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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究竟如何定义？
从一般意义而言，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指代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总和，也包括随着活跃的文化活动衍生出的五花八门的文化细分市场。从经典文化观来看，人们对“文化”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文化学的奠基者、英国人爱德华·泰勒1865年和1871年在《人类早期历史与文化发展之研究》和《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过两个意思相近的定义：其一，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将文化界定为“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换言之，“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则认为，“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世界上仅正式出版物中给文化所下的定义即达166条之多，其中162条是英文。综合而言，中外对“文化”的百余种定义中，相对一致的倾向是侧重整体性，即为宽泛论观点（即广义“大文化”观点），且突出了其传承性，认为它是历史沉淀的产物。即便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与经典定义中的文化概念宽窄程度不尽相同，但两种定义都带有鲜明的“用历史照亮未来”的逻辑，更多强调历史性，但新时代对“文化”的注解在兼顾历史性的同时，更应突出其动态更新的未来感。
具体而言，可从三个层面拆解“文化”概念：
第一，横向上没有边界。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万事万物无所不包的，其本身也成为事物的意识。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是文化现象。其成分无穷无尽，“除了不在我们手里，它无所不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一个男人站在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一男一女，一个“哼”一声，一个“呸”一声，这文化就复杂多了。另一方面，文化又内化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商品除了具有工具属性，还有文化属性作为标识与内在价值。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提炼过的商品都是没有意识、无意义的，甚至是无价值的。故宫文创产品之所以火爆，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之所以大热，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故宫承载着的国家记忆和文化底蕴。
第二，纵向上没有界限，既在时间纵轴上收敛古今，又在认知维度上无限升级。就时间角度而言，文化让“历史照亮未来”，追溯文化轨迹，淬炼历史底蕴；与此同时，文化也由“未来引领今天”，强调对未来放飞想象力，进行绝对自由的勾勒，融合出一个兼具历史反省内敛、未来无边界畅销的多元素文化体系。正如《流浪地球》充满未来感的镜头语言下，流淌的是“中国式”家国情怀的表达，既传达了爱与希望，也为科技工业提供灵感，还激发了人们保护地球的责任感。就对文化的认知维度而言，人们必须保持开放与无边界。吴伯凡曾提出与盲点相对的“盲维”概念，即对某一个维度缺乏意识和感知，其隐患可从德鲁克总结德国在“一战”和“二战”的表现中略窥一二——“德国人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个个小陷阱，以便顺利地掉进一个大陷阱”。足见在文化的认知中避免“盲维”的重要性——多个维度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认知，否则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像16世纪末清朝的学者斥责利玛窦送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邪说惑众”“画工之画鬼魅也”，但当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谁还能对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自封“天朝上国”“世界中心”？
第三，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兼有冲突与融合。说文解字，“文”指各色交错（“物相杂，故曰文”），“化”携有生成、造化之义，“文化”本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意思。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强调开放、包容，才能释放多元、灵动的文化。被誉“西方文明的摇篮”的古希腊文化，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创新活力迸发的美国文化，源自移民带来的思想融合和碰撞等。当然，在此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冲撞与波折，比如我国历史上就已经历四场文化运动——始皇焚书坑儒革掉了儒家的温情脉脉，也守不住“大一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一枝独放即是春”的思维模式，结果人治与专制一脉相承；新文化运动扛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最终却走上“全盘西化”的极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与倒退更是不必再赘述。
正因为文化横无边、纵无底、动态的概念，天然决定了文化与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之间影响和被影响、需要和被需要的双向关系。
一来，文化被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所需要，产生“影响”，发挥“功能”。就经济效益而言，文化资本有着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独立价值，并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其效益在萨缪尔·亨廷顿对比加纳共和国和韩国的研究中可窥一斑，尽管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惊人，但在文化的影响下，30年后加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就社会效益而言，文化是不倚赖皇权或神权维系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歌德），文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喜悦、痛苦等情绪找到了名字和定义，意识到个体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可分享的集体经验，进而产生归属感，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二来，文化需要经济、社会等基本要素以动态更新，甚至文化本身就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无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社会的物质存在往往通过一系列介质方，如社会心理、基层意识形态等，作用于这类文化形态”（冯天瑜），都揭示了文化的终极根源要追溯到社会存在，尤其是经济土壤之中。由此观之，文化是一个全覆盖、动态演进的复杂整体，是过去、当下、未来所有社会、经济等基本要素的反映，又对这些基本要素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最后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共识。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会随着各个要素的发展而不断扩张、日渐丰富，如随着地域变化出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又反映着团体的共同愿景和标准化的行为规范。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这是工业经济的典型逻辑，从一定意义而言，对文化创新活力产生了抑制；而迈入后工业时代，当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甚至过剩之际，用于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以人类体验等为对象的生产，将逐步成为“第一个活动”，与之对应，文化领域竞相迸发活力，凸显发展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显然，在物质消费充盈，精神消费饥渴，创新与颠覆同在，冲突与融合相交的新时代，引领中国文化突围的力量将是通俗、现代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的表面符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