做天使投资做得还不错，一直想找他感谢他当年对我的支持，可他就像消失了一样，再没出现过。
后来我也没有新的方向，一年的创业体验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比想象的要难得多，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新的项目可做，所以我就响应朋友们的需求，坚持把移动2.0论坛做下去，每个月还是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和业务形态。由于我工作效率比较高，认识人又多，所以在三年内一个人组织了50多场移动互联网活动，服务过高通、联发科、宇龙酷派、德国电信、法国电信、赶集网、去哪儿、易宝支付、大连亿达信息、中国电信集团号码百事通、华为终端等诸多公司。有些我就直接担任顾问，有些我就帮他们承担一些活动组织的工作。通过三年的移动2.0论坛组织工作，我又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也帮助很多初创企业在活动上对接成功了风险投资。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他们找我帮忙对接各种各样的资源和人脉，也愿意送一些公司期权给我作为奖励。
我发现，基于我的移动互联网人脉的价值来变现可能是个出路。但是，仅仅通过举办移动2.0论坛，然后在活动的过程中帮助项目融资，获得期权，并不能带来足够的现金流满足我的雄心壮志。而且，“对接投资换股权”这个模式很像一个存在了上千年的职业——“拉皮条”，听起来不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我想，我需要再迈出一步，升级一下这个模式。
2011年，通过身边一些朋友以及行业大佬的建议，我设计了PreAngel这个“前天使投资”的模式，在“Angel”这个词前面加“Pre”，代表比Angel更早期的投资。这个Pre的灵感来自于“PreIPO”，这是上市前的那一轮投资的代称，创业投资圈的人对PreIPO的概念很熟，所以一看PreAngel就知道这个Pre代表“早”的意思。
这个模式很简单，我找10个朋友，每人投给我10万元，汇到我的个人账户，这样我就有了100万元。我再用这100万元投资给10～15家找我做顾问的公司。我在每家公司担任顾问时，不仅不“索取”顾问费和顾问股，反而还投10万元给他们，但我要求他们实实在在地给我2%～5%的原始股，体现在工商注册上的。然后我将赚取的这些股份一半的收益分给我背后的投资人朋友们。像我这样有着大量人脉资源的顾问，对于刚刚设立公司的草根创业者来说，还是十分抢手的。其实后来发现，即便是很多在某些领域已经成功过的二次创业者，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也是新手。他们请我做顾问可以节约大量的“敲门”时间，可以更加专注在自己的业务和产品层面，把人脉拓展和资源对接的工作交给我是非常好的选择，至少在我看来，我能胜任这个“顾问”角色。
PreAngel模式让“顾问”这个角色更体面了，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也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不“投”你，我就不做你的顾问。而我背后出钱的朋友，他们大多还在500强企业做高管，也没有动力出来创业。可很多闲置资金和人脉，不用就浪费了，所以他们除了出钱，也会帮我对接人脉资源。我的一度人脉加上我的这些出资人的二度人脉，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整个移动互联网的人脉网络了。
于是，2011年一整年，我做了四期PreAngel基金，一共400万元，共投资了50家公司，做了这些公司的顾问（投资人），开始了我的投资生涯，开始了我的天使投资的故事。一晃六年过去了，六年中，我已经参与了七只基金品牌的建立：荷多资本、喔赢资本、十维资本、伽利略资本、鼎萃资本、黄浦江资本、容铭资本，同时还在美国设立了美元基金PreAngel LLC。PreAngel投资的金额也从单笔10万元升级到了单笔可达到2 000万元，累计参与投资了300多个科技初创企业，投出4亿元，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硅谷、纽约、洛杉矶等地。目前正在管理的基金总规模超过6亿元。
PreAngel天使基金的出资人也都是产业内的资深投资人和企业家，包括松禾资本厉伟、美图科技蔡文胜、上海联创冯涛、东方富海陈玮、唯品会吴彬、源政资本杨向阳、英诺资本李竹、老鹰基金刘小鹰、小村资本冯华伟、奇虎360周鸿祎、乐视集团及宁波天使引导基金等。
我是个“异类”，或者说“另类”，非主流投资人，因为我从来没在任何风险投资机构工作过，也不像很多风投从业人员拥有海外名校的学习经历；我不是中国知名互联网公司退休的元老，更没有成功创办过一家自己的公司并实现财务自由。可我还是做了天使投资人，并且在这个行业站稳了脚跟。
创办PreAngel的六年来，看起来顺风顺水，实际上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和糟糕的投资，虽然总体的账面收益（Book Value）还是及格的（年化收益率在30%以上），但我自己很不满意。如果让我带着今天的“认知”穿越回2011年，很多公司我是不应该投的，还有些公司投资金额可以少点儿，另一些公司投资金额应该多点儿；一些公司应该多投两轮，一些公司不应该退出那么早。当然，我并不是说因为我今天看到了结果，带着“信息”穿越回去才知道该如何决策。我强调，我只需要带着“认知”穿越回去。信息和认知有着巨大的不同。来自未来的“信息”，直接告诉你结果而不告诉你原因，这样的决策一旦离开了信息源就失灵了。更何况，未来是不确定的，所谓的“未来信息”都是不准确的。而“认知”是一种“判断和决策方式”，是一种基于不确定和概率的、面向未来的“投资决策算法”，好的算法才是决胜未来的关键。
没有这六年上百家企业的失败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现在的“算法”。回到过去是个假设，不可能发生；但面对未来，在做天使投资决策的时候，有了“决策算法1.0版”，我已经越来越笃定。有了方法论，我不再迷茫、不再犹豫、不再纠结、不再焦虑。天使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概率博弈游戏而已。找到了规律，看透了本质，就可以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潇洒和笃定。现在的我，更喜欢投资“逆境中悄悄成长的异类”，喜欢在大家都看不懂或者不看好的时机进场。至于为什么，我会慢慢解释。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目的，把我六年来的全部经验、教训、思考、心得和收获，记录下来并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