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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道德论难阻生物文明
近年来，以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为代表的基因行业正在飞速发展。然而，一面是医疗突破的新市场前景，一面是临床应用的难控风险，导致社会舆论对基因编辑争议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当下基因编辑的争议很大程度上皆因混淆了人体细胞基因编辑的两大概念——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两者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遗传性，而后者则会代际相传。也正因此，体细胞基因编辑鲜有争议，从体外到体内，应用正逐渐展开，2018年年底获批临床实验的EDIT-101疗法 [26]
，就是体内应用的一例。而直接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毋庸置疑，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影响更大、诱惑更甚，毕竟相较于前者仅仅是对自身基因的修修补补，后者可衍生到定制生命、创造生命的范畴，让人类扮演“上帝之手”。
事实上，单纯从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角度思考，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其实早已“水到”。与体细胞基因编辑类似，尽管存在一定的临床风险（如脱靶），但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在技术上基本可行。2015年，中山大学的黄军就教授就对医疗机构废弃的不能正常发育的人类胚胎，做过48小时基因编辑试验。更何况其经济成本并不大，任何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都可以在数十万元的成本之内实现这一技术。然而，在贺建奎之前没有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其“渠成”，不仅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詹妮弗·道娜反对该技术在人体胚胎中的临床应用，且“14天准则”（胚胎研究不超过14天）是任何与人类胚胎相关研究领域的约定俗成，甚至是超过12个国家立法明文规定的红线。低难度、低成本，同时又有名利高回报，难怪贺建奎不惜模糊伦理审批所换来的“历史性突破”引爆巨大反弹。
显而易见，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担忧长期存在，并随着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爆出，大有甚嚣尘上之势。一时间道德论与阴谋论齐飞，而形成这种恐慌的逻辑无非有二：一方面，基因编辑打破自然规律，必然招来前所未有的报复。在通过基因精修实现“逆天改命”、逃出自然规律成为“超人”的同时，难以预计的危险便被创造并潜伏下来——且不论受基因编辑者的机体功能是否受损，即便安然无恙地生存、成长，其后代与未经基因编辑的人类繁衍，非自然的基因混入人类基因谱系中，存在激发新型疾病、污染人类基因库的可能。而这些“可能”都是一把把高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7]
。更别提基因编辑一旦被人为利用，生成强针对性的“生物原子弹”，或可不动一兵一卒达成人种绝杀。坊间流传的“转基因是西方国家灭亡中国的绝密计划”“SARS病毒是对中国的基因攻击”等，便是基于这种想象中的逻辑。另一方面，在道德伦理框架下，这项技术身负“原罪”。人类修改基因、扮演“上帝”角色，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帝造人—生命可贵—敬畏生命”的宗教逻辑釜底抽薪，甚至撼动对人性的认知。毕竟，连“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的基因都可以改变，那么有什么可以成为人性信仰的支撑？这一技术更与众生平等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未来是不是只能“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会不会加剧各阶层间的不平等？正如2002年，福山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指出“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敌人……而是生命技术”。然而，拨开云雾，现阶段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集体性焦虑，根本源自对未知的恐惧。当基因编辑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关乎“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但全社会对基因技术本身还未形成理性认知时，人们便如盲人摸象，各说各话，其神秘性与风险性被公众妄加揣度。事实上，基因的整修、调试一直在发生，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物竞天择的基因突变史，只不过伴随基因技术发展，人为选择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一进程。毕竟，完全由自然选择主导的进化过程太慢、代价太大，如针对病毒的免疫性状要以无数死亡为代价，大约需要100万年才能最终成型。但这种人为选择主导的外部进化，便真的意味着人类将肆无忌惮地凌驾在自然之上，最终招来横祸吗？
实际上，大自然没有那么脆弱，它自有其处理变异的成熟机制。人体内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基因，都只是“碱基组合再挂点修饰而已”，遵循完全一样的遗传学和物竞天择的演化规律。要知道，基因传播到整个人群的最快速度是6万～15万年的时间，前提是这个基因拥有无可辩驳且能维持万年的巨大优势。倘若基因引发了不利的性状，它甚至会自行消散。
与此同时，基因技术也没有那么强大，说到底，基因并不是绝对的预言者。人是复杂的动物，除了少数疾病和性状（智力、行为、性格），更多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量能“直接规定个体将有什么样子的特性”。没有绝对量，就无法进行数量上的精确调试，所以说，富人也很难精心制造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后代，进而塑成社会阶层无法逾越的鸿沟。由此观之，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顺应人类自然进化的方向，不过是加快了个体进化的进程。一味地强调维护人类基因库的自然性、人性的纯洁性、伦理的正统性，既是“本质主义”的迷思，也是“人们尚未做好准备”的具象表现，却阻挡不了生物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拉宽历史纵轴，新文明往往在争议中登上历史舞台，但毋庸置疑，旧时代旧伦理的框架将被时代的车轮毫不客气地摧毁。
正如牛顿经典力学打破了保守势力和陈旧观念对科学理论的限制、瓦特蒸汽机冲破了农耕时代生产力的束缚，以此为标志，人类迈入了工业文明；普朗克量子力学颠覆经典力学、电脑网络化革新生产方式，以此为标志，信息文明接踵而来。当下随着基因图谱被打开，生物文明正不管不顾地登堂入室。生命科学每往前迈出一步，都会蹚出一个巨大的市场。作为生物经济初级阶段的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继汽车、机械制造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预计到2020年全球市场规模将增长至3276亿美元。伴随着基因工程逐步把“生命的密码翻译成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农业日趋成熟，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快速兴起。按《时代》周刊的说法，“2020年后人们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生物经济将产生10倍于信息经济的规模”。从此意义而言，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以牺牲双胞胎姐妹的利益为代价，她们或终其一生都被打上实验品的标签，但客观上这也是迎接生物文明的一种尝试。
眼看着生物经济这一条新的赛道已然打开，各国已争相进场。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院发布《到2030年推进粮食与农业研究的科学突破》，提出在2030年之前为应对紧急挑战并促进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需要实现的五大突破；欧盟发布“欧洲跨境基因组数据库合作宣言”，推动精准医疗进程；俄罗斯政府批准《2018～2020年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发展措施计划》，促进生物医药、工农业生物技术、生物能源和基因工程等9个领域的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设立合成生物学研究计划，利用合成生物学推动生物基础产业发展。与欧美日等国相比，尽管我国生物产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基础研究差距在5年左右，产业化的差距在15年以上”，但已出现点状爆破的领先领域。尤其是在基因治疗方面，早在201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开展了首例基因编辑抗癌治疗的临床试验（另一说法是2015年安徽合肥的解放军第105医院开展了首例基因编辑医疗临床试验），提前美国至少两年。更何况，中国天生携带非一般的优势，为中国决胜生物经济时代提供了底气：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研发实力，又有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还有庞大人口基数下的人力资本支撑及生物经济潜在市场，更重要的是没有宗教对生物技术的僵化约束，所谓人与人性，不过是碳氢氧氮的构造之物，中国天然成为生物生命技术先行先试之地。
当然，在跌跌撞撞走向生物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人们既不能无视风险和伦理，唯技术至上，狂热地打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式的利维坦，也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而应兼有勇者的果断和智者的戒慎，一步步拾级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