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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内外冲击的双重再造
当下，企业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面临经济形势“向下”与“向上”并存的格局。“向下”指的是下行周期四大拐点——去产能、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叠加，“向上”则是新经济、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等促使经济结构迭代升级。“向下”与“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织，企业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跌跌撞撞之中，企业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冲击。
从外部冲击来看，一是政策回归。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蔓延，“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大量企业通过“低买高卖”“模仿”“山寨”等方式抢占市场，利用政策空子积累财富。而如今，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各种规则不断完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的空间被全方位挤压，企业野蛮生长的土壤不复存在。
二是成本增加。加入WTO以来，人口、资源等红利使中国成为成本洼地，不仅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造就了一批“躺着赚钱”的中国企业，然而，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环境压力的日益凸显，生产成本已大幅上升。波士顿咨询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显示，以美国的制造成本为基准指数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已高达96。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膨胀、最低工资标准的飞速上扬成为诸多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利润压缩。高成本已经让企业“苟延残喘”，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出口贸易等领域的税收优惠也在减少，两面夹击之下，企业利薄如纸。中小企业倒闭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企业则开始外迁，如曹德旺赴美建厂、富士康出走印度等。
四是危机连带。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这头成长力惊人的巨兽让各国不得不忌惮三分，世界驶入战略碰撞期，国家竞争走向台前，外贸摩擦、工业竞赛、资本碰撞等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的海外发展自然被掣肘。典型如蚂蚁金服并购速汇金失败、淘宝被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华为CFO在美国指使下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等，中国企业在美遭受打压似乎已成“家常便饭”。
从内部冲击来看，一是领导力的合法性。一次创业时，凭借企业家的胆识、气魄，以及对机会的准确把握，企业得以无中生有、成长壮大，可以说，企业家是一次创业的灵魂，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力。如今，企业家领导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传承难，后代不愿接班已是普遍现象，有接班意愿的二代不到两成；聘用“空降部队”，又会面对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拧不到一起的矛盾。其次是管理难，企业规模的扩大让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大批“离经叛道”的年轻知识分子成为企业主力又让企业既有的管理规则和方式“岌岌可危”，领导力的衰落难以避免。
二是业务坚守。企业进入成长期后，若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便永远与外面的精彩世界无缘，更何况，创业成功后的自信，利润积累下的扩张实力等，都诱发着企业再次开疆拓土的心情。然而，即便大船也能掉头，如何掉、往哪掉也都是问题。典型如联想，联想开启手机、服务器等一系列新业务后，其主业PC业务的规模一度被大幅压缩，而在小米、OPPO、vivo和华为等厂商的挤压之下，新的手机业务市场也逐渐被蚕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是竞争力迭代。在当下这个越来越动荡和“黑天鹅漫天飞舞”的时代，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企业的兴衰周期在快速变短，以前，一个行业的变革周期是10年，现在则压缩到3～5年。尤其在新老经济交替之时，没有核心竞争力做锚，企业稍不留意便会被时代大浪拍死在沙滩上。
四是价值认同。正如任正非所说：“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利用制度建立起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是通向“世界级”企业的起点，而通过制度体系的建立而改变个人，实现企业价值观念的“代代相传”才是终点。中国企业发展很快，但又普遍缺“钙”，这便导致企业大发展时，人才大进大出，企业调整时，人才留不住。缺乏企业价值与企业文化这个群体奋斗的凝结剂，谈何企业优秀DNA的传承？
种种内外冲击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其始终行走在悬崖边缘，倒逼所有企业站在“二次创业”的拐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