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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不要因得寸进尺而错失幸运
在我们首次尝试公开募股的7年后，也就是我们从美国银行手中完成杠杆收购后的那几天，我已经准备好让嘉信理财再次进行公开募股尝试了。1980年，我希望募集400万美元资金救急，维持嘉信理财的增长。当投资银行把股价定在2.75美元，即募集总额还不到300万美元时，我放弃了。幸好，就在那时，托尼·弗兰克代表第一国民储蓄银行和美国钢铁公司出面，提出以我认为更合理的价格出资占股20%。手头有了现金，我就暂时搁置了公开募股的想法，重新把精力投入业务。
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公开募股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旁观者眼中，我们这个新兴行业还没有激发人们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当然，我能看到光明的未来——既能看到折扣经纪行业的未来，也能看到嘉信理财作为其中佼佼者的未来。但是，我后来知道为什么其他人并不认同了，因为那时为时尚早。
从首次尝试以来过去的7年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折扣经纪业务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摆脱了野蛮生长的形象，并正在整个经纪业务市场中攻城略地，从传统经纪公司手中夺取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与美国银行的联姻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大忙。嘉信理财比任何时候都无愧于折扣经济行业领头羊的称号。1986年，我们的收入超过3亿美元，增长了50%，我们的利润超过3 000万美元，增长了近2倍。而且经过多年的积极宣传，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各地投资者终于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了。嘉信理财已经成了金融界公认的能提供特色服务的公司，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查尔斯·施瓦布也已经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最重要的是，直至1987年夏天，整个华尔街的情绪依然热情高涨。1982年8月开启的牛市已经持续近5年，没有任何下行迹象。随着道琼斯指数飙升至2 500点以上，很多公司都在利用高估值的机会纷纷上市。新上市公司数量持续打破纪录，但其中鲜有像我们这样声誉、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很优秀的公司。以上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推动我们公开募股进程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内部因素也促使我做出相同的决定。尽管我们的债务主要是优先债和次级债，偿还的紧迫性不强，但是债务规模仍然十分庞大。现在我们既然已经从美国银行的桎梏中解脱，我就决定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偿还这些债务。我不喜欢背负这么多债务。这种感觉就像穿了一件财务紧身衣。大型银行的贷款通常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条款，比如要求你只能在资本开支方面投入多少，利润必须如何如何，或者如果你想这样或那样，那么必须先问问银行的意见，等等。我不想在如此多的限制下经营企业，与美国银行的联姻证明了这一点。我需要足够的自由迅速行动，我要不断投资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尽管这意味着损失短期利润，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举措能够建立更好的服务体系，当然也会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前方有太多我想要争取的机会，此外我们还有足够强劲的现金流可以支撑我们进行积极激进的尝试。越早还清债务，从各种条款中解脱，对我们来说越有利。
除了公开募股，清偿债务当然还有其他方式。我可以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一部分嘉信理财的股份，这样也可以避免在交易所上市后将面临的公众监督和权力机构的监管。事实上，为了减少债务而上市，往往意味着用一套经营限制（银行约束）去换取另一套可能更加繁重的限制，即资本市场对稳定和可预测利润的要求，甚至会不惜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当分析师时就了解到，投资者不会长期容忍低盈利水平，这一点在我后来担任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期间又得到进一步证实。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成功的私人公司会选择永远不上市（富达投资是投资服务行业的最佳案例）。富达投资的约翰逊家族总是有更多自由，可以在看好的业务上进行大规模投资。我有些嫉妒这一点。
竞争和市场力量促使你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不断寻找吸引客户的新方式，创新，有效利用资本，雇用更多的员工……实现增长。
但我相信，对客户和投资者保持透明，虽然有时会带来负担，但最终对嘉信理财来说是件好事。我认为，上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强化营销的作用，还可以兑现我们对现有客户的承诺。还记得吗？我们的宗旨是不讲故事。我们让客户自己决定他或她想要如何投资，然后我们尽可能干净、高效、低成本地帮助他们执行交易。那么，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账本，让客户眼见为实？其中一些客户如果决定成为嘉信理财的投资者，就更好了。我已经下决心，要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机会。我相信，成为上市公司所需要坚守的准则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一大优势。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这个充满活力的系统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现在从事后的角度看，都知道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分秒必争地推进首次公开募股——“黑色星期一”。市场即将崩溃，一旦噩梦成真，我们的资金来源就将枯竭。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首次公开募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从美国银行手中实现大规模杠杆收购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摆脱美国银行的束缚，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消耗精力的事情，而且彻底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帕特·麦克马纳斯在杠杆收购完成前就离职了。筹备首次公开募股期间，后台运营主管鲍勃·菲维斯也离开了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离职率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从一家银行的子公司转型为独立的私人公司，再转变为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那么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人。
然而，没有首席财务官，你不可能让一家公司上市。总得有人站出来，拉里·斯图普斯基同意暂时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我们找到正式接任者。可怜的拉里已经是公司总裁和首席运营官了，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责任。我相信他更希望我们能暂时放下嘉信理财资本重组的繁重工作，把注意力放回经纪业务上。但拉里总是这样，他会挺身而出，做公司最需要他做的事情。
