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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已成21世纪国家战略
关于文化的重要性，历史实践早已给出答案。日本就曾两次靠文化“逆天改命”：第一次是7～9世纪的“唐化”。在前后13批、人数达数千人之多的遣唐使帮助下，日本无论是政治制度、礼乐传统、生活习惯甚至是语言文字，统统汉化，就连首都“平安京”都是按照长安城的设计来修建的。通过长达300年的“唐化”改革，日本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从一个落后的荒岛跳跃式进入封建社会。第二次是19世纪的“脱亚入欧”。福泽谕吉于1865年发表《脱亚论》一文，鼓吹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这一阶段最典型的，就是日语语言文学上的言文一致，即脱离原有的汉文和汉文表达模式，并增加表音文字（假名）的比重，从而趋近欧洲的语音文字。明治维新不到30年，日本即蜕变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从中国的附庸成为一个具有扩张性质的国家，在局部战场上，先打败中国，又打败了俄罗斯。
如果说文化对内是驱动国家大机器运转的燃料，那么文化对外则不断输出影响力——殖民时代表现为一种“侵略”手段，近现代更润物细无声。西方殖民全世界的500年过程中，其顺序首先是军事征服，建立殖民地，然后是进行文化与宗教的征服。且相较于军事、商业，文化的入侵显然深刻得多。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梦碎之际，政治上的反殖民过程却没有伴随文化上的去殖民化，霍尔曼·沃克在《战争与回忆》中写道，英国“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在一段时间内，即便是经济层面无敌的美国，对英国仍是顶礼膜拜，所以才会有《泰坦尼克号》里的美国富人成群结队地寻找英国没落贵族家的女儿结婚。近现代的历史则见证了美国逐渐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霸权，尤其在“冷战”获胜后，内嵌于美国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在全球大受欢迎，许多国家放弃了本国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成为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相一致的新政权。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数量从60多个增加至近150个（据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统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数量从40多个上升至近100个（据《华尔街日报》）。在这种“大皈依”的背景下，也难怪弗朗西斯·福山创造出了“历史终结论”——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被无限拔高，提升到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高度。
显而易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国家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承担着难以替代的历史使命。而到了21世纪，文化的重要性又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需求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时代已过，转向精神至上。无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日本作家三浦展提出的消费四阶段，还是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说明了物质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满足的普遍规律。
从供给角度来看，传统工业经济到头了，文化产业兴起是后工业社会的客观需要。苹果因产品设计易于使用和易于理解而闻名，以售价高达12299元的iPhone XS Max机型来说，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屏幕价格约524元、A12处理器芯片价格488元左右、摄像头700元左右，再加上其他部件，加起来成本总价不过3000元左右，剩下的近万元实际上买的是设计。与之类似，日本有家叫作“AKOMEYA”的米店，开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销售的大米都是不超过1000克的小包装，每逢节日还会设计限量版的定制礼盒，凭此，日成交量竟达2000单以上，并获得过《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可以说，在这里卖的不是大米，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理念。综上，后工业时代的工业产品除了要质量过硬，文化内涵将成为产品的主要竞争力。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工业时代的经济繁荣由制造业驱动，那么强调文化概念的服务业则将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引擎。
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文化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WTO 2.0时代，由企业法人间的竞争发展成国家法人间的竞争，各国皆处于“品牌形象”的竞争中。有深厚历史和艺术沉淀的奥地利奉行“以古典传统为基础，以当代文化为重点”的方针，打造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萨尔茨堡艺术节等文化品牌，以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等一批世界一流的文化标识。通过这些著名文化品牌和标识，奥地利尽管总面积不过重庆市这么大（约8.3万平方公里），但尽显其民族文化的魅力和亲和力，是国际上当之无愧的艺术圣地。由此可见提高本国文化魅力的重要性。
显然，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已成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维度。纵观各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除了美国，其他国家要安身立命、发展壮大，都必须借助政府弯道超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为基础。毕竟作为高度市场化的国家，美国政府中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并不多，在文化产业方面也是如此。但即便政府没有直接出手干预，美国仍通过健全法律规范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
毋庸置疑，政府无论是直接指挥，还是通过营造一个适宜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间接引导，都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战略角度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核心，正在于处理政府与文化的关系。如在文创产业关键的金融与投资体系搭建领域——日本政府联合民间企业、组织共同出资设立“酷日本”机构，从资金、战略、经营方面给予文创项目长期财务支持与帮助。其扶持对象不仅限于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如《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4月9日就报道“酷日本”欲利用接地气的“网红”来宣传日本。结合我国国情，以海派清口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内容产品，就是亟待政府扶持以开拓市场的新蓝海。当然仅靠政府扶持是不够的，文化还需要内部勾兑。英国捍卫言论自由，但也有“女王的禁忌”。英国有个笑话是“一个英国人掉进了湖里，喊救命没人来，于是喊了一声‘打倒女王’，结果两个警察立刻从远处跑过来，把他捞起来送进警察局”。足见就界面关系而言，人们在激发市场活力、让文化自由创新的同时，也要划定底线，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政府系统性地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和项目的同时，政府与市场界面、文化时空跨度之间，也需要充分勾兑与平衡。待到那时，我们才能迈开现代化文化强国的第一步。