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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尔叔叔注资
阴云很快笼罩了整个行业，成为我早年在金融服务领域创业阶段的暗淡背景。当时的我背负着巨额债务。我从克罗克银行借了10万美元，用于买断米切尔的股权。那之后不久，整个市场行情走低，公司价值缩水，收入也逐渐枯竭。我花了很多年才偿清那笔贷款。这可能是我从那时起对债务和杠杆的态度变得非常谨慎的原因。在日常经营中，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不仅包括所有公司都需要面对的经营风险，还包括股票市场风险。在背负大量债务的情况下还要承担双重风险，对我来说是不明智的选择。如果我已经在年轻的时候为赚钱奋斗过很多年，有分析师们认为能使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现金维持在账面上，那么可能问题还不大。但是那时是创业初期，我离有足够的现金实在是太遥远了。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股票市场不是持平就是下行，我的收入也在不断下降。
此时，比尔叔叔出手相助。
比尔叔叔的全名叫威廉·施瓦布，他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从海军退役后，他在加利福尼亚成功创办了一家木制品公司——木材与箱公司，这家公司最初在文图拉市的科罗纳经营，在一次摧毁了工厂的火灾后，比尔叔叔把公司搬到了北面的雷德布拉夫。最初，他为南加州的果农定制木箱。随后，在越战期间，他在得克萨斯为军队提供木条箱。我是他哥哥的长子，而他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很多时候，他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在我10岁生日时，他把自己的海军帽送给了我。在我父亲的家族里，只有比尔叔叔是商人，我喜欢观察和学习他的工作方式。20世纪60年代末，比尔叔叔想在北加州买一些林地，我帮助他筹集资金。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乔治·罗伯茨，当时他还没有创办大名鼎鼎的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投资集团（简称KKR集团），而是在贝尔斯登工作。但是，乔治和贝尔斯登并没有为比尔叔叔的业务提供资金，最后是保德信保险公司表示对木材业务感兴趣，并且可以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不过，乔治和我从那时起就成了多年的好友，在嘉信理财的历史上，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尔叔叔性格比较倔强，甚至脾气有点儿差，但是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喜欢去赌场玩儿。他去美国西部出差，回来的路上总是会在里诺市的赌场里停留几个小时。他是那里的常客，享有2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在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由于我的公司急需现金，我与比尔叔叔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比尔叔叔，我需要10万美元解决我的债务问题，维持公司的发展。”他说：“好的。”米切尔退出公司后，我在1971年4月找到了新的合伙人。有了这笔投资，我将公司重组为第一指挥官公司，成为比尔叔叔的指挥官工业公司的子公司。我们加入了费城股票交易所，并在蒙哥马利大街120号的第24层租用了一间办公室，这是我在旧金山的第一个办公室。
那段时间，我一直饱受煎熬，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那时苏珊与我已经分居几年了，我们在1972年正式结束了13年的婚姻。也许在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同时保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完美是可能的，但就我自身经验而言，那真的很难实现，尤其是当我的投资业务陷入泥淖之时。从1966年开始，整个市场就在走下坡路。我现在意识到，自己肯定不是大家眼中的好父亲。我错过了太多的家庭晚餐，我没有辅导过孩子们的功课，也没有陪孩子们参加过体育活动。（其实，我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想不起来他有没有带我去过球场，或者来现场看过我的比赛。这不是借口，但是我可能重复了自己的成长模式。历史迎来了全新的阶段，人们开始认为男人应该为家庭付出时间。）
我从来不会为那段失败的经历感到自豪，但在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作为父亲、丈夫以及家庭的经济支柱，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千钧之重。我相信这些是我最重要的人生角色，我很认真地对待，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但是我也认为，苏珊和我结婚时太年轻了，我21岁，她只有19岁，我们当时还只是孩子。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早婚。我们在结婚之后很快有了孩子。等年龄渐长，逐渐成熟后，我们又经历了混乱的20世纪60年代，变得渐行渐远。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我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牺牲品。我太爱工作，总是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排在工作之后。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毫无疑问，如果我不是一直那么努力工作，一直过度担忧未来，我本可以投入更多精力陪伴家人，与他们一起享受更多时光。但我一直在挣扎。我开始怀疑抛弃一切只为拥有自己的公司是否是个错误。我真的在做正确的事情吗？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经很认真地考虑放弃当时的事业，另找工作。那时，我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去当一名证券分析师，可能收入也会相当不错。但在美国西海岸，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我得搬到纽约才行。这并非我所愿，因为我的孩子们与苏珊生活在加州。我甚至还一度想当一名律师，并准备去学习旧金山法学院的课程。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律师，他经常告诉我，无论做什么职业，有一个法学学历都很有用。我决定尝试一下。我买了相关书籍，开始参加在旧金山嬉皮区举办的夜间课程。但这次尝试只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多两星期。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阅读速度很慢，但更重要的是我对法律没有激情。我不能想象自己坐在大厦中的一间办公室里，把时间消磨在写文件上。我最终决定，如果自己真的需要一个优秀的律师，那么最好的方式是聘请一位。
