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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远的挑战和挣扎
在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中，人们被毫无希望的工作禁锢着，几乎无法挣脱。我看到的这一点帮我渡过了在学校学习的难关。说实话，我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求学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一直在与阅读障碍症做斗争。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我比朋友们要感觉困难得多。我很擅长数学和科学，但成绩的取得也相当不容易。英文永远是最令我头疼的科目。我的阅读速度很慢，甚至没办法写出一篇文章来解燃眉之急。面对眼前的白纸，我的大脑会飞速运转，但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认定自己很笨，这个观念我持续了近40年，直到1983年，我的儿子迈克尔在学习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一开始，老师只是建议我们聘请家庭教师对迈克尔进行辅导，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效果，老师又建议我们带迈尔克去做专业测试。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诊断为患有阅读障碍症。阅读障碍症是一种由神经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学习能力缺陷。它主要影响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患有阅读障碍症的人在掌握书面语言的规律方面比其他人困难。当其他人自然而然地将字母组合成有含义的单词时，阅读障碍症患者看到的只是一堆令人困惑的符号。我喜欢把这种感觉比喻成在电视屏幕上直接看到成千上万个像素点。阅读障碍症患者不得不用大量时间解码这些符号，这导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掌握大篇幅文本所表达的意思。
对我来说，我需要先把每个字母转化成声音，然后把每个声音集合在一起，这样才可以在脑海中把单词或句子读出来。我无法立刻读懂“我抚摸了一只猫”这句话的含义，我必须把一系列符号变成声音，再转化成我能理解的意义，“wo…fu…mo…le…yi…zhi…mao”。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我还是会先试着通过声音进行辨识。这严重降低了我的阅读速度，也限制了我的文字理解能力。我经常一段话读到一半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我的阅读理解能力很差，我只能做词汇提取，无法进一步理解。
将声音和想法转化成书面文字，即专家所说的“语音处理”，对我来说就更困难了。这对于在学校学习来说是个大麻烦。我儿子的诊断结果当然令我困扰，但是也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这个结果明确了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也为如何解决指明了方向。它还证明了无论迈克尔遇到的是怎样的挑战，他都并非一个愚笨之人。阅读障碍症患者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如果未被确诊，他们可能失去自尊，放弃学业，甚至走上违法犯罪、滥用毒品、酗酒等等你能想到的各种错路。根据推测，约1/5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而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有研究表明，美国监狱服刑人员半数患有阅读障碍症。这是一个危险的循环，如果阅读障碍症患者在年少时得不到正确的帮助，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就会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其他途径，偏离正常轨道，很多人最后身陷囹圄。
在了解了儿子的情况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了解到阅读障碍症会受遗传因素影响。显然，我也是阅读障碍症患者，从小就是。不幸的是，在我成长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没有人对阅读障碍症有着哪怕一丝一毫的了解。如果有阅读障碍，你就会被打上“慢”的标签。我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离不开与老师们保持紧密的关系，以及掌握了一些让学习变简单的技巧。
我的努力卓有成效，我一直保持正常的升学轨迹。但我的确无法写作。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并不理想。我确信自己能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唯一原因是我擅长打高尔夫球。1955年，我在圣巴巴拉市立高中读高三时，舒特教练安排我们高中球队在斯坦福校园里与大一新生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我在前9洞中打出了36杆，那是我第一次在比赛中打出这样的好成绩，尽管后9洞的成绩不甚理想（整场比赛的成绩是77或78杆），但斯坦福大学的教练巴德·芬格认为我非常有潜力。不久后，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斯坦福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那里都是来自全美各地的聪明人。我被迫与那些从最好的预科学校毕业的精英竞争，并继续与阅读障碍症对抗。
