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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一”日
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那是后来被载入美国金融史册的“五一”日的前一天。我已经记不清那一天是晴空万里，还是一切被笼罩在旧金山的迷雾中，当时的我内心千头万绪。我能记得在那一年的整个春天里，投资者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情。尼克松“水门事件”噩梦终结，越战阴霾逐渐消散，市场开始复苏；从1974年12月起到那时，道琼斯工业指数（简称道指）涨幅已超过50%。我确信当时的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满怀希望，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难以相信坏日子真的到头了。
再过几个月，我就满38岁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在标志性的1 000点之下纠缠了近10年之久，并于1974年11月14日首次向上突破了这一里程碑。在此之前，它一直在800点上方徘徊。如果说我对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突破1 000点后能否保持坚挺只是“有所怀疑”，那么这一定是低估了我的疑虑。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当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直到1982年12月21日，道指才能站稳1 000点，那么我可能会大吼一声“去他的吧”，然后在事业上另寻他路。实际上，我一直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有谁会在长达20年的市场低迷期中创办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呢？这已经是我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三个创业项目了。我有时不禁怀疑，一个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呢？
更何况，当时的我正处于人生低谷期，背负着6位数的债务。我在克罗克银行有一笔商业贷款尚未偿还，我用这笔钱收购了合伙人持有的股份。由于离婚，我还背负了其他的个人债务。当时我已经再婚，却没什么资产了。海伦带着我们的孩子凯蒂，与我一起住在索萨利托的小公寓中。海伦的工作是房地产销售。我的新公司刚刚运行不到一年时间，促成我创办公司的原因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解除了对证券交易佣金的最低限制，并开启为期一年的试行阶段。我即将登上一辆不知会驶向何方的列车。
在那个星期三，我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试行阶段即将结束，试行政策将变身为美国金融系统的正式法律条文，我的经营计划是否能继续下去，取决于美林证券会做出怎样的决策。富有传奇色彩的查尔斯·梅里尔于1914年创办了美林证券，致力于“将华尔街的服务带给美国中产阶层”的愿景，美林证券是当之无愧的零售经纪业务之王，是承销额在10亿美元级别的“巨无霸”。它拥有一支规模达数千人的优秀证券经纪人团队，分支机构遍布全美，它的广告语通过电视和报纸被每个人熟知——“美林看好美利坚！”。查尔斯·梅里尔为了满足中产阶层的投资诉求，创办了美林证券。我很认同这个目标，美林是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个尝试为经纪人支付固定薪水的交易商，这种方式避免了我极度厌恶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唐·里甘的带领下，美林为了激励业绩表现日渐平庸的经纪人群体，重新使用行业传统的薪水支付方式）。美林证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对我说：“一旦美林涉足你的业务领域，你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挤垮。”
我的确很担忧，美林证券是组成华尔街的基石之一。美林高度依赖证券交易佣金，此外还坐拥利润丰厚的投资银行和研究业务。显然它不会放弃证券经纪业务。因此，我越想越坚信，美林一定会降低佣金作为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解除佣金限制的回应，哪怕降幅只有一点点。这正是我所畏惧的情形，我的业务会因此彻底垮掉，我的小公司没有任何理由能与美林这样的巨头抗衡。
在那个星期三的一大早［我习惯于早上6:30坐在办公桌前，此时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简称纽交所）大盘开市的时间］，我到达蒙哥马利街120号时，这些忧虑依然在我的脑中盘桓。我乘坐电梯到达24层那被寥寥数人挤满的小办公室中，我拿起一份刚刚出炉的《华尔街日报》，首页刊登的重磅新闻映入眼帘：“美林证券将针对低于5 000美元规模的交易提高经纪佣金”。这是真的吗？“……提高证券交易经纪佣金……”
难以置信！一直以来让我恐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林没有降低佣金，没有跟执行低佣金政策的我正面冲突，它没有夺走属于我的机会。相反，它利用议价佣金制的政策提高了对普通投资者的收费，同时降低了对大型机构客户的收费。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后，我欣喜若狂。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而我将竭尽全力抓住它。我走过了漫长的奋斗之路，经历过无数打击，但是在那一天，嘉信理财似乎真的得到了一个能在市场中立足的机会。我还记得那天我对自己说的话：我真的可以大展宏图了！