他不是唯一一个感到不知所措的人。我记得在杠杆收购后不久，有一次我拍了拍里奇·阿诺德的肩膀，把他叫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站在那儿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好像以为我会和他握手，并送他一块金表，感谢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然而，我要求他立刻开始筹备首次公开募股的工作。“查克，”他几乎是在恳求，“你一定是疯了。”里奇坚持立场的最佳理由是，我们已经有了健康的现金流，当时的杠杆水平并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问题。他保证按照现有的业务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在两年半内还清债务。但里奇的假设建立在牛市会持续之上，而我不准备在这个假设上下赌注。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不管我们的表现有多好，也不管我们对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有多兴奋。
与上一次首次公开募股相比，这次首次公开募股的推进方式更为传统。我们邀请了摩根士丹利和第一波士顿两家华尔街的知名公司共同参与。我认为，这两家公司的参与意愿再一次表明，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和新兴行业的代表，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必须说明的是，我加入了一些条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迫使我们将上市日期推迟到了1987年9月。
第一，我将50%的新发行股票留给了自己的客户。投资银行家们集体反对，我想是因为这让他们自己的客户得到的股票份额降低了。用他们的话说，这真是闻所未闻。但我确信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因此我想让在嘉信理财开户的客户们分一杯羹。作为忠实的投资者，他们同样忠实于嘉信理财。
第二，我们给公司的许多员工在杠杆收购期间发放了认股权证。这样做的目的是弥补我的员工在获得美国银行股票后遭受的市值大幅缩水的损失。在1982年我们与美国银行达成交易时，美国银行的股价为22美元，1985年跌至18美元，1987年跌至9美元。我的员工经历了个人财富大幅蒸发的惨剧。因此，作为回购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向员工发放了购买未来嘉信理财股票的认股权证，并按照他们在美国银行市值缩水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比例进行认股权证的分配。对我来说，这是诚信问题。我曾带领他们与美国银行进行交易，我想确保他们有机会弥补这一决定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参与首次公开募股。事实证明，认股权证的作用远不止让人们恢复过去的财富水平，它们成为许多在嘉信理财长期工作的员工后来拥有的巨额个人财富的基石。
1987年8月，我离开旧金山去享受早该享受的假期，和家人一起去非洲进行了三星期的旅行。这并不是我度过的最轻松的假期。既然已经做出上市决定，所有相关的风险和障碍就不停地盘旋在我的脑海中。市场上负面的传言愈演愈烈。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决定，也可以控制自己如何执行，但是你不可能控制外部环境。
度假期间，一有机会，我就给旧金山和纽约打电话。加油！继续！我不断地鼓励同事们。经过7月的大幅上涨后，市场在8月趋于平稳。我们现在知道，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于2 722点，这是那一轮牛市的巅峰。当然，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大多数人只是认为这是下一次上涨前的短暂停歇。不过，我仍然很担心。那时我的紧迫感比1987年春天更加强烈。我们开足马力，快速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进程。
我们在9月初进行了路演。拉里、里奇和我花了一星期时间，在美国各大城市向机构投资者发表演讲并进行交流，然后乘飞机去了巴黎，很快又去了伦敦和法兰克福。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很享受，即使在那些我需要一天之内去不同城市对不同群体做3次相同演讲的日子里，也是如此。最难忘的一站是波士顿，在那里，我们与富达投资见了面。当时，会议室里挤满了20多个分析师。富达投资在华尔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我们能否成功上市至关重要，但它也是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对我们的经营情况非常好奇。富达投资的人盘问了我们两个小时。对于所有问题，我们都准备好了答案。结果非常好。我们做好准备了！
1987年9月22日，在我买断第一指挥官公司合伙人的股份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创业的15年后，在我从美国银行手中买回嘉信理财的6个月后，嘉信理财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SCH。
我们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被定在了16.5美元，远高于我们在最初考虑上市时预计的12美元至14美元区间。我们共发行了8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32亿美元（当天股价以每股16.625美元收盘）。在上市后的24小时之内，我们给太平洋安全银行汇款8 700万美元，虽然没有全额偿还债务，但足以减轻巨大负担。同时我们拥有了可以用来缓冲的现金，确保即使在动荡的市场中，也能保证业务的平稳运行。我对债务的巨大不安全感消失了。与此同时，我的净资产更上一层楼。我个人持有的嘉信理财股份当时价值1亿美元。不管从哪个角度衡量，我都是个有钱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富有。我与加州伍德兰的距离只有不到100英里，但距离我父母对金钱的担忧似乎遥不可及。
我幸运吗？当然。在职业生涯中，我经历过很多幸运时刻。幸运的是，我在年轻时就知道，驱使我前进的是对独立的渴望；幸运的是，比尔叔叔在我需要的时候投资了公司；幸运的是，我进入证券经纪行业之时，恰逢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拥有财富和投资股票市场的意愿，那是一个历史性阶段，放松管制彻底打开了人们投资的思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与我专业互补的人们；幸运的是，我们在1987年股市崩盘，投资者丧失兴趣之前的不到一个月里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
运气从来不只是运气本身，尤其是在股市或创业方面。
但是，光靠运气是远远不够的。洞察力、合理的期望和经验都有助于把运气变成机会。最重要的是，当运气降临时，你已经做好了抓住它的全部准备，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幸运。
尽管我不知道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会暴跌508点，跌幅近23%，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无法预知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几年来，股市在戏剧性地攀升后，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势，我知道自己必须为股市下行提前做好准备，坐拥如山的债务可不是个好办法。我记得在杠杆收购完成后不久，我与朋友乔治·罗伯茨进行了交谈，当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应该重新聚焦于产品服务和营销，而不是急于重建公司的资本结构。乔治和所有人一样，理解我对债务的不安和急于清偿债务的心情。“当你能筹集资本的时候，就尽管去做吧，”他明确地建议道，“不要踌躇不决，浪费时间，试图抓准市场的时机。”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不要得寸进尺，放走自己的运气。
当然，我没有忘记他很久以前向我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们刚打完周末的网球比赛，而嘉信理财仅仅只是一个想法的雏形。“你如何给公司估值？”现在我有机会回答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