在斯坦福就读的第一个学期，我差点儿被退学。突然间我有了巨大的自由。我参加了高尔夫球队。我有一辆普利茅斯车和一个假身份证，我在波托拉瓦利的一个名叫罗萨蒂的地方消磨了太多时间。我全身心享受大学的自由时光。我以为自己可以像高中时期一样轻松地完成课程，在考试前夜临时抱佛脚，通过各种手段蒙混过关。但现实却是我离被退学仅有一步之遥。斯坦福有一套评估学生表现的评分系统，如果我的分数再低1分，就不得不面对退学的处境。如果分数真的触底，我可以有一次再度尝试的机会，但必须先休学1年。这绝对不是恫吓，我见过身边的朋友不得不经历这一切。这给我敲响了警钟，我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学习。“你上大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打高尔夫球。”父亲得知我的成绩后这样说道。如果我不能尽快提高分数，他就不再帮我支付每年365美元的学费了。我放弃了高尔夫球，把精力更多地投入课业。学习的过程依然艰辛，我试遍了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有一位室友，笔记记得很棒，我向他借来笔记复习考试。但在我的分数超过他之后，他就不愿意继续借我笔记了。我自己的笔记做得十分凌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边听课边做笔记更困难的了。如果要写笔记，我就听不进去老师讲解的内容；如果我认真听讲，那么我只会把笔记记得一塌糊涂。仅仅是把听到的内容转化成单词，就已经够让我费力了，再把单词写在纸上，更是难于上青天。录音笔能帮上大忙，但那时人们还没有机会用这种工具。更何况，那时候没有人，尤其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竟然还存在阅读障碍症这样的问题。
换个角度来看，由于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因此在遇到普通人眼里不算什么的问题时，我也会付出极致的努力。长此以往，这种做事方式成了我一辈子的习惯。阅读障碍症在很多方面反倒成为积极因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抽象思维就比一般人发展得更好。
我的思维过程比较理性和抽象，而非按部就班式的。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不会被细节迷惑。我通常能快速洞察事物的本质，看到全貌，而不会与细节过多纠缠。
幸运的是，我的阅读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以前我必须先将单词转换成声音然后才能理解，而现在我可以直接明白它们的含义，我的阅读速度也越来快。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我终于做到了。
阅读障碍症带给我的积极影响包括让我跳出思维定式、用更概念化的方式思考等，这些让我在创办嘉信理财时受益良多。我的创业初衷是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终端投资体验。我寻求的是达成这一目的的途径。我并非唯一一个年少时学业受阅读障碍症影响，但后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锡斯科的约翰·钱伯斯、无线电话服务先驱克雷格·麦考、花旗集团的约翰·里德、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这些人都不得不面对学习能力的缺陷。这张名单上的名字还有很多，这绝非偶然。
在斯坦福读大一那年，我住在索托宿舍的双人间，房间里面配有两张床、两张书桌和两个衣柜。大二时，我搬到了位于西格玛努的兄弟会宿舍。在读大四期间，1958年12月，我结婚了。苏珊比我低两届，也是斯坦福的学生。她非常聪明，是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而我是经常挣扎在及格线上的差等生。我感觉自己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才有可能弥合我与她之间的差距。不过最终，我还是做到了。
在本科的最后两年中，我的经济学成绩很好，我的岳父拉尔夫·科特向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厄尼·阿巴克尔引荐了我。拉尔夫和厄尼是大学同学，并且是兄弟会的好朋友。幸运的是，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不错，我坚信在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我会在经济学方面有所建树。我向阿巴克尔院长保证：“我将为成功而不懈努力。”他选择信任我，给我机会。我被录取了。多年以后，当我有能力时，我向斯坦福商学院捐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咖啡馆。
在商学院求学的第一年，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甚至不敢相信，我竟然能坚持下来，还取得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成绩。在刚入学后的某堂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份案例研究作业，要求大家写一篇论文。有些人写了10到12页，而我只写了2页。这2页纸是我艰苦努力的成果。大约一星期后，教授在教室讲桌上放了几份论文，他说这些是仅有的几篇抓住了主题实质，并且研究得比较透彻的论文。我走上前，想看看能从这些论文中学点儿什么。
这堂课有200名学生，我的论文是桌上的五份论文之一。我倍受鼓舞。我为此付出了大量汗水，真的把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教授的认可让我拥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在学业上，我从未得到过类似的褒奖。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胜任这个类型的工作，但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可以。我发现自己具备理解商业行为的能力。
商学院的两年只有一个暑假，那个暑假，我在第一西部银行的管理培训项目中实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银行业务。多年后在嘉信理财，我们开玩笑地把银行业务称为“3-6-3”模式，指的是银行家们支付3%的存款利息，收取6%的贷款利息，下午3点到达高尔夫球场。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凯莉出生于1960年1月，那是我在斯坦福的最后一年。我在医院整夜陪伴苏珊，但在确认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无碍后，我不得不离开医院前往学校。那天我有三场期中考试。我在统计学和数学这两门考试中取得了A的成绩，但是在雇主关系这门课上只得到F，这门课也被称为人力资源管理。很显然，就经营一家公司所需要的能力而言，我还有很多短板。如果我要经营一家实体公司，那么我显然需要很多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