小时候，在父亲第一次给我看本地报纸上刊载的证券行情表时，投资就像一枚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股票似乎是能触及经济的魔法，一旦有了它，你就可以参与到经济运行中，这个概念让我深深着迷，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时至今日，我更加确信投资是能使个人实现财务自由的方法。人们通过投资，可以参与到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从而摆脱仅仅拿一份固定薪水的命运。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投资对我来说，似乎就是乐观主义者的终极舞台。你必须相信自己今天投入的资金一定能得到回报，否则不如将钱财藏在床垫下。你必须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但在创办嘉信理财的20世纪70年代，我很清楚当时的投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我认为投资者值得更好的服务。当时投资者进入证券投资市场，需要承担高额成本——平均佣金和买卖价差能吞噬投资者10%的资金！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基金经理进行管理投资的共同基金，管理费率高达9%。这意味着你的投资收益率至少要达到9%，你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如此高的费用被解释成投资者获得“建议”的必要成本。但是，这是获得“建议”的成本，还是进入市场的代价？华尔街从1792年在梧桐树下成立那天起就控制了佣金，随之成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了仅限创始会员们做交易的场所，自此股票经纪佣金便不容他人置喙。
实际上，嘉信理财的诞生源于我对股票经纪行业的失望。我是一名独立投资者，我对市场充满激情，我独自从事股票研究，我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享受追逐的快感。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某些股票经纪人用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指导我买卖哪只股票，以及何时买入、何时卖出。为这种毫无用处的建议付费，我感到深恶痛绝。此外，令我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相信股票经纪行业存在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问题。我知道华尔街众多的证券经纪公司（同时也是投资银行）尽管设计了所谓的隔离墙制度，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将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靠佣金生活的销售人员也一样，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都源于股票的交易佣金，而非为客户配置投资组合的咨询服务费。这不是他们的错，整个系统就是这样运行的。
但新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在长达数年之久的改革压力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启了一项大胆的实验，旨在废除有着近两个世纪历史的华尔街传统。在原有体系之下，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定了证券交易实行固定佣金制。如果你要做交易，就必须支付高昂的费用，且这个费用是固定不变的。当然，也可以不必如此，这取决于华尔街自己。规模较小的交易者得不到任何优惠，但大型机构通常会得到大幅优惠。最近大型机构开始利用这些优惠，它们设计了一整套复杂的系统，包括隐性折扣、单边交易、互相给好处等多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比如四分法，它是将佣金一分为四的疯狂方法，其目的在于用佣金反哺大型机构投资者，为它们提供额外利益。在采用四分法的情况下，假设一家养老金或共同基金的机构投资者购买1万股股票，每股佣金为1美元，佣金的分配如下：这1万美元佣金的1/4会支付给一家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会向支付这笔佣金的机构投资者提供专属的研究服务；另一个1/4将用于支付这家投资机构的人员旅行费用，当然是以“进修”的名义；还有1/4被花费在娱乐活动上，比如请这家投资机构的人在俱乐部、夜总会消费，或是招待一顿大餐；最后1/4才是股票经纪商的真正收入。更大规模的交易，比如10万股，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只不过用于分配的“大饼”价值变成10万美元。
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套陈旧的体系开始变得不合时宜，必须对其进行调整。机构投资者开始厌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不喜欢，甚至美国国会也被卷入。结果是，大型交易者的影响力在增强，纽交所不得不屈服于巨大的压力。改变势在必行。
大型机构投资者获得了全面胜利。它们最终掌握了一部分定价权，并迫使股票经纪商开始为争取它们的业务而互相竞争。但那些小人物该怎么办？那些单笔交易量仅为100股甚至更少的个人投资者该怎么办？我创办嘉信理财的目的，就在于希望搭上这趟行业变革的顺风车，借助股票经纪行业放松管制的机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我的关注点是个人投资者。我在自己的第一本书《如何成为自己的股票经纪人》中写道：“今天，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真正独立，摆脱不公平的高额佣金和总是给出不靠谱建议的经纪人。投资者曾经面对的肮脏现实是：经纪人建议买入的股票风险越高，他自己能够得到的利益越大。”
很多传统的股票经纪公司担心放松管制的后果。理由很充分：有超过30家纽交所会员公司在1975年关闭，超过100家股票经纪公司彻底倒闭或被兼并。但我丝毫不担心，因为我在旧有的体系下得不到一丁点儿益处。对我而言，改革才是我立足的机会。我想做对普通投资者有好处的事情，让更多美国人参与到股票市场中（我越来越觉得这对维护民主至关重要……实现风险共担），并在此过程中成就一个伟大的公司。我认为，如果我可以清除掉买卖股票这件事周围的所有障碍，比如毫无章法的研究、胡说八道的分析以及不可信的投资建议等华尔街赖以收取高额佣金的服务，仅仅提供基础交易服务，削减开销并聚焦于效率，那么我可以将佣金价格降至原有价格的25%，同时还可以获得利润。
我很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创办自己的折扣经纪公司，那么我会成为另一家折扣经纪商的忠实客户。对这件事情我已经等待太久了，我很确信自己并非唯一在等待的人。因此，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放松管制的试行阶段结束，并将于1975年5月1日正式解除对最低佣金的限制时，当在美国卖股票将与卖其他东西一样，其价格不是由监管机构而是由市场决定时，我已做好全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