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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如果没有行为假设做支撑，就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不公正的。从14岁开始学习经济学起，我便接触到了经济人（HE）这一概念（也称为“理性人”，如果你更喜欢这样表述）。经济人的能力很强，能够理解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能够在一瞬间完成最优化决策。
当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界同侪交流时，往往怀着傲慢之情，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对人本身的研究是浪费时间。作为一名年轻的经济学者，我也曾被这种信念洗脑。我是带着对理性深厚的，甚至是热忱的信念离开大学的。
然而，我的导师们并非如此，其中很多人都因我对经济人过度痴迷而表示失望。当时，我对理性假设下的数学审美就像遇到美人一样如痴如醉。然而，一位演讲者成功说服我去考虑部分理性的可能性，并使得我离场后立刻去阅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发表于《经济展望期刊》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父亲，一名财务顾问，总是激动地强调在股票市场中做主动管理是有意义的。而我，一名年轻、冲动、过度自信的经济学者，坚持用有效市场的观点审视整个金融世界。现在想来，不知道我应该对谁更为愧疚：是我的父亲，不得不听我持续发表垃圾观点？还是我的母亲，苦于忍受我和父亲无休止的辩论？
然而，在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后，我得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金融市场绝对不是有效的。回首往事，作为一名刚刚被克莱沃特·本森证券（Kleinwort Benson Securities）聘任的年轻经济学者，我写下的第一份笔记，为之后十年的学习定下了基调。我怀疑甚至没人读过这份笔记，就这件事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是少有的包含矩阵代数的随笔。不过笔记的主题是关于检验利率期限结构假说，即长期国债收益率相当于在该期限内预期出现的所有短期利率的平均水平，但我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说由于长期债券价格太不稳定而存在严重缺陷。
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前辈们已经充分论证了情感对于驱动市场的作用。归功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如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迈尔·斯塔特曼（Meir Statman）、赫什·舍夫林（Hersh Shefrin）、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等，将其他社会科学的洞见融入经济学中，引导我们获得了一个能够替代有效市场假说的金融学范式。同时，这一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受到学科先驱启发的、年青一代的行为经济学者的努力，这些努力使我们终于能够量化情感对于市场的影响。正如牛顿所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
本书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受众，并试图以我自身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经验，对分析市场进行指导。我在这里要感谢我的众多同事们——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感谢他们对我的启发，特别是埃德蒙·华纳（Edmond Warner，感谢他持续要求我牢记从商业的角度思考，并教我如何写作）、阿尔伯特·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他使我将兴趣从投资策略转移至经济学）、里奥·道尔（Leo Doyle）和大卫·欧文（David Owen）——他们对经济学的热情总能够感染他人。
本书的创作离不开我的同事们对这一领域的深厚兴趣。本书的一部分来源于近两年来我对机构客户和学术听众所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他们提出的妙趣横生又充满见解的问题，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我表示由衷感谢。特别是亨德森公司（Hendersons）的鲁伯特·卡尼（Rupert Cargnie）、凯蒂·派巴斯（Katie Pybus）、史蒂夫·丹比（Steve Danby）和全球保险公司（Aegon）的阿里斯泰尔·拜恩（Alistair Bryne）以及DAM公司的史蒂芬·巴罗（Stephen Barrow）——感谢你们。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安·埃斯马克（Christian Elsmark）和理查德·塔夫勒（Richard Taffler），他们提供了对本书初期草稿的有用建议。此外，感谢安妮（Anne）在本书撰写中对我提供的支持、容忍和谅解。
最后，我想感谢萨曼莎·惠特克（Samantha Whittaker，出版编辑）和出版集团的卡罗拉·米尔特（Carole Millett）为本项目实施提供的帮助。一如既往，本书创作中获得了上述各位以及其他没有提到名字的朋友的支持与帮助，但对于书中的错误，作者负有全责。本书作者以及John Wiley & Sons公司已在他们掌握的知识范围内，运用经版权许可的资料，完成了本书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