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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打响一场经济突围战
2018年之前，“唱衰东北”的论调甚嚣尘上，更有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顺口溜。而今，大佬们却齐聚山海关外，纷纷开启“闯关东”之旅，誓将打响一场经济突围战。若想决胜这场“突围之战”，还须从根源上探究东北是为何“沦陷”的。
毋庸置疑，历史上的东北当属全国城市的“老大哥”。原因有三：
第一，地缘及资源优势使得东北开发较早。东、北、西三面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相邻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优势决定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顺势带动该地区的开发。如，1898年俄国建造了东北最早的两条铁路——“满洲里—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哈尔滨—大连”的南满铁路；1905年，日本在东北建筑了两条窄轨铁路——“安东—沈阳”和“沈阳—新民”；1911年，日本又在东北边境建成鸭绿江大桥（安东—朝鲜新义州）。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脉，交通网络形成后，东北逐步从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转变。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北工业全面崛起。20世纪20年代中期，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推行“新政”，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到1931年，资源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增加至59.3%，要知道整个中国2003年工业比重才达到57.5%。1932～1945年间，由于日本幕后主持下的伪满当局苦心经营，加上“二战”后期日本害怕盟军轰炸本土，把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迁到了东北，促使东北的重工业体系更上一层楼，东北以占中国1/9的土地、1/10的人口，生产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66%的水泥、95%的机械，工业体量竟超过了日本本土，雄居亚洲第一。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被塑成全国重工业中心。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东北成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抓手，鞍钢、大庆油田、一汽集团等一大批国企云集，成就了新中国第一炉钢、第一吨油、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车床……历经20年的发展，东三省建立起涵盖钢铁、化工、飞机等重大工业项目的全面工业体系，占到中国重化工业份额的90%，“工业摇篮”“全国重工业中心”的名号实至名归。资源型产业基础及国企“长子”等“光环”缔造了东北辉煌。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以后，“光环”逐渐褪色，以致发展到后来重工业成为东北经济的掣肘。
第一，资源型产业单向发展，造成产业偏态。资源型重工业的历史作用赋予其“独角戏”地位，重大工业一柱擎天，产业升级未及时跟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资源全球配置、服务业对GDP贡献上升、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均衡的背景下，东北却向反方向发展，制造业占比由2005年的36.6%升至2008年的50%，而服务业的贡献由38.5%下降到35.2%。单一支点支撑的经济导致的最大后果就是一旦支点撤退，整个经济便轰然倒塌。东北经济两极化非常显著，重工业与农业占比极大，第三产业相对严重滞后，这种结构性“缺陷”一直被短缺经济所掩盖，当物质进入过剩年代，经济增长动力要从投资切换到内需，立马原形毕露，且积重难返。
第二，国企比重太大，市场滞后，活力耗尽。建国后，国家在东北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导致东北国企比重过大，大而全的国企制度对员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负责，负重过度，疲惫不堪。20世纪90年代推行“卖国企、甩包袱”的产权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大量中小国企被卖掉，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企业办社会、效率低、效益差的问题依然存在；加上均衡国策下政府“有形之手”趋于强势，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出炉，大量政府投资拯救了东北国企，此时的国企改革方向也出现了改变，从之前的“卖国企、甩包袱”变成了“战略重组、做大做强”，东北经济重新回到国企煊赫的时代，而东北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持续徘徊在30%以下，继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缺少就业岗位，人口外流。
第三，东北大起大落的背后还有国家战略下的时代理由。东北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攀越一座座高峰，几乎是计划经济最坚固的堡垒。可到了改革开放，东北在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中极其不适。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经济特区，就没有考虑东北，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验”。东北是中国工业支柱，一旦失败出乱子，国家承担不起。加之，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计划经济的成分不高，更容易试验市场经济新模式。因此，从国家战略看，政策更多倾斜沿海，对东北求稳并拖延改革开放，这恰恰导致东北与市场失之交臂，享受不到制度切换红利，更在计划堡垒中故步自封，产生地区落差也就在所难免。
第四，理解东北还要从“胡焕庸线”开始。1935年，我国地理学者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运用手工制图技术，发现了我国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分界线，这条线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胡焕庸线”。一头是黑龙江黑河，一头是云南腾冲，这条45度倾斜的直线把中国版图一分为二，线的东南边是36%的国土和96%的人口，线的西北边则是64%的国土和4%的人口，两边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神奇的是，它不仅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400毫米等降水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古代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荒凉与繁华的经济分割线……更神奇的是，自这条线诞生以来，中国经历了无数变化，人口规模从当初的4亿多变成如今的13亿多，经济结构由低级演变为高级，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和人口移民政策更是不断调整，这条线却始终“岿然不动”。无论人口布局、经济繁荣，还是气候变化等，都沿着这条线划分的比例发展。QQ即时在线人数地图、春运期间的百度迁徙地图、阿里菜鸟的物流预警雷达这三张互联网时代的产物，都隐现出这条80多年前画下的线。
同样的，濒临“胡焕庸线”的地理区位，也让东北自认为是“胡焕庸线”锁定了东北经济的繁荣程度。以往，在计划经济制度和国策的偏重下，所有资源都向东北倾斜，推高了东北“共和国长子”的形象，使其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最大堡垒。但反过来，“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愈发固化了东北的官本位思想，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思维在市场经济时期也没有转变过来，以至于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再加上在工业经济时期，东北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过度依赖资源产业，导致第二产业占比过大，这种结构性“缺陷”一直被掩盖，直至市场经济时期才原形毕露，且积重难返。更何况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东北气候独一份，以省会城市为例，哈尔滨、长春、沈阳的冬季长度均占全年一半以上，其中哈尔滨平均冬季时间最长，达207天，占全年的56.7%。这种冬季过冷且半年以上都在过冬的地方，放在其他国家基本都是无人区。这样的极端气候严重影响着东北的经济发展，转型越来越困难。
综上可见，产业偏态、市场滞后、国企强势，使曾经的“老大哥”变成了“老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