那时，站在35岁的路口，我仍在苦苦挣扎，也没什么资产可言。我所拥有的只有债务。离婚后，我从马林县的卢卡斯山谷搬到了城里，我在一个名叫金门的地方租了一间一室的公寓，那个地方距离泛美金字塔不远。这间公寓在顶楼，租金并不贵。我喜欢这幢建筑，因为里面有个网球场。工作日白天，我要开车前往圣拉斐尔的第一指挥官公司办公室，但在晚上和周末，我经常和高中时期的老朋友雨果·夸肯布什一起在市区里消遣。雨果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毕业后加入他岳父的公司，在洛杉矶工作。他岳父的公司后来与投资管理公司斯卡德-史蒂文斯-克拉克公司合并了。那段时间，他刚辞职回到湾区，开始创办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分给了他一张桌子。他在拉金街上有一栋房子，是那种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别墅，我经常拜访那里。雨果的女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住在街对面的海伦·奥尼尔。
海伦比我小几岁，她的丈夫在一次空难中去世了。我们通过相亲认识，并于1972年结为连理。海伦比我聪明太多。（我给儿子们的建议是：找一个比你聪明的人结婚！）她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她的父亲仍健在。他开朗而热情，很擅长演讲，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商人，这些都是令我羡慕的特质。我很享受在他身边的时间。
海伦和我结婚的时候，刚好是熊市的开端。经济形势在1973年到1974年间到达了衰退的最低谷。遗憾的是，我的投资公司——第一指挥官公司虽然仍在运营，但已经丧失了核心业务。
我有很多从事经纪行业的朋友在那个阶段遭遇失业。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段令人绝望的时期。我们都曾在不久之前获得过或多或少的成功，成功的经历让现状变得更加难以接受。不过，至少我不会因为失败而感觉受到群体的排挤。每个人都在挣扎。
当每天打开报纸，看到的都是股市继续下行的消息时，人们很难为你的投资建议买单。
我们仍在发行《投资指南》，也拥有了一只共同基金和一个小型风险投资部门。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各个方向上尝试。我发现自己在拼命努力，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承接了一个大气污染防治公司的股票发行项目。我还飞往开罗去调研一项在尼罗河中间建造酒店的投资方案的可能性。结果，我哪件事都没做成。我希望自己突然选择投资音乐产业这件事的结果也可以用“无疾而终”来形容，而不是“损失惨重”。有一位音乐制作人向我推销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想法，他要在牛宫体育馆举办一场为期3天的名为“音乐博览1972”的音乐盛会。我们在星期五用公共汽车运送很多学生到现场，聆听罗杰·瓦格纳合唱团的合唱。星期六是摇滚日，星期日是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专场。我们承接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舞蹈表演——查克·贝里、博·迪德利等人都参加过这次演出。此外，我们还安排了可以供人们购买乐器的地方。这个活动有点儿像旧金山每年都举办的船舶展。我对宏大的想法和计划几乎没有抵抗力，这次投资让我马失前蹄。我太喜欢这个项目了，所以我个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我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一起参与了投资。好吧，这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损失了约7万美元。
第一指挥官公司一直在苦苦挣扎，比尔叔叔已经对他不成功的投资失望至极，他告诉我，他想退出。他正打算将木制品业务出售给一个大型伐木公司，并计划创办一只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是金融市场刚刚推出的全新产品，它可以让投资人获得比银行储蓄更多一点儿的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属于投资，与有联邦保险保障的银行储蓄不同。货币市场基金每份额保持1美元的稳定价值，像银行储蓄一样有利息，只不过利率会高一些。它有略高一些的风险，但是能带来略高一点儿的回报。比尔叔叔不想在我那个不成功的投资服务公司上浪费时间了。因此，他将自己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以10年期债权的形式卖给了我们。我和股东按比例分摊，我承担了大部分，其他几位股东，戴夫·鲍德温、杰克·霍斯费尔德、玛吉·瓦格纳以及乔·鲍勒分摊了剩余部分。在那年年末，我买断了所有人的股权，因为我无法承担他们作为员工的薪水了。由于身无分文，我没办法给他们现金，只能承诺由我偿还他们亏欠比尔叔叔公司的债务，一共大概10万美元。在那之后，公司和债务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孑然一身，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由于只剩我一个人（和几个员工），在1973年春天，我把公司命名为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 Company，Incorporated，加州企业管理局拒绝了只用我的姓氏命名的申请，因为与施瓦布药房重名。施瓦布药房是一个很有名的药房兼冷饮店，就坐落在以发掘明星而闻名的日落大道上）。
一场由嘉信理财引领的投资方式变革即将到来，而那时的我对